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奥斯丁诞辰250周年｜女性如何在既定婚姻制度中生存

如今我们翻看简·奥斯丁的小说，会发现她始终书写着同一类人、同一种生活，却制造出了截然不同的阅读体验。舞会、拜访、婚约、闲谈，含蓄的试探与得体的拒绝——这些在她小说中重复出现的场景，像一面被不断擦拭的镜子，映照出女性在婚姻与情感中的不同命运。

当人们提起奥斯丁，最先想到的往往是《傲慢与偏见》。个性十足、才智过人的伊丽莎白，英俊、深情、诚挚的达西先生，以及当风拂过他们的脸时，他们看到彼此的成长与转变——这部小说长期以来被视为“理想爱情”的典范。然而，当《理智与情感》被放在同一张书桌上时，这种浪漫忽然就显得局促与赤裸了起来。

两部小说拥有极为相似的文本设置：相似的时代、相似的阶级结构、相似的婚姻制度，甚至共享着女性没有继承权这一冷酷前提。在这样的制度下，婚姻并不只是私人选择，而是一种高度结构化的财富转移方式——女性通过嫁妆，将自身有限的部分家庭资源从原生家庭转移至新的小家庭，她自身却并不真正拥有这些财产的支配权；她最好找到一棵摇钱树，如达西、宾利这样的“黄金单身汉”，通过婚姻来保障自己生活的幸福与尊严。

《傲慢与偏见》（ 插图珍藏本），王科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年7月版

《傲慢与偏见》主要围绕着感情的双方展开叙事，以“傲慢”代达西，“偏见”代伊丽莎白，通过二人产生误解、偏见与双方的自我修正，通过一个又一个动人有趣的情节推动情感走向圆满；《理智与情感》则将视角分散在一对姐妹身上，让“理智”与“情感”两种性格在日常生活中反复碰撞。前者的故事无论如何进展，几乎世界都是以这群人的爱情为中心，所有来自社会的障碍也只是为了日后的圆满做准备；后者则让情感始终暴露在现实条件之下，被不断检验、消耗与限制。

正因如此，这两部小说并不是纯粹关于爱情的故事，而是关于“女性如何在婚姻这一既定制度中生存”的不同答案。《傲慢与偏见》提供的是一种理想——或言幻想，而《理智与情感》展示的，则更接近现实的容错区间。

《傲慢与偏见》中的障碍，本质上是心理性的。达西的傲慢与伊丽莎白的偏见，看似严重，却成为了读者观看二人感情交锋的乐趣。阶级差距与经济问题并非不存在，但在达西那近乎神话级的财富与社会地位面前，这些问题始终只是背景噪音。只要两人完成内心成长，世界便会自动为他们让路。这是一种“浪漫成立”的叙事：爱情能够战胜一切，或者得到最高的优先级。

而《理智与情感》从一开始就拒绝了这种前提。这里的阻碍不是误解与性格缺陷，而是婚姻制度本身。爱德华并非不爱埃莉诺，但他没有经济独立的资格去爱；威洛比也真实为玛丽安心动过，但他清楚地知道激情无法支付他的未来生活。整部小说始终弥漫着一种挥之不去的“缺钱焦虑”，一种生活常态促成的戏剧冲突。如果说《傲慢与偏见》的核心问题是“我们能否在巨大的差异之中看到相爱的彼此”，那么《理智与情感》的核心问题则是“即使我们彼此相爱，这段关系是否具备存在的条件”。也正因如此，大众读者天然更偏爱前者——正如代表“情感”的玛丽安一样，比起现实的无奈和不得已，激情与浪漫因其戏剧性而更撩人心弦。

《理智与情感》，孙致礼/译，译林出版社，2023年9月版

这种根本性的差异，在男性形象的塑造上被无限放大。

达西先生是文学史上极为耀眼的一个“男性幻想”的角色。他英俊、巨富，虽然傲慢但本质高尚，最重要的是，他愿意为了爱情改变自己，并且默默为了爱人付出，关心她所关心，爱护她所爱护，哪怕彼时他并不知道还能否从对他充满偏见的女主角那里得到他奢求的爱——他承担了全部现实成本，而女主无需以尊严、个性或自我为交换。这满足了读者对“被偏爱”和“被拯救”的终极渴望。这是一个近乎奇迹的男性形象。

