熊蕾：父亲熊向晖革命生涯的指路明灯

熊向晖中学毕业照，拍摄于1936年

对于父亲熊向晖来说，“一二·九”运动不仅仅是一场席卷全国的抗日救亡爱国学生运动，更是他找到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的指路明灯。

寻找共产党

“一二·九”运动发生时，我父亲正在江苏省立南京中学读高三，时年16岁。江苏省立南京中学是当时全省最好的中学，荟萃了来自不同省份的优秀学子。

父亲在南京中学高中部的学习成绩优异。在他们1936届毕业纪念册中，一位名叫杨承栋的同学这样描述我父亲：“明敏的头脑，干练的才能！在功课上，获得全级最高的Marks（分数）；在年龄上，是全级最小的数字——17。”这位杨承栋比我父亲年长两岁，后来改名许立群，新中国成立以后担任过中宣部常务副部长。

父亲不仅学习成绩出众，而且热心社会公益活动。他是这一级学生会的代表，也是毕业纪念册编委会的委员。为了顺利出好纪念册，他们还发起了募捐活动，父亲兼任募捐委员会的委员，很是活跃。

南京中学的校园宁静幽雅，但是当时的中国却风雨飘摇。1931年9月18日，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沈阳，至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3000万中国东北同胞沦为亡国奴。而此时的国民党政府奉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消极抗战，面对日益猖獗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嚣张气焰，几乎无所作为。

我父亲在南京中学读高一时，1934年6月发生了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副领事藏本英明出走的事件。整个事件中，日本的无理骄横与中方国民政府对日方的唯唯诺诺给年轻的父亲和他的同学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令他们愤愤不平。

16岁的父亲虽然年轻，但是这个时候已经颇有一些经历了：

他4岁时就启蒙念书。那时我爷爷在山东做官，可是军阀混战，他的官也不好做，北伐战争之前，才40出头的爷爷就“告老还乡”回到老家安徽凤阳。可是爷爷“衣锦还乡”不久，家里就遭到土匪洗劫，还把我5岁的叔叔绑了票。虽说不久之后当地政府联合红枪会剿灭了那股土匪，我三叔全须全尾地回了家，但那段胆战心惊的日子给他和全家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

除了匪患，还有兵乱。在北伐军打到凤阳之前，为祸地方的主要是军阀孙传芳的兵，他们鱼肉乡民，尤其是奸淫妇女，恶名昭彰。父亲15岁的二姐、13岁的三姐和12岁的四姐每天在漂亮稚嫩的脸上涂上黑灰，一听说来兵了，就赶紧躲藏在后院的柴堆里，惊恐万状，让当时只有7岁的父亲永远都不会忘记。

父亲在凤阳读小学时，北伐军打到凤阳，他和全城老百姓一起欢欣鼓舞地迎接北伐军。他曾回忆说：“北伐军士兵精神抖擞，他们身穿灰布军衣，打着绑腿，戴着或背着斗笠，上面写着‘国民革命军’。他们不住民、不扰民，受到凤阳百姓的热烈欢迎，家家给他们送茶水。他们在凤阳与孙传芳的军队作战时，老百姓自动组织抬担架运送伤兵。”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之后，幸免于难的共产党员有不少潜伏下来，到农村教书。凤阳的中小学也来了一些这样的共产党员。父亲说，他们隐蔽了共产党员的身份，用巧妙的办法宣传革命思想，选课有意识地加强近代史和反帝反封建的内容，介绍鲁迅等人的书给学生看。

这是我父亲最早接触到共产党，虽然那时候他不知道这些人的真实身份，但是对他们非常有好感，因为这些人有学问、有见识、有本事。他们推荐的那些书，我父亲非常喜欢看。他曾经回忆说，那时候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不受学生欢迎，鲁迅的书，还有茅盾的《子夜》，大家都抢着看，最受青年们欢迎。

