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小民：商业规则是现代文明的常识

文 | 梁小民

今天推送极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中国普及经济学第一人——梁小民教授关于中国近代商帮研究的思想言论合集。

梁老师自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在北京大学、北京商学院任教，身兼国务院特邀监察员、国家价格指导委员会委员等多个职务，同时也是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兼职教授，长期深耕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更以通俗化的方式让经济学走进大众视野。

从晋商票号的兴衰到宁波商帮的出海，从古代契约精神到现代企业伦理，梁老师以40年研究穿透数百年商业文明历程，直指核心：企业短期的竞争力是产品，长期的生命力永远是规则与文明的创新。期待请梁小民老师在现代文明与商业社会班的课堂上，带您从明清商帮成败中，破解属于这个时代的基业长青密码。

01

现代社会的文明常识

规则至上是不可动摇的底线

2004年，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因违规为客户提供担保，被美国监管部门罚了1.05亿美元——要知道，当时中行纽约分行全年利润也才3000多万美元，这一笔罚款几乎让分行陷入绝境。更讽刺的是，这种违规担保在国内某些企业看来是常规操作，可到了美国，却成了致命错误。

同样在2004年，创维集团的黄宏生在香港因违规关联交易被廉政公署带走时，他最初还很困惑：在内地这样的事很常见，怎么到香港就违法了？这两个故事背后，藏着同一个道理：现代商业社会的游戏规则具有普适性，没有所谓中国特色的例外。市场经济本质上是规则经济。没有规则的市场，不遵守规则，就像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和有灯不看的飞车，迟早会酿成事故。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充满巨大不确定性的时代。全球经济格局深刻变化，技术革命浪潮汹涌，许多企业家感到迷茫、焦虑，不知路在何方。有人问我，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家最应该做什么？我的回答是：

重温历史，回归常识。

02

历史中的规则智慧

我常跟企业家讲明朝晋商与蒙古部落的契约故事。明朝中后期，晋商与蒙古部落做茶叶、丝绸生意，双方没有官府背书，只靠口头约定+手印为证。哪怕遇到战乱、天灾，晋商也会冒险把货送到，蒙古部落也从不少付一分钱。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一旦破坏规则，下次就没人愿意合作了。

19世纪末，宁波商人叶澄衷在上海开五金店，当时洋商垄断了五金市场，叶澄衷却靠明码标价、童叟无欺的规则站稳了脚跟。有一次，一个英国商人来买零件，多付了500两白银，叶澄衷发现后，连夜坐船追到吴淞口把钱还回去。这个故事后来在洋商圈子里传开，大家都愿意跟他做生意——这就是规则的力量，不分中外。

现在有些企业在国内钻规则空子惯了，到了国外就栽跟头：有的在非洲搞工程，因不遵守当地环保规则被停工；有的在欧洲做贸易，因不了解当地知识产权规则被起诉。这些教训都在告诉我们：靠违规行事可能有昙花一现的辉煌，但绝不会有基业长青。

当然有时候破坏规则的并不是企业家，有些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承诺免税三年，结果企业刚投产，承诺就不算数了；有些企业签了合同，转头就因为利润不足毁约——这样的环境，怎么能培育出守规则的企业？

03

成于义利，毁于权力

中国商帮启示录

研究明清商帮二十余年，我始终认为，现代商业文明的基因，既藏在历史的成功经验里，也躲在衰败的惨痛教训中。

乾隆年间，乔家在包头开的复盛公商号，遇到了一场大饥荒。当时粮食价格飞涨，有人劝乔家囤粮抬价，能赚一大笔钱，可乔家老板乔致庸却下令：开仓放粮，免费施粥。他让人在包头城外搭了10口大锅，后来不够用，又加到100口，日夜熬粥。这场饥荒持续了三年，复盛公亏了20多万两白银，却赢得了整个包头的信任——这就是以义制利的力量。

晋商的制度创新更让人佩服。道光年间，平遥日升昌票号首创身股制，掌柜和伙计只要干满一定年限、表现优秀，就能获得身股——没有本金，也能参与利润分红。这种制度让伙计们把票号当成自己的家，有个伙计在外地收账时遇到劫匪，宁可自己受伤，也要保住票号的银子。

可晋商的衰败，恰恰是从破坏规则、依赖权力开始的。光绪年间，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向晋商票号借钱，一开始还按时还款，后来就开始拖欠。到清朝灭亡时，各级政府欠下的七百万两白银彻底成了坏账，日升昌、大德通等大票号接连倒闭。更可惜的是，当时有人提出把票号改成现代银行，晋商却固守旧模式，最终错失转型机会。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南方。

