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国民党"六大"，为了争名额，三青团与CC派如何斗得你死我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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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35年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以来，除1938年曾经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外，到1945年已经10年未曾举行正式的全党代表大会。在这期间，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经过艰苦的七年抗战，抗日战争已接近胜利，国民党名义上的党员人数也由300多万人发展到680万人。

1、三青团与国民党的名额之争

为了检讨抗战七年以来的各项工作，研究抗战胜利以后的“建国”问题，准备与中共争夺抗战胜利成果，1945年春，国民党中央决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决定了四项重要议题：一为国民大会之召集，二为宪法草案之研讨，三为党章之修订，四为政治纲领之研讨，要求各级党部转发各级党员，悉心研讨提供意见，以备大会讨论并采择。

中央团部对参加国民党六全大会十分重视，于4月20日至23日在重庆召开了三青团一届三中全会。出席会议者有中央干事、候补干事，中央监察、候补监察106人，中央团部副处长以上人员，各支团及直属区团干事长(主任)、书记等，也多列席参加。

此次会议取消了例行的中央团部与地方团部之口头工作报告，而代之以中心工作实施情况之检讨。

会议总结了办理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经验，讨论了“青年领导与团务发展”等问题：通过了《宪政时期本团的组织与活动方式案》、《对本党政策之建议案》等重要议案，作为对国民党六全大会的建议；并选举了三青团出席六全大会的代表。

为了全面汇报成立以来的团务工作，中央团部还专门编写了《三民主义青年团七年来团务工作总报告（民国二十七年七月至三十三年十二月）》，“提出七年来团务推进情形之详细报告，切实检讨本团工作之优短得失，胪陈当时团务推进之困难及今后改进方法”，提交国民党六全大会审议。这是目前所见中央团部最完整的一个工作报告。

与此同时，中央团部组织处长康泽还在《扫荡报》发表署名文章《七年来的本团》，称三青团“团员人数达八十四万余人”，“全国青年因本团的发展，在思想上对于主义由漠视而渐趋于信仰，意志上由浮动而渐趋于坚定，组织上由庞杂而渐趋于统一”，为三青团评功摆好。

对于国民党六全大会，三青团怀有很高的期待，它希望此次大会能够纠正国民党的诸多严重缺点，彻底改进各项党政工作。

《训练导报》在一篇社论中表达了这种关切：

“我们不能否认：十多年来，随着革命的进展，党的本身发生了若干的严重缺点，这些缺点，如果不加以克服和补救，它可能成为党的致命伤，会阻碍革命的前途。因此我们诚恳地希望代表大会的同志们，正视当前的客观现实，针对党的严重缺点，去作切实检讨与改进。”

因此，在对国民党六全大会提出的政策建议案中，中央团部提出了实行民生主义的主张，要求采取限制地租，扶植自耕农，实行“耕者有其田”；将城市土地和大工业收归国有等措施。这个提案在当时被认为具有一定的改革意义，在大会上产生了一些影响。

国民党六全大会具有复杂的派系斗争背景。国民党的党务长期以来一直被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CC派所垄断。1935年国民党召开五全大会时，CC派在党内已经取得了很大的优势，在当选的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180个名额中，CC派掌握了将近三分之一的席位，成为党内最有影响力的派系：而当时复兴社只获得了可怜的3个名额，相形见绌。

所以有人认为“第五次代表大会之际，为（陈）立夫组织之全胜时代”。对此复兴社分子一直耿耿于怀，认为“党内的不平情形，令人愤慨之至！”抗战开始以后与黄埔系、复兴社势力有密切关系的三青团组织获得了很大发展，以康泽为首的一部分三青团干部，决心趁国民党六全大会召开之际，与黄埔系、朱家骅派、政学系、新桂系相联合，向CC派发起挑战，以打破CC派对党务的垄断。

CC派原来企图将三青团排斥于六全大会代表之外，他们认为六全大会“原本此为党的会议，而青年团中六十万团员有五十万非党员，此等代表列入党的会议，似不伦也”。

为了争取三青团选派代表出席六全大会，康泽直接向蒋介石提出：

“三青团现在已有一百三十余万团员，为了使六全大会有新的分子参加，同时，为了三青团有学习的机会，可否允许三青团（根据人数)选出若干代表出席这次的大会？”