父亲在南京中学读高二时，学校转来了一位新同学，名叫郑代巩。郑代巩年长我父亲4岁，来自贵州。他在贵阳县立中学读书时，联合学校里的爱国青年与贵阳各校学生共同组建“抗日学生救国团”，积极宣传抗日，在贵阳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以抵制日货为主的抗日救亡运动，还带领同学砸碎了有他父亲股份的恒星益百货商场，以表明自己抗日的坚决。郑代巩的父亲大怒之下，将他送到首都南京，转入南京中学，由自己的友人“严加看管”。

友人可管不住这个思想活跃的年轻人。郑代巩很快就找到了我父亲等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组织了读书会，大家一起阅读，讨论邹韬奋先生主编的《大众生活》周刊、李公朴创办的《读书生活》半月刊，学习了《读书生活》连载的《大众哲学》——这是青年哲学家艾思奇面向普通大众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优秀著作，在当时追求社会进步的读者中影响极大。

我父亲积极参加了这些读书活动。幼年时在家乡目睹的社会不公，少年时经历的国耻国难，使得我父亲和那个时代的许多青年人一样，萌发了救亡图存的强烈愿望。从这些进步读物中，他渐渐认定救亡图存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他所追求的真理也在中国共产党一边。可是，他却不知道去哪里找共产党。

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著名的“一二·九”运动爆发了。北平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的影响波及全国，父亲和他南京中学志同道合的同学们也参加了请愿集会和声援北平学生的示威游行。

父亲认定，北平是“一二·九”运动的发源地，清华大学学生是“一二·九”运动的骨干力量，这样规模的爱国学生运动，背后一定有共产党的支持甚至领导。要找共产党，去北平，上清华大学，准没错！

上清华，找共产党

除了要找共产党，我父亲向往清华大学也因为他喜欢清华的现代气息，不像北京大学那么古老，也不像燕京大学有教会学校的神学色彩，而且清华大学有很好的学生宿舍，不像北大需要学生去租公寓住。

1936年9月，几位南京中学同学在清华大学校园合影。左一为许立群，他身后手搭在他肩膀上的是熊向晖，前站立者是郑代巩，右一是夏秉恒，右二是王家珍

我父亲1936年夏天从南京中学毕业，同时报考了清华大学、国立北平大学、武汉大学和另外一所大学。清华大学那年在全国只有三个考点，分别在北平、上海和武昌。当时父亲家正好在武昌，其他几所学校也在武昌设有考点，所以他就回家投考。

几所大学相比，难度最大的还是清华大学的考题，但是父亲觉得也最有意思。我父亲报考清华文学院，不知道总共考了几门，但是一些考题他几十年之后还记得很清楚，比如历史卷有一道考题——给出40个历史人物姓名，要求考生按年代顺序把他们排出先后。语文考题中，有成语解释，每个成语给出四个选项，要求考生划出一个正确的，如“汗牛充栋”，给出的选项是汗多、牛多、洞多，还是书多？中文作文考题是“我的衣服”。英文作文考题则是“与黄包车夫对话”和“篮球比赛最精彩的片段”。当时清华大学的录取率大约是百分之五。

结果父亲这四所大学都考上了。清华大学的录取名单还登在了报上。上哪所大学呢？当时清华大学每年的学费是400元，而武汉大学只需要100元。

我爷爷奶奶当然不想让我父亲去北平，除了费用问题，还担心当时的北平随时都有被日本侵占、成为第二个伪满洲国的危险。他们希望我父亲选择武汉大学。

我父亲虽然一向比较乖，这次却坚决逆反，一定要去北平念书。他当然不能告诉家里人他去北平的目的是找共产党，不过把非去北平念书不可的意愿表达得很明确。他做了最坏的准备，如果父母不让他上清华，他就上北平大学，这所大学不仅免学费，而且管饭费和旅费。

