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之辩只是儒家的文化叙事

@吃瓜蒙主引发了大家对历史问题的兴趣，这是好事。现在网上有许多人在谈明清历史问题。比如@慕峰有一篇《不是皇汉，不是悼明，而是对自身历史的追寻》，就有一定深度，说出了一些问题。但我感觉还有点不到位。
有一位网友请我也说两句。“清朝在中国历朝中处于什么地位？”我的结论非常简单“满清误华”。——而满清之所以能误华。华夏自身，并非有什么值得狂妄自大的。反思自身才能展望未来。不反思的民族永远没有希望。
这位网友说了一句激愤之语：“清军入关时，时人皆以为亡国灭种之祸。最后自有大儒为之辩经。——说到底儒家没有民族属性，只是权力附庸。说到底，儒家思想只是统治者奴役百姓的工具。”
——话是说的过了些。但也不能说完全是胡说八道。以儒家文化认同绑定民族认同和王朝正统，实在只能模糊民族国家的现实边界。一旦发生强悍的外族入侵，他们也到孔庙去一下，然后也能摇身一变被视为华夏正统吗？如何防止这个问题？不是耸人听闻，应该严肃对待。——我不是一棍子打死儒家。只是反对将儒家抬得那么高罢了。尤其不能赞同，将认同孔儒等同于华夏正统。

应该看到，古代王朝正统地位的认定其实与汉族的族群叙事没有什么关系。前者是政治叙事，后者是血缘叙事。即使是儒家所谓道统也只强调文化叙事，也就是不管是谁，只要实现大一统，自有大儒为之辩经。这个问题绕不过去。所谓华夷之辩，也只是儒家的文化叙事，和大一统的政治叙事。实际没有汉族的血缘叙事什么事。
试图将古代儒家的文化叙事，大一统的政治叙事，解读为汉族的血缘叙事。真乃一厢情愿，罔顾基本史实。
其实这一点，许多儒学爱好者都心知肚明。只是某些民族主义者太过于天真。有一位知名儒学爱好者（不便透露姓名）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无论蒙元，还是满清，或是稍早一点金朝在北方的统治，这三个王朝，在统治初期，当时的汉人知识分子确实存在严重的华夏文化道统存亡焦虑，担忧儒家礼乐、衣冠制度湮灭。士人的痛苦核心是文明何存，而非民族灭绝。但是在这些少数民族王朝统治的中后期，随着对中原文化的认可，汉人知识分子对这些王朝形成了文化华夏+政治王朝的稳定双重认同，接纳其为华夏正统。也就是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在当时的汉人知识分子认知体系里，他们就是认可其为中原王朝。元朝在修前朝史时的，当时的知识分子怎么看待辽金宋，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很能说明问题。当时采取的是，三史并修、各为正统，的决策，本质是华夏正统观的重大突破：打破了血缘/种族决定正统的传统认知，彻底确立文化+天命（大一统+德治）的正统标准——元朝虽为蒙古人建立，但因实现大一统、践行汉法、传承儒家道统，故为正统；辽金虽为夷狄建立，但因局部统一、部分汉化，故获局部正统；宋虽为汉人王朝，但偏安江南，失去大一统资格，故不能独占正统。”
——如上事实说明，始终作为文化叙事的“华夷之辩”，核心是以儒家文化认同为标尺。任何大一统王朝只要认同孔儒，儒家就可以为其统治合法性背书。文化符号服务于权力依附（包括外族入侵者），民族边界随权力更迭而模糊，最终沦为“牺牲族群权益换自身存续”的工具，历史上的“孔府附势”正是这一逻辑的必然结果。绕不过去！
讲得好听一点。“儒家是一个开放的学派”。这种开放性体现在永远为大一统王朝开放胸襟。以确保其文化主体地位。至于什么族群血缘叙事，想依靠儒家，那是将要输的内裤也没有了。

