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28岁李玉琴探望溥仪，11年来首次同房，第二天哭着要离婚

他们都说，这是给皇帝和皇妃补办的一场迟到了十一年的“洞房”。

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被褥是新的，饭菜也热乎。

可谁都没想到，第二天早上，从这间精心布置的屋子里走出来的李玉琴，眼睛肿得像桃子，嘴里只有一句话，一句把在场所有干部都砸蒙了的话：“我要跟他离婚，马上就离！”

时间是1956年的秋天，地点是抚顺战犯管理所。

屋里那个男人，是爱新觉罗·溥仪，曾经的皇帝，现在的战犯。

说这话的女人，叫李玉琴，28岁，是他名义上的妻子，“福贵人”。

管理所的干部李福生一听就急了，这哪是小两口吵架那么简单？

溥仪的改造是国家大事，他的家庭稳定，那也是改造成功的一部分。

这婚，不能离。

上面的批示很快下来，态度很明确：做工作，想办法让他俩和好，哪怕破例让他俩多住几天，也不能闹到法院去。

可他们都低估了李玉琴。

这个女人，不是十一年前那个懵懵懂懂，被人推着走的小姑娘了。

又是一夜长谈，没人知道溥仪跟她说了什么，也没人知道她心里又翻腾了多少旧事。

只知道第二天，她没再哭，眼神冷得像块冰，径直走进了抚顺市人民法院的大门，对着工作人员，一字一句地说：“我叫李玉琴，长春来的。

我是末代皇妃，我来，是请求和溥仪离婚。”

故事得从头说起，从1943年那个春天说起。

那时候，李玉琴才15岁，在长春一个女子学校念书，家里穷，但日子有盼头。

她压根儿不知道，在伪满洲国的皇宫里，她的照片正被一双眼睛盯着。

溥仪的上一位妃子谭玉龄死得不明不白，日本人急着再塞一个日本女人到他身边，好把他看得更牢。

溥仪心里明镜儿似的，他不想再要一个日本监工，就提出要自己选个中国姑娘。

就这么着，一沓子学生照片送了进去，溥仪一眼就相中了照片里那个梳着两条辫子，看起来老实本分的李玉琴。

就因为这么一张照片，李玉琴的人生被硬生生掰了个弯。

她被接进宫，封了“福贵人”。

听着是富贵，可实际上，她就是个活道具。

溥仪对她没什么感情，需要的只是一个“妻子”的名分来应付日本人。

他给她立了二十一条规矩，不许回娘家，不许有自己的想法，见了他就得下跪，说话做事都得按他的来。

那根本不是家，是个牢笼。

更荒唐的是，两年多的时间里，她这个“妻子”几乎没跟溥仪有过真正的夫妻生活。

溥仪的身体和心理都有问题，他不需要一个女人，只需要一个摆设。

偶尔让她去寝宫，也只是让她坐在旁边看着他，或者干脆让她在地上给他按摩。

李玉琴后来回忆，那两年，她甚至觉得溥仪对她的冷淡是件好事，因为这样，日本人也觉得她没啥利用价值，懒得在她身上费心思。

这样的日子一直熬到1945年。

苏联红军打过来了，伪满洲国顷刻间土崩瓦解。

溥仪像个没头苍蝇，带着一家老小仓皇出逃，想跑到日本去。

在逃跑的路上，他在机场被苏联人抓走了。

临分开时，他只对李玉琴说了一句：“找个山沟沟躲起来，等我消息。”

李玉琴当时还真信了，她以为他会回来。

溥仪被抓走后，李玉琴也很快落到了八路军手里。

新社会对她很宽大，审查清楚后，第二年就把她放了，让她回家过老百姓的日子。

那时候，她才18岁，还分不清好坏。

有个报社记者来采访她，三言两语一“开导”，她竟然脑子一热，当着大家的面说要“为溥仪守节”，还学着古人那样，咬破手指头写了血书。

她以为自己这么做，那些皇亲国戚会高看她一眼，能给她找个活干。

可她想错了，那些人躲她还来不及，生怕跟溥仪这个“汉奸”“战犯”沾上关系。

碰了一鼻子灰，李玉琴只能回到长春的娘家。

可日子更难了。

街坊邻居看她的眼神都不一样了，背后指指点点，骂她是“汉奸的老婆”。

“皇妃”这个身份，在过去可能是荣耀，但在新中国，就是个甩不掉的污点。

她找工作，没人敢要；她想过安生日子，总有人拿她的过去当笑话讲。

这十一年，她是怎么过来的？

一开始，她心里还念着旧情，觉得溥仪是她的丈夫，她得等着他。

她省吃俭用，攒下钱，还去抚顺看过他几次，给他送自己做的鞋和换洗的衣服。

后来，在政府的帮助下，她进了长春市的图书馆当管理员，总算有了一份正经工作。

她想，就这样平平淡淡过一辈子也挺好。

可“溥仪妻子”这四个字，就像烙在她身上的印，怎么都洗不掉。

单位里评先进，没她的份；有人想给她介绍对象，一听她是谁，立马就摆手。

她受的委屈，心里的苦，没地方说。

她后来自己念叨：“这么多年，这个身份没给我带来过一点点好，连夫妻间那点事都没有，带来的全是没完没了的麻烦和白眼。”

所以，1956年那次探监，她是下定了决心要谈离婚的。

可管理所的干部们一片好心，非要撮合他们。

那一晚，成了他们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

李玉琴后来说，溥仪那时候好像变了个人，没那么多规矩了，甚至还显得有些笨拙和温情。

事后，溥仪还小声说：“没想到这么好，说不定能怀上孩子。”

这话对溥仪来说，可能是改造后人性的复苏。

可对李玉琴来说，这迟来的温存，就像一滴水掉进了滚烫的油锅，瞬间炸开了她十一年来积攒的所有委屈、痛苦和不甘。

天一亮，她就崩溃了。

这点温情，怎么可能抵得过十一年的青春和煎熬？

这婚，必须离！

1957年2月，她正式向法院提交了离婚申请。

她的理由很充分：第一，两人分居十一年，早就没了感情；第二，年龄差得太多，根本不是一路人；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门婚事从一开始就不是她自愿的，是强加给她的。

溥仪那边，在管理所干部的教育和李玉琴的坚持下，也想通了。

他亲手写了答辩状，同意离婚。

他在信里写道：“我想到她将来会有美满的家庭生活，能安心愉快地为祖国工作，我是十分满意的。”

这话里，有他改造后的觉悟，也算是一个男人对一个被他耽误了青春的女人的最后一点交代。

1957年5月20日，法院的判决书下来了，准予离婚。

拿到判决书的那一刻，李玉琴感觉压在身上十几年的大山，终于被搬走了。

离婚后没多久，经人介绍，李玉琴认识了在广播电台当技术员的黄毓兰。

那是个普普通通的男人，待她真诚，不计较她的过去。

第二年，他们结婚了，后来还生了一个儿子。

李玉琴终于过上了她梦寐以求的生活——一个普通的妻子，一个普通的母亲，走在街上，再也没人投来异样的目光。

几年后，溥仪被特赦，成了新中国的公民。

有一次开会，两人还碰到了。

溥仪主动跟她打招呼，他们像老朋友一样坐在一起吃了顿饭，聊了聊各自的生活。

那时候，他们之间再也没有皇帝和妃子，也没有丈夫和妻子，只有两个在时代洪流中各自找到了归宿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