巧合的是，我爷爷全家搬到武昌后，一直租住在闻一多的老父亲家。我爷爷一家住在楼上，闻老太爷一家住在楼下。闻一多当时正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闻老太爷一直都很喜欢我父亲，认为他勤奋好学，听说我父亲考上了自己儿子执教的清华大学文学院，非常高兴，跟我爷爷说：“清华可是个好学校，我儿子就在那儿当教授，孙子立恕也在那儿念书。北平虽然有危险，但是现在不会有事儿。”他还说要写信告诉闻一多。闻老太爷的态度说服了我爷爷奶奶。就这样，他们终于同意我父亲去北平清华大学读书了。

1936年8月下旬的一天，17岁的父亲告别了家人，只身乘火车来到北平。

每当想到父亲报考清华大学的目的时，我就特别感慨。清华大学从建校至今，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众多莘莘学子，有几个是为了找共产党考清华的？而指引我父亲来清华找共产党的，就是“一二·九”运动。

在清华，找到共产党

我父亲可以说一出北平的前门火车站就找到清华的党组织了。党的外围组织——清华民先队组织的新生接待站就在火车站外面。

民先队，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的南下宣传团为基础，1936年2月1日在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正式成立，是公开的群众组织，在北平各高校都有分队。在全国抗战情绪高涨的形势下，民先队组织发展迅速，到1936年底已在全国30多个大城市设立分部，甚至国外的巴黎、里昂、东京都有民先分部。

接待我父亲的是一位十级学长。他带着我父亲坐上从前门火车站到东单基督教青年会之间来回穿梭的通勤车，一路上大谈“一二·九”的事情。

到了青年会，则有校车开往位于西郊的清华大学。从1928年清华大学改为国立大学后算起，我父亲他们这一级应该是1940年毕业，为清华12级。

新生注册是在体育馆，在清华第一个体育场——西大操场西侧。体育馆内地板光滑，我父亲还不习惯走这样光滑的地板，两次滑倒，才到了注册的地方。

注册第二天，我父亲去明斋看闻老太爷的孙子闻立恕，他是闻一多一位哥哥的儿子，比我父亲高两级。和闻立恕同一寝室的是他的同班同学、清华物理系学生杨学诚——对清华党史有点了解的都应该知道他。

杨学诚（1915-1944）是清华大学出身的著名抗日英烈，民政部认定的抗日英烈名录成员，参与创建鄂中抗日根据地，1944年因积劳成疾逝世

杨学诚与闻立恕一样都是1934年从湖北考入清华的。杨学诚正是当时清华民先队的负责人之一，不久前在1936年5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闻立恕从他祖父的家信中知道了我父亲的情况，告诉了杨学诚，故而杨对我父亲很注意。

闻立恕带父亲拜访了闻一多教授。回到明斋之后，杨学诚就和我父亲闲聊，很注意了解“一二·九”运动在南京的情况。杨学诚考入清华后，一直是埋头读书的好学生，从来不问外事。但是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中，他挺身而出，成为运动的学生骨干之一。“一二·九”运动后的南下宣传、民先队成立，杨学诚都积极参加。

1936年3月10日，河北省立北平高中学生郭清因参加抗日爱国活动被捕入狱后，惨遭折磨而死，愤怒的北平大中学生在3月31日组织了抬棺游行。杨学诚也是带头人之一，在斗争中成为公认的学生领袖之一。

杨学诚像

父亲说，杨学诚相貌英俊，面庞白里透红，为人诚恳，谈话说到兴奋时双眼闪闪发光、炯炯有神，好像能看透人心。跟他对谈的人，简直看不到他心里有半点私心。他的演讲非常富有感染力。

我父亲跟杨学诚讲了南京学生声援“一二·九”的活动，还把他主编的毕业纪念册给杨学诚看，里面收录了他写的两首诗：《哀辽宁》和《三年》。

这本纪念册反映了当时国民政府所在地首都的学生和老师的主导思想，就是抗日，以及对国民政府消极抗日的不满。

几天之后，杨学诚带我父亲去见了蒋南翔。蒋南翔此时是清华民先队的主要负责人和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也是“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1985年，熊向晖（左）与蒋南翔同志在清华