关键的问题在于，自汉武帝开始，“华夏”——作为一种文化叙事，其正统观的核心锚点，已经与儒家文化深度绑定。而自秦始皇开始，“中国”——作为一种政治叙事，则与大一统王朝深度绑定。文化叙事强调的是独尊儒术，政治叙事强调的是能否推行大一统，这都没有血缘种族叙事什么空间。这一结论完全契合金元清三朝儒生的认同轨迹。且“三史并修、各为正统”，正是这一逻辑落地的表现。
每当外族入侵，建立大一统王朝。初期，即使汉人知识分子担忧的也是儒家礼乐、衣冠、典章等核心文化符号断裂，而非单纯排斥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族群身份。中后期，等到蒙元行汉法奉行君主专制，满清尊孔崇儒，则士人阶层终于长吁了一口气。接下来就轮到知识分子“以文化塑正统”了。儒生通过认可新王朝的文化传承与大一统实绩，赋予新王朝的统治合法性。同时也为自身保留了仕途存续的空间，形成“文化依附权力、权力背书文化”的共生关系。
儒家“华夷之辨”是一种被儒家绑架的文化叙事，并不能支持汉民族主义的血缘族群叙事。华夷之辩沦为替入侵者辩经的工具，孔府附势是逻辑必然。这反映了传统儒士阶层的身份困境：在“家国同构”的政治体制下，士人无独立生存空间。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最终需与大一统政权绑定。这样就必须牺牲族群边界，才能换来大一统权力与儒术正统地位的大合唱。这既是儒家文化叙事“兼容并蓄”的另一面，也暴露了汉民族在大一统王朝政治叙事中所做出的可悲可叹的牺牲。

儒家奉行“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逻辑。其核心是以儒家为本位的文化叙事。而非坚守族群现实权益边界。如果认同这样一种文化叙事，民族与国家的边界就会模糊，整个汉族就会呈现出一种“谁做爹都是爹”的妥协性。这在客观上，必然弱化族群层面的边界坚守。这就使得孔府在历史上成为墙头草。蒙元来了就尊元，满清来了就尊清。毫无国家边界感和对族群权益的坚守。事实历历在目，孔府的选择非常典型：
1. 蒙元时期的主动归附：蒙古灭宋后，孔府第53代衍圣公孔洙主动赴元大都朝拜，接受元廷册封。不仅承认蒙元的统治正统性，更以“孔儒传人”身份为元廷推行“汉化统治”背书。孔府将“夷夏之辨”的文化标尺异化为对入侵强权的依附工具，毫无对族群权益边界的坚守。
2. 满清时期的率先臣服：清军入关后，孔府第64代衍圣公孔胤植即刻上《初进表文》。文中称顺治帝为“圣主”，歌颂清军“山河再莫，日月重光”。他还主动剃发易服、尊奉满清礼制，此前标榜的“华夏礼乐文化”沦为妥协筹码。孔府又一次彻底抛弃了族群层面的边界坚守，成为外族政权巩固统治的“文化门面”。
3. 近代的摇摆妥协：清末民初，孔府既曾依附袁世凯复辟帝制。又一度对军阀政权、外来势力保持暧昧态度。近代以来，孔府试图以“文化符号持有者”的身份依附最强权力。从未以文化认同为纽带，坚守华夏族群的现实权益与国家边界。再一次印证“文化本位和稀泥”逻辑的实践恶果——被孔儒所绑嫁的文化叙事，只能沦为强权的附庸，而非族群与国家的边界屏障。
儒家文化叙事对外族王朝政治叙事的妥协性，在历史实践中并非抽象概念，而是具象为权力依附和文化帮凶。孔府的“墙头草”行为，本质是将文化认同异化为维系自身特权的工具。当外族政权以“尊孔”为名义确认其文化正统性时，儒家文化认同便主动消解了族群权益与国家边界的坚守，形成“儒家文化符号优先于现实的族群边界”的错位。这正是“和稀泥”文化叙事的现实恶果，而非单纯的文化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