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时评|愿“小草”们一如既往我行我素

愿“小草”们一如既往我行我素

□ 张东海

“我觉得自己就像一棵小草，始终在酝酿着花苞，再大的风雨也挡不住它盛开……”新大众文艺创作者常玫瑰日前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再次用“小草”来比喻自己。这不禁让笔者想起现代诗人陈梦家于1929年创作的短诗《一朵野花》——在那个呼唤“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时代，这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却始终“向着太阳发笑”。

常玫瑰（左一）

跨越近百年，一朵“野花”与一株“小草”根脉相连、遥相呼应，它们蕴含的自然、自在、自信的纯美，以及创作者身上乐观昂扬的生命态度与我行我素的秉性特质，依然能直击读者心中柔软的地方，激发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认同与情感共鸣。

文艺破壁，要在大众；大众向前，文艺向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是文艺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深耕生活的创作者们我行我素，将自身情感与自我体悟投射到作品之中，才能共同构建千姿百态、百家争鸣的创作生态。透过“野花”“小草”的意象视角，可以看到中国文艺“拥抱大众、面向大众”的鲜明底色，以及演进不息又“新新”相映、生机勃发的繁荣图景。

创作者我行我素，需要膏腴之壤的孕育和温暖环境的托举。打开历史长镜头，可以看到在陈梦家笔底生“花”年代，年轻文艺创作者的创作环境并不是十分宽松友好。当时一些批评家总是对他们口诛笔伐，连带着“并非批评家”的人也加入讨伐队伍，很多年轻创作者因此就被“骂得寒噤了”。鲁迅先生为他们发声，直言“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热切地呼吁“那些作者大约自然不是天才，然而我的希望是便是常人也留着”。时移世易，笔墨不歇。来到常玫瑰生活的新时代，一切都“换了光景”。无论是“十五五”规划建议“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的明确指向，还是“坡子街”等平台的支撑助力，以及主流媒体的聚焦扫描，都让我行我素的新大众文艺创作者实现了蓬勃生长的自由。可以说，政策的阳光、平台的沃土以及湿润的舆论环境，共同孕育着人民文艺创作的“繁花时代”。

我行我素坚守个性与源自内心的表达，排斥平庸与异口同声的统一。这一秉性特质需要外界滋养，更需要内里的淬炼与磨砺。常玫瑰在未受关注之前，默默耕耘写下20万字，“从未想过发表”。与她相似的“外卖诗人”王计兵、“煎饼歌手”李维佳、“保洁画家”王柳云等素人艺术家，无一不是有着相当长久的“静默期”。在热点快速切换、爆量信息如潮水来去往复的时代，趋热的模仿与同质化的跟风随处可见，独“素”一帜、我行我素的坚守难能可贵。这一品质是新大众文艺创作者伟大的地方，是不可摒弃的“生命DNA”。

我行我素的创作态度，还有着捍卫“人的主体性”的时代意义。各界普遍认为，大众文艺的崛起，与互联网、人工智能以及各种新技术兴起紧密关切。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赋能、赋权新大众文艺的生产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弱化人的主体性、主观能动性和个体创造性的潜在威胁。有评论家就呼吁，新大众文艺应该强化精神生产中的人的主体性价值地位；独创和原创必须成为新大众文艺的主要价值标准。由此，创作者能否我行我素不仅关乎自身，更关乎新大众文艺的高质量、可持续。这里，有必要再次亮出常玫瑰对“小草”的鲜明态度——“无论生活待我们如何，我们都要像小草那样，风吹不倒、雨淋不垮，即便没有风雨的考验，也能昂首挺胸地向上生长。这就是我愿意坚守，也一直在坚持的生活态度。”

源于大众又不泯然于大众，新大众文艺风潮正劲，它不是精英文化的下沉，也并非流行文化的复制。在这百步之内必有芳草的“人民文艺百花园”，愿每个人都能各美其美，都能一如既往地我行我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