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转：被指涉恐的伊玛目，当庭释放！梅洛尼不满：法官在保护谁？

当地时间2025年12月15日，意大利都灵上诉法院（Corte di Appello di Torino）裁定终止对伊玛目（伊斯兰宗教人士）穆罕默德·沙欣（Mohamed Shahin）的拘押，此人随后离开了自11月24日起被关押的卡尔塔尼塞塔遣返拘留中心（Centro di permanenza per i rimpatri di Caltanissetta）。这一判决引发了意大利政坛的强烈震动，特别是总理梅洛尼对此公开表达了不满，使得围绕国家安全、移民政策与司法权力的争议再次成为焦点。

沙欣今年43岁，在意大利生活已近20年，是都灵圣萨尔瓦里奥区（San Salvario）清真寺的伊玛目。2024年11月，内政部长马泰奥·皮安特多西（Matteo Piantedosi）签发行政命令，决定将其驱逐并关押。政府的依据主要在于沙欣于2023年10月一场亲巴勒斯坦集会上的言论，并指其与某些“危险人物”存在联系。

政府认定，沙欣将2023年10月7日袭击以色列的事件称为“抵抗行为”并淡化其暴力性质，此举是在为恐怖主义辩护。梅洛尼在判决后重申，此类言论“等同于为恐怖主义辩护甚至煽动”。

然而，都灵上诉法院在审理上诉后并未采纳政府的观点。法院指出，对沙欣言论的刑事举报已被都灵检察院作出“即时存档”（archiviazione immediata）处理，意味着未进入正式起诉程序。法院强调，判断行政拘留是否合法，核心在于是否存在“具体且现实的危险性”。判决书明确写道，沙欣在意大利20年“完全无犯罪记录”（completamente incensurato），现有材料无法证明他对国家安全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法院认为政府提及的其他接触情况要么年代久远，要么缺乏证据链条，且已在过往程序中被审查过，不足以支撑继续拘押。基于此，法院下令终止拘押。随后，卡尔塔尼塞塔警察局向他签发了临时居留许可（permesso di soggiorno provvisorio）。

判决引发了意大利政坛的鲜明对立。梅洛尼总理公开质疑，如果政府为保护公共安全所采取的措施“反复被部分法官推翻”，国家将如何履行其职责。意大利副总理、联盟党领袖马泰奥·萨尔维尼则批评这是司法系统“越界干预政治”的又一例证，并借此呼吁推进其支持的司法改革。内政部表示正在评估提出进一步上诉。

反对派则对判决表示欢迎。绿党与左翼联盟（Alleanza Verdi e Sinistra）批评驱逐令“事实基础薄弱”，是将安全议题政治化并可能侵犯基本权利的行为。该联盟部分议员还指出，若将沙欣遣返至其原籍国埃及，他可能面临人身风险。都灵当地的一些宗教和公民团体也对沙欣获释表示支持，指出他长期参与社区融合活动，并曾在裁决当日举行集会。

沙欣的获释并非法律争议的终结。他原有的长期居留许可已被撤销，关于驱逐令合法性的最终裁决仍需等待拉齐奥大区行政法院（TAR del Lazio）的审理。同时，他向锡拉库萨地区领土委员会（Commissione Territoriale di Siracusa）提交的庇护申请也进入了新一轮审查程序。

在意大利国内安全立法日益趋紧、移民政策不断强化的背景下，沙欣案已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清晰地折射出行政机关基于政策考量的安全治理，与司法机关坚持证据标准和程序正义的司法审查之间，存在的深刻且难以弥合的现实张力。

这场冲突的深层实质，是两种“国家理性”的碰撞。

梅洛尼政府所代表的，是一种可追溯至马基雅维利、并在现代反恐时代被极大强化的“保障安全为首要职责”的国家观。在此视角下，司法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工具之一，当法官的判决与行政机构对“紧迫威胁”的判断相左时，便被视作对政治共同体生存利益的脱离甚至背叛。萨尔维尼指责司法“越界干预政治”，正源于此逻辑：在危急存亡的“例外状态”下，常规的法律程序应让位于政治的决断。

但法院所坚守的，是另一种源于启蒙运动、并由二战后的宪政主义所巩固的“以法治国”理性。它将国家权力本身视为需要被法律驯服的对象，以防其以“安全”之名滑向专断。司法独立的根本意义，不在于其判断必然正确，而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不受短期政治情绪和民粹压力左右的审查机制，迫使行政机关为其剥夺公民基本权利的决定，提供经得起公开辩驳的、扎实的证据。沙欣案中，法院苛刻地审视政府提供的“与危险人物接触”的证据，认定其“年代久远或缺乏连续性”，正是履行了这一“刹车”功能。这不是否定国家拥有维护安全的权力，而是坚持这项权力的行使必须具备一种可被检验、符合比例原则的“法律的语法”。

因此，围绕沙欣案的喧嚣，其意义远超个案。它折射出恐袭阴影、移民压力和文化认同焦虑，持续催生着对强大“安全国家”的政治需求；同时，法治、人权和程序正义的宪政遗产，又构成了一道制度性的免疫防线，不断质疑和抵制安全话语的无限扩张。沙欣的获释，并非左翼的胜利或右翼的失败，而是法律系统在面对政治系统输出的“高风险”信号时，进行了一次严格的代码转译和过滤。它暂时维护了个人权利的程序壁垒，但也必然激化政治系统对司法“脱离现实”、“束缚政府手脚”的指控。

来源：意欧视点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