电影《傲慢与偏见》（1995）中的达西

而《理智与情感》几乎像是对这种幻想的打碎拆解。这里的男性并非极端邪恶，却集体显得“不够好”。爱德华软弱、优柔寡断，在已有婚约的情况下仍与埃莉诺建立情感连接，缺乏承担后果的勇气，让正直可爱的埃莉诺几乎痛苦了半本书；布兰登上校可靠、善良，却年长、沉闷、带着沉重的过去。他深爱着玛丽安这样充满激情的孩子，但毫无疑问，对于玛丽安来说，他像是现实为浪漫提供的折中方案——他从来都不是满足她强烈感情需求的那一类人物；威洛比则是最危险也最真实的存在——他迷人、热烈，却始终将自我利益置于情感之上。

威洛比在玛丽安重病期间对埃莉诺的那场忏悔，常常被视为对于这个渣男的形象的丰富。他回顾自己的选择，承认自己对玛丽安的情感，并表达出某种迟来的悔恨，埃莉诺对此产生了复杂的同情。事实上，他的自白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同情的，倒是更进一步暴露出了他人性的软弱与贪婪：他为了金钱选择了结婚，为了激情选择了隐瞒订婚事实与玛丽安恋爱，也曾经极度不负责任地玩弄了布兰登上校所珍视的女孩的情感。

威洛比的痛苦并非源于道德觉醒，而是源于发现“金钱并未如预期那样带来满足”。他选择了财富，却发现财富并不能替代被真正需要、被深度共鸣的感觉。他渴望激情，却拒绝为激情付出代价；他想要情感回报，却始终不肯放弃物质安全。他的自白像是一场自恋的告示：我什么都要拿到手。

然而，这样的人并非被时代淘汰，而是被时代复制着，他的选择逻辑，与当下许多社会中的择偶观念高度相似：在理性计算与情感渴望之间反复横跳，最终既不愿意承担浪漫的风险，也无法彻底放弃对他人的浪漫的践踏。

读《傲慢与偏见》，像是在文学中谈一场满足自己“少女心”的恋爱；读《理智与情感》，则更像是在男人堆里寻找一个“相对能用的丈夫”。

回到这一对“理智”与“情感”的姐妹身上，埃莉诺的形象坚韧，让人尊敬又惹人怜惜。她拥有一切被社会高度赞美的品质：克制、理性、善解人意、情绪稳定。她几乎从不越界，不失态，不让任何人为她的情绪负责。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完美女性”，成为整部小说中最终失声痛哭的那个人。

她的处境是令人心疼的：她爱着爱德华，这个妹妹完全看不上的呆板无趣、没有什么生活激情的人。与妹妹爱的人相比，爱德华安全、可靠、稳定。可有一天她却突然得知，这个心仪的对象不仅和她妹妹的“渣男”对象威洛比一样本身就背负了婚约，更是一个被各种限制绑架的懦弱者；她敏锐地察觉到情敌露西的存在，三番五次被她找上挑衅，却恪守自己的礼仪，替对方保守秘密；她在家庭中呵护母亲与妹妹的情绪，不断为妹妹的冲动收拾情绪残局。最讽刺的是，为了成全爱德华与露西，她甚至还收到了来自露西的信件，被要求帮忙给爱德华介绍一份体面的工作来促成他们的婚姻。而她也为此专门去找了布兰登上校，只为了让自己爱的人能够幸福。