“一二·九”运动那句响彻全国的呐喊，“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就是出自蒋南翔。他们谈时局，谈对抗日和对蒋介石的看法。蒋南翔听的时候多，偶尔插一两句话、提一些问题。这之后不久，我父亲就参加了民先队。

9月1日，在大礼堂举行了开学典礼。按当时清华的惯例，我父亲他们这些12级的新生，先在同方部集中。每个新生都戴上用玻璃纸折成的帽子，参加开学典礼。到了大礼堂，高年级学生已经就座，把中间位置留给12级新生。

清华大学当时有文、理、法、工、农五个学院，其中农学院设在长沙，已经建好但还未招生。教学承袭美国大学的教育体制，几个学院大一新生都不分系，而是在生物馆的阶梯教室上大课。

文学院大一的授课老师都是名家。教逻辑的是金岳霖先生。冬天清华的暖气很暖，金先生外罩中式皮袍大衣，里边却是西装。他进了教室就一层层脱，见此情景学生们笑，他也笑。

教经济的是陈岱孙先生。

英文由外文系主任王文显先生亲自担纲。教材也是他自己编的，或是英文短篇小说，或是杂文，每篇各有一个中心，比如一篇写植物园，里面是各种花卉；一篇写动物园，有对各种动物的描述；一篇写音乐会，那是各种乐器的荟萃及欣赏。这样的教材既开阔了学生的知识面，也让他们积累了丰富的词汇量。

教语文的是朱自清先生，余冠英先生担任助教。

大部分课都安排在上午，下午的课不多，我父亲和很多同学就喜欢去图书馆。

下午4点以后，大家就去体育馆，除了做器械操，还可以打篮球。不管多少人，大家都一起打，学生们称之为“斗牛”。

去体育馆健身，每人都有一个locker，就是储物柜。这东西我父亲还是到了清华才第一次见到。如果不打球健身，还可以去游泳。清华大学的室内游泳馆当时在全国都很罕见。

周末的时候，父亲就会和杨承栋（许立群）等一起考上清华和北平其他大学的南京中学同学聚一聚或者一起游览。从学校西门外的圆明园遗址、颐和园，北平城里的北海、故宫，到需要从学校附近的五道口乘火车才能去的八达岭长城，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如此优美的环境，如此优越的条件，清华大学为什么会成为“一二·九”运动的一个发源地？当时清华大学的学生总共不过900人，其中不乏衣食无忧的富家子弟，竟有200人参加民先！

为什么会这样？我父亲说，这主要是自鸦片战争以来近百年，中国不断遭受列强侵略欺凌的屈辱历史，以及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对中国步步紧逼的残酷现实，太容易激发起年轻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了。

远的不说，就是与北平紧邻的天津，自1936年4月开始，天津的海河几乎天天都会出现浮尸，半年之内就打捞出400具之多，几乎全部是20到40岁的男尸，均为赤身而亡。他们双手被反捆，有被殴打的痕迹，有些面目已被打烂。后来调查发现，这些浮尸大部分是河北、山东逃荒来到天津的难民，被驻津日军强征当了劳工，工事完成后为防止泄密和不付工钱，日本人利用津门帮派组织杀人害命，将尸体丢进海河。真相大白之后，政府怕得罪日本人，竟不敢声张。

这种事情一再发生，哪个热血男儿还能坐得住呢？所以，当时清华大学很多学生加入民先，参加爱国活动，是很自然的事。而我父亲已经从这些抗日活动中产生了进一步的要求，有了更高的奋斗目标，他要参加中国共产党，为实现真正的社会平等和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而献身。

“一二·九”周年宣誓入党

清华党组织了解了父亲的心愿，决定由杨学诚和纪毓秀两位秘密党员负责联系他，抓紧对他的指导和考察。纪毓秀是江苏宿迁人，1935年从南京女中考入清华大学，先入工学院，后转到文学院外文系。