徽商胡雪岩在杭州开胡庆余堂药铺，立下戒欺的店训，还在柜台前放了一把戒欺秤——比标准秤重一钱，就是要让顾客多拿一点实惠。有一次，胡雪岩发现一批当归因储存不当有点发霉，虽然不影响药效，他还是下令：全部烧掉，重新进货。当时伙计们都心疼，说能卖出去的，胡雪岩却说：做生意要讲良心，欺骗顾客就是砸自己的招牌。

可后来胡雪岩参与官场斗争，挪用钱庄资金给左宗棠筹办军饷，最终因资金链断裂破产——这又印证了官商结合的风险：商业一旦绑上权力的战车，就再也身不由己了。

04

企业家的文明素养

义利精神的当代表达

商学院里经常讲，企业能否基业常青，取决于企业家的基础素质；而现代企业家最缺乏的，是经济学基本知识和文明素养。

我写《写给企业家的经济学》时，专门选了清朝山西票号拒做鸦片生意的案例。道光年间，英国商人想通过晋商票号汇兑鸦片货款，当时鸦片利润极高，很多商人都动了心，可晋商票号的掌柜们却一致拒绝，说做鸦片生意会断子绝孙，再赚钱也不做。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是懂得机会成本——虽然短期少赚了钱，却保住了票号的声誉，赢得了长期信任。

明朝的徽商典当行也有类似规矩：遇到灾年，就降低典当利息；遇到客人当东西时着急用钱，就多给点当金。有个徽商叫汪道涵（与后来的汪道涵同名），在扬州开典当行，有一次，一个读书人拿祖传的玉佩来当，说要去京城赶考，没钱做路费。汪道涵看玉佩是真的，本来能当100两白银，他却给了200两，还说路上多带点钱，注意安全。后来这个读书人考上了进士，专门回扬州还了钱，还送了一块诚信为本的匾额——这就是以义制利的回报：你对别人讲道义，别人也会对你讲诚信。

现在有些企业，却把义抛到了脑后。我在演讲中常提到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为了降低成本，三鹿在奶粉里添加三聚氰胺，导致数千名婴儿患病，最后企业破产，负责人被判刑。这个事件让整个中国奶业的声誉受损，好几年都恢复不过来。

反观胖东来，在河南许昌做零售，遇到顾客买了过期食品，不仅全额退款，还赔偿10倍差价；遇到员工家里有困难，公司主动给补助。有一次，一个员工的家人得了重病，胖东来捐了50万元，还组织员工捐款——这样的企业，怎么会没有顾客支持？胖东来的老板于东来常说做生意要先做人，这句话其实就是以义制利的现代表达。

05

商业创新，在文明的阶梯上

我始终认为，中国现代商业文明不是无源之水，它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中。商帮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衰败则源于一劳永逸、固守传统。晋商晋商的身股制是制度创新的典范，但又因依赖权力失去创新动力，在票号转型现代银行的关键节点错失机遇，最终衰败；而宁波商帮靠不断创新实现现代化转型，从上海到香港持续引领行业。

1905年，清政府准备创办户部银行（后来的中国银行），邀请晋商参与，还承诺让他们担任重要职位，可晋商们觉得票号比银行好，拒绝参与。结果户部银行成立后，很快抢占了票号的市场，晋商票号接连倒闭。

清朝末年，宁波商人方液仙看到洋货垄断中国市场，就想自己造国货。当时洋皂很受欢迎，他便创办中国化学工业社，研发国产肥皂。一开始技术不行，肥皂一泡水就化，他带着工人反复试验，用了三年时间，终于做出三星牌肥皂，质量不比洋皂差，价格还便宜一半。方液仙的故事告诉我们：创新不是天马行空，而是解决实际问题。

熊彼特有名言，创新不是发明。爱迪生是伟大的发明家，但将电灯推广市场，实现商业化的，是摩根这样的企业家。相比于前者，后者才是真正的创新。回顾历史，商业文明的演进，是一个不断突破制度枷锁、解放企业家创新、提升人类合作效率的漫长阶梯。

我始终坚信，商业的终极使命不是财富的无限积累，而是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当每一家企业都成为文明的载体，每一位企业家都成为文明的使者，商业世界才能真正摆脱迷茫，走向可持续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