这也使一个问题无法回避：这样清醒而成熟的女性，为什么会自始至终爱着这么一个如此软弱的男人？

《理智与情感》的残酷正在于此。它并未给出一个令人安心的答案。爱德华因为与露西私自订婚，让家中强势的女眷对他非议且不满。最终，他的未婚妻露西抛下他与他的兄弟结婚，他于是顺理成章来到埃莉诺这里，恳求她的再度垂怜。小说以埃莉诺一场迟来的痛哭作为情感释放，却并未真正证明这是一个理想的归宿——理智并不能奖赏给好女人一个完美的达西先生。从经历上来看，爱德华根本无法与埃莉诺这样优秀的女人比肩；从现实评估，二人成婚后还需继续靠爱德华母亲的接济。

如果说埃莉诺代表的是无论何时都得体的理智，那么玛丽安则代表未经完全驯化的情感。她热烈、直接、渴望绝对的共鸣，这使她显得“过于感性”，甚至在许多读者眼中显得“幼稚”。在书中，她一半时间在用激烈的方式表达爱，另一半时间在用激烈的方式表达她因为爱而受到的痛苦。

奥斯丁安排玛丽安遭遇了不幸：她的浪漫未被现实回报；她的幸运，则在于她并未因此走向自毁。与同样追求浪漫叙事的包法利夫人相比，玛丽安拥有支持她的家庭、继续生活的能力，以及被现实修正而非摧毁的空间。最终一场大病让她彻底从遇人不淑的心痛中摆脱。

电影《理智与情感》（1995）剧照

标题名为《理智与情感》，并且用一个不稳定的玛丽安的形象去衬托一个更加讨人喜欢的、理智下的埃莉诺，但她们在这种不同的特质下都遭遇了爱情的背叛：当人们看到连埃莉诺这样理智的人，也只能被她相信的稳定的感情对象所伤害时，理智与情感似乎本身又并不具有什么正与反的指向性。甚至与爱德华相比，玛丽安最终的归宿布兰登上校显得人品要强多了，深情、克制如一日，他不堪回首的往事、对于玛丽安默默的付出都让人触动。可是他们俩的婚姻也显得很草率：结尾只用了很少的一些段落写二人的结合，甚至没有再对他们如何确立关系、玛丽安如何对他完全改变偏见、怎么从日常生活中建立感情等等进行刻画——玛丽安的激情没有转移，但她的情感总需要再分配，要在现实可承受的范围内，重新寻找一个如意郎君。虽然布兰登上校在这本书的男性中已经是最为完美的一个了，但这依旧让人觉得并不是十全十美的结局。这一发生更像是在人生的发展之中，名为“情感”的部分忽然妥协了。

奥斯丁似乎有意让两个结局都留下裂缝。《傲慢与偏见》的结局是童话也是“爽文”。伊丽莎白不仅嫁给了爱情，也获得了阶级跃迁与物质保障，完成了精神与世俗的双重圆满。而《理智与情感》的结局更接近现实——它没有奇迹，只有避免坠落的结果。《理智与情感》的残酷之处正在于此：它让我们意识到，理智并不总是自由选择，而往往是被迫接受的边界；情感无的放矢，慢慢化为平静。

毛姆在自己的读书札记《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中转引司各特对奥斯丁的评价：

正如司各特所言，奥斯丁小姐关注的是日常生活、人们的内心情感和错综复杂的细琐事务。虽然小说中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发生，但是读完一页后，你总会情不自禁地翻过去，迫切地想知道下文的情节。下文中仍然没有什么大事，但你又迫不及待地翻开新的一页。能够让你这样做的小说家是最有才能的小说家。

毛姆本人也对简·奥斯丁赞许有加，因为她下笔总是这么幽默，而细碎的生活也总是生动不已。从《傲慢与偏见》和《理智与情感》里，我们看到她同时写下了这两种可能：她既不欺骗读者相信奇迹是常态，也不残忍地否认希望的存在。她只是诚实地告诉我们：奇迹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稀少；而幸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更接近大多数人的命运。当我们今天不断回到奥斯丁、怀念奥斯丁，不是为了学习如何获得奇迹，而是理解在没有奇迹的情况下，人如何继续幽默、自洽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