她曾经也是以“读书救国”为宗旨的好学生，但是对民族危亡的担忧促使她在“一二·九”运动中冲锋陷阵，后来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清华民先分队的队委，在同学中很有威信。

清华民先队开会，通常都在晚上，地点是生物馆大教室，当时比较偏僻。开会时门外有人放哨，里面门帘子拉下来。队员相互之间知道，但对外都是保密的。

在1936年9月初的民先队大会上，我父亲成了清华分队的五个队委之一，而且是12级新生当中唯一的一名队委。他最初负责民先队的宣传工作，刻蜡板、印传单和宣传品，然后秘密送到各个宿舍，通常是夜深人静时，从门缝里塞进去。宣传工作也包括海燕歌咏团的活动，每周几个晚上，在大礼堂的地下室，总有百来个学生参加，唱救亡歌曲，唱苏联歌曲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进步歌曲，如《大刀进行曲》《保卫马德里》等。

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城里有个声光电影院，1949年以后改为儿童剧场，那是当时上映苏联电影最多的一个场所。每到有苏联电影上映，同学们就想方设法买票去看。苏联电影《大马戏团》上映时，还没开始，清华的同学就唱起了片尾曲《祖国进行曲》，散了场又继续唱。

开学不久，正赶上“九·一八国耻纪念日”五周年。集会之后，北平大中学校学生再次上街游行示威。曾任清华大学民先分队队长的心理系学生林传鼎，在游行时为保护同学与拿着大刀、水龙的军警英勇搏斗，被捕入狱。

青年林传鼎

林传鼎后来成为新中国著名的心理学家。林传鼎等入狱后，我父亲受民先队委派，去城里铁狮子胡同探监，给林传鼎等被捕同学送去慰问品和同学们的关心。

1991年，熊向晖（右）与宋平两位同学亲切交谈

那一年的10月19日，对那个时代众多青年有着巨大影响的思想家、文学家，被称为“民族魂”的鲁迅先生与世长辞。我父亲和清华民先队的许多同学一样，非常悲痛。他们一起唱起《鲁迅挽歌》：“你的笔尖是枪尖，刺破了旧中国的脸；你的发音是晨钟，唤醒了奴隶的迷梦。”歌声在校园里回响，也在他们的心里回荡。

1936年11月下旬，传来国民党绥远省主席兼35军军长傅作义将军所部取得百灵庙大捷的消息，清华民先队组织为傅作义部队捐棉衣，我父亲同样积极参加。清华学生以节食三顿、宿舍暖气停烧七天的行动，将节省的钱捐给前线抗日将士。

我父亲进入清华以来的种种表现，清华党组织负责人蒋南翔看在眼里，指示杨学诚和纪毓秀抓紧对他的考察培养。

杨学诚经常找我父亲谈话，了解他的家庭、历史和思想情况，和他一起讨论辩证法、讨论时局，也会跟我父亲讨论人生观问题。在这样的谈话中，他们也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和友谊。

1936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晚上，纪毓秀和杨学诚找到我父亲，带他去二院的世界语协会。房门关着，他们敲了三下，一长两短。门开了，开门的是张承先。

他1934年考入清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5年5月秘密入党。屋外北风呼啸，室内挂着窗帘不透光，正面墙上挂着一面中国共产党党旗。我父亲秘密入党的宣誓仪式就在这里举行。他的入党介绍人是时任中共北平市学委书记的蒋南翔和中共清华大学支部书记杨学诚。杨学诚和纪毓秀担任监誓人。张承先是领誓人。

我父亲跟着张承先，一句一句地庄严宣誓，以“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结束。宣誓毕，四个同志手握在一起，低声唱起《国际歌》，“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从此成为我父亲毕生的信念。

这就是“一二·九”运动对我父亲的影响。它不仅指引我父亲找到了中国共产党，它的组织者和积极参与者也成为我父亲的入党介绍人。

（作者简介：熊蕾，情报英雄熊向晖之女，新华社中国特稿社原副社长、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