这一建议得到了蒋介石的同意，并批准三青团推选60名代表参加六全大会。为了增加三青团的代表人数，以扩大其对国民党六全大会的影响，康泽以中央团部组织处长的名义，密令各省市支团负责人，尽可能以国民党各省党部代表的资格出席大会，如此又在各省党部代表中争取了10多个名额；再加上其他20余名从事党务工作的复兴社分子，三青团出席国民党六全大会的代表，“名为六十人，实则近百人”，约占大会代表的六分之一强，成为会上的一大势力。

2、六全大会的争夺焦点

在三青团选出的60名代表中，有地方团部代表26人，直属学校机关团部12人，中央团部代表15人，海外团部代表2人，另外还有女团员代表5人。

由于考虑到当选六全大会代表与竞选国民党中央委员有关，所以这些当选代表基本上都是各级团干，而没有普通团员和青年学生的代表。

此事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他在三青团一届三中全会上指责说：

“这一次本团选举代表六十名参加六全大会，其目的原是要使本团所领导的青年能够到本党的代表大会去观摩，引起青年们对本党崇敬爱护的热忱，使青年的意见与要求能够透过代表大会，而反映于本党今后的政策。因之，我们一定要选出一般真正的青年一尤其是学校青年，代表他们本身，来参加大会。这才符合本团推举代表的初意。但出乎我意料之外，今天本团全部代表都已选出，而其中竟没有一个学生青年，这件事无论从责任上或道德上说都是失败的！”

他希望在三青团出席六全大会的代表名额之中，至少要有6名（即十分之一）学生青年的代表，否则这次选举就失去意义，三青团不能代表青年，也就根本没有存在的价值了。为此，中央团部又特地推选了谢文治（浙大）等数人，作为学生团员代表参加六全大会。

在大会召开前，三青团代表与黄埔系、朱家骅派、新桂系等派别加紧联络，秘密酝酿，形成了一个反对CC派的联合阵线。康泽出于宗派和个人目的，在上述派系中穿针引线，积极活动，使三青团成为这一反CC联盟的主导力量。

上述各派于5月6日在中央团部举行聚会，请陈诚、朱家骅、张治中发表讲话，会场上情绪激愤，对CC派大加抨击，“无异宣布这一联合阵线的成立，声势相当浩大。对于自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造成绝对优势、把持操纵十余年的CC，免不了有些刺激和威胁”。

亲身参加此次聚会的唐纵在日记中写道：“CC与黄埔之关系，由于选举问题，而引起大决裂。昨日青年团之会议，无异对CC宣战之祭旗。今日上午质询，已揭序幕，来日更有大难之将至矣。”反映了国民党六全大会所面临的派系斗争的险恶局面。

1945年5月5日，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复兴关中央干部学校大礼堂正式开幕，出席大会代表600人，出席中央正式及候补执、监委员149人，其他列席人员162人。会期共15天，前后举行大会20次，收到提案448件，会议于5月21日闭幕。

蒋介石在开幕致词中指示大会有三项任务：

一，加强战斗力量，争取抗战胜利；二，确定实施宪政，完成革命建国大业；三，增进人民生活，贯彻革命终极目标。但他也承认：“在过去一年中，我们军事、经济、政治和党务的成绩，没有一件是可以令人满意的。”

关于三民主义青年团，大会通过的党务检讨报告和有关决议案称：“青年团之成立，更使本党增加百万之青年生力军。”指出三青团“历年举办青年夏令营，成立战区服务队以及劳动服务营、青年服务社，以及辅导战地失学失业青年等工作，均著成绩。近年来并于重要地区，设立青年馆，以举办青年福利事业，倡导文化康乐活动”。

国民党六全大会提出了实施宪政的时间表，决定于本年(1945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制颁宪法，还政于民。

为了表示实施宪政的姿态，大会还通过了促进宪政实施的准备措施，“以示本党实行宪政之真诚与决心，兼以保证未来宪政之顺利进行”。

这些措施的内容如下：

“一、本党在军队中原设之党部，一律于三个月内取消。二、各级学校以内不设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改属于政府，担任训练青年之任务。三、在六个月内，后方各县、市临时参议会应依法选举，俾成为各县、市正式民意机关。后方各省临时参议会于所属各县、市参议会有过半数已经成立时，立即依法选举，俾成为各省正式民意机关。四、制定政治结社法，俾其他各政治团体得依法取得合法地位。五、本党党部在训政时期所办理有国家行政性质之工作，应于本届代表大会闭会后，陆续移政府办理。”

