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的密云猪头岭,寒风卷着落叶打在邓玉芬脸上。她紧了紧六儿子任永恩的衣角,把仅有的两个煮鸡蛋塞进他兜里,声音沙哑却坚定:“到了部队好好干,不立功别回来见我!”这是她送出的第七个亲人,也是当时身边仅存的骨肉。谁也没想到,这句临别嘱托,最终还是成了永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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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之前,邓玉芬只是密云山里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大脚、倔强、勤劳,守着借住的土房、租种的薄田,和丈夫任宗武拉扯着一群儿子过活。日子像山涧的苦水,却也有烟火气。可长城抗战失败后,密云被划入伪满洲国,这份卑微的安稳被彻底撕碎。日军推行奴化教育,逼着孩子说日语、唱日本歌,严禁说自己是中国人——这成了邓玉芬不能触碰的底线。
这个大字不识一个的母亲,做出了惊人决定:搬家。她带着全家躲进荒无人烟的猪头岭,在乱石滩上开荒,和野兽争食,只为守住“中国人”这三个字。在与世隔绝的山沟里,她每天都要告诫儿子们:“咱是中国人,忘了祖宗就是不孝!”山风把这句话吹进每个孩子的心里,也为后来的抉择埋下伏笔。
1940年,八路军10团挺进密云,团长白乙化和政委冯基平走进猪头岭的那一刻,邓玉芬眼里亮起了光。她拉着丈夫商量:“咱家没钱没枪,但有人,打鬼子得出力!”这一年,她亲手把大儿子任永全、二儿子任永水送进白河游击队。不久,三儿子任永兴不堪财主欺压跑回家,她二话不说,又把孩子推上了抗日前线。
1941年,日军在密云制造“无人区”,“三光”政策让山河泣血。邓玉芬没有退缩,反而把四儿子任永合、五儿子任永安送进自卫军模范队。五个儿子都成了战士,她的家则成了八路军的“堡垒户”:烧水做饭、照顾伤员、缝补衣物,她把仅存的杏干、鸡蛋都给了伤员,自己和家人嚼着粗糠野菜。那时她脸上还有笑容,坚信把鬼子赶跑就有好日子。
1942年的春天,成了邓玉芬一生的噩梦。丈夫任宗武和五儿子任永安回山搞生产,遭遇日军突袭,机枪扫射声打破山谷宁静,父子俩倒在刚翻新的土地上,鲜血染红了泥土。噩耗未平,四儿子任永合被俘,在狱中受尽酷刑惨死;大儿子任永全在保卫盘山根据地时腹部中弹,得知亲人噩耗后伤口复发壮烈牺牲;二儿子任永水身负重伤,缺医少药的他在破窝棚里咽下最后一口气。短短数月,丈夫和四个儿子接连离去,剜心之痛没能压垮她,她背着年幼的七儿子,继续在山林中躲避扫荡。
1944年,日军再次搜山,邓玉芬背着发高烧的小七躲在山洞里,洞里还有其他乡亲和伤员。孩子饿得大哭,哭声随时可能暴露所有人。为了保全几十条人命,这位母亲做出了违背本能的决定——用棉衣死死捂住儿子的嘴,紧紧搂在怀里。鬼子走远后,她松开手,怀里的孩子已经没了气息。她没哭出声,心却碎成了粉末。
1945年,抗战胜利的锣鼓敲响,猪头岭上的邓玉芬终于痛哭失声。别人家团圆欢庆,她家却孤坟座座。此时身边只剩六儿子任永恩,她多想留儿子在身边养老。可内战阴云骤起,看着村口训练的年轻战士,她想起了逝去的亲人。1946年,她再次送子参军,那句“不立功别回来”,藏着最深的期盼与决绝。1948年,六儿子在攻打黄坨子的战斗中牺牲,最后一张阵亡通知书送来时,这位坚强的母亲终于撑不住了。
她日夜哭泣,眼泪流干继而流血,最终双眼失明。黑暗中,她每天摸索着走到村口,坐在路边侧耳倾听——她在等那熟悉的脚步声,等永远回不来的亲人。奇迹在1949年秋天降临,新中国成立之际,一个穿军装的身影跪在她面前喊“娘”。她颤抖着摸过对方的眉眼,是失散多年的三儿子任永兴!原来他当年与部队失散,转战多地后终于归来,成了她唯一的念想。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接邓玉芬下山,盖了新房,给予她极高荣誉。1961年,她作为烈军属代表出席大会,可心里始终装着逝去的亲人。晚年的她,总坐在路边对过往部队招手,把每个穿军装的年轻人都当成自己的孩子。
1970年大年三十,万家团圆之时,79岁的邓玉芬与世长辞。临终前她嘱托:“别把我埋在深山,埋在大路边,我要看着孩子们回来。”这位“当代佘太君”,用丈夫和六个儿子的生命,践行了对国家的忠诚。她的故事,早已超越个人悲欢,成为民族危亡之际,平凡中国人挺身而出的精神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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