上述措施后来对三青团组织产生了重要影响。

3、分赃不均的隐患

第六届中央执、监委员、候补委员的选举是国民党六全大会的重头戏，也是党内各派系勾心斗角、竭力争夺的焦点。

据了解内情者称，“此次大会显然为两大派（指CC派和反CC派）斗争之场，各谋占得优势，故纷争特多，变化亦复，大体言之，两方均势”。蒋介石指定CC派的陈立夫负责大会事务，但由于反对派声势浩大，使CC派控制会场的能力发生困难，不得不发起一种会外协商运动，与黄埔系、复兴社、三青团、政学系事先协商谈判有关重大问题，如大会主席团人选、中央执、监委员选举法等，各派之间讨价还价，尔虞我诈，成为“一分赃局势”。

为了争取当选，各派人物都使用各种手段，上下串联，大肆活动。“作选举之运动者风涌而起，第一步多方设法运动代表，目的既达，乃竞选为中委，虽有若干人希望甚微，而努力不息，故现在重庆有种种之集会与联络，为权势而奔竞。”

进入选举阶段，“两方已达短兵相接之境”，斗争趋于白热化。投票前夜，CC派与反对派进行最后谈判，因分赃不均而告破裂，只得诉诸蒋介石的个人裁决。

蒋介石为使选举顺利进行，对CC派表示支持，对反对派则一再施加压力，谓“此反对组织部（指陈立夫领导的CC派）之行动，即为反对我，因组织部系我信任之人”，并痛骂康泽，当场下达手谕要求调查康泽、贺衷寒是否有控制会场等派系活动。

为了平衡各方的利益，满足各派的要求，蒋介石不得不一再扩大中央执、监委员的名额，最后定为460人（包括候补执、监委员），比第五届增加了整整200个名额。

选举票分为两种，甲种票系从约800名候选人中圈出460人，乙种票由蒋介石推荐的480名候选人中自由叉去20人，两种选票由选举人自择一种。通过这种方法才终于选举产生了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

大会选举的结果，CC派“所得中委虽占多数”，但失去了历年来绝对的优势；同时为了照顾地方党部，中央方面一些“曾追随多年者”未能当选，所以CC派内部也对大会感觉失望。

在反CC派方面，政学系、陈诚系和朱家骅系各有斩获，黄埔系、复兴社的名额有所增加，三青团参加大会的60名代表中，当选为中央执监委员及候补执监委员者，亦在20人以上。但据康泽说“三青团在补提候选人的那一阶段中，颇为吃亏”。

贺衷寒、刘健群、康泽、黄宇人、吴绍澍、王启江、顾希平、李惟果、郑彦棻、范予遂、柳克述、项定荣、程思远等人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陈逸云、何浩若、韦永成、任卓宣、倪文亚当选为候补中央执委；胡庶华、黄少谷、李树森、张维桢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张伯谨、赵仲容等当选为候补中央监委。

在你争我夺中，国民党内各派积怨甚深，未能如愿者更是牢骚满腹，怨声载道。此次大会“自始至终，注意选举问题”，各派均集中全力争夺选举，反而忽略了大会的主要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民党六全大会是一次失败的大会，它成了国民党内各派系的一场混战，加剧了党内的矛盾和纷扰，使党内团结荡然无存。连康泽在会后也深深感到“国民党的精神是涣散瓦解了！”

亲身参加大会的唐纵根据自己的观察，在其日记中写道：

“本党在此次会议中完全表现为一保守性之政党而非革命性之政党。查其原因，国民党党员大部分为公务人员，此种党员在十余年来一党专政的长时期中，地位提高了，财产增大了，生活优裕了，大家希望保持其原有生活与地位，故不希望改革，以动摇其自己之地位。”

国民党六全大会闭幕之后，紧接着举行六届一中全会，改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推选中央党部各部负责人，并通过行政院各部人选。

由于反CC联合阵线的瓦解，CC派在六届一中全会又获得了一定的优势，使中央常务委员会的改选得到了有利于CC的结果。

中央党部的职务则为CC派和政学系两大势力所瓜分，中政会、财务委员会与组织部为CC派所支配；秘书处、宣传部和海外部为政学系所掌握。但在行政院的改组中，政学系占据了优势，获得了外交、财政、交通、经济、农村等五个部长的席位，CC派争夺政府席位的计划归于失败。

这种分赃不均，又酝酿着新的一轮派系争斗，这是此后CC派发动“革新运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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