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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嬗替大约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惨烈的王朝更替战争。在短短几十年内,强大的明王朝被崛起于中国东部的少数民族——满族政权迅速击溃。很多历史学家将这一过程解读为明王朝特别是崇祯死后建立的南明王朝的腐败无能,但是仅从政治上依然很难解读南明一系列政权在面对清军时土崩瓦解的溃败。特别要考虑到,在清军入关,李自成、张献忠先后战死,清军在江南地区制造“扬州十日“等一系列惨案后,明末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广大汉族人民与少数满族上层侵略者的矛盾,李自成的大顺军、张献忠的大西军主力先后加入南明部队作战,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孙可望、李定国等农民军出身的将领多次击败清军,但依然无法从整体上挽回南明的颓势。这背后,一件武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就是从明末流入中国的西洋火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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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最早接触火炮,是在正德年间,接触到了著名的佛朗机。这是一种在当时的欧洲已经落后的火炮,属于鹰炮的一种。流入中国的佛朗机炮已经完成了其小型化过程,其特点是炮口直径仅55毫米,炮身很轻,可随小分队行动,具备较强的机动性,但杀伤威力有限。
明朝政府很快就认识到了火炮的重要性。茅元仪的《武备志》就称”兵技,第一大佛朗机,其次鸟嘴铳,又其次弓矢,至于刀斧,则其下矣。“因此,明朝很快开始了对佛朗机的仿制和研究,比如明嘉靖22年,明朝的军器局将105件”手把铳“和”碗口铳“改制成中样佛郎机。戚继光则将明军的传统火器“大将军炮”改成佛郎机样式,称“无敌大将军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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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总体而言,由于缺乏专业的军工人才和武器制造机构,明朝只能依赖于少数读书人的兴趣加上大量工匠的摸索来制造佛朗机。因此一直到萨尔浒之战前,明军仿制的各类火器水平都不高,而且质量非常不稳定,因此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比如马林部就装备了大量的佛朗机和鸟铳,但在努尔哈赤骑兵攻击下迅速崩溃。
在萨尔浒之战后,崛起于东北的努尔哈赤后金政权(后改名为清)正式成为了明朝最大的外部威胁。在这一威胁之下,明朝内部如徐光启、孙元化(这些官员多有天主教徒的背景)等人开始积极接触和学习西方,通过西方传教士,引进西方的火炮技术,同时通过“闯南洋”的东南沿海华侨,部分学习了当时欧洲的棱堡筑城技术,使得明军的守城能力大为提高,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袁崇焕的宁远大捷。
袁崇焕是广东人,又曾经在福建当官,他主持下,把不少曾经在东南亚帮助西班牙人筑城造炮的工匠安置到明朝的东北前线推广铸炮和筑城技术。宁远大捷取胜的原因,除了当地军民上下同心协力,以及袁崇焕本人指挥有方之外,宁远城的城防和火炮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宁远城里有11门从英国船上拆下来的西式火炮,而且宁远城的城墙建筑借鉴了西方的棱堡,方城的四角都有一个凸出部安放火炮,形成对角线火力,而当时努尔哈赤所部的满洲骑兵并不熟悉火炮战术,不断在城墙四角密集冲锋,大量被火炮杀伤,努尔哈赤本人也被火炮击伤。
在努尔哈赤死后,以皇太极为首的满洲贵族开始注重对明军火炮技术的学习,但一直没有大的突破,因此后金也就是后来的清政权和明朝一度形成了战略僵持。拥有先进火炮技术和筑城技术的宁锦防线成为明朝的屏障,皇太极虽然曾多次绕过这一防线由山西方向入关骚扰,但因宁锦防线的存在,每次都只能占些便宜后迅速退出长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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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
但是,一件大事改变了历史的走向,那就是以孔友德等人为首的东江兵在山东发动吴桥兵变,失败后投降了清政权。孔友德等降将不仅带去了大量的火炮、战舰,最重要的是东江兵是当时明军唯一一支受过系统火炮战术训练的部队,其炮兵军官都接受过孙元化聘请的葡萄牙雇佣兵的系统的火炮技战术培训。而且,随孔友德等人降清的还有不少掌握铸造火炮技术的工匠,这些工匠又在清政权中培养了大量的专业的火炮制造工匠,这些工匠后来在清朝官方文件中被称为“火工拜唐”,在明清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清朝的官方文献,这些火工拜唐不仅生活待遇高于其他工匠,而且有权免除各种满洲贵族的劳役与剥削,专职从事火炮制造,可以视为专业的军工技术专家。在这些人的努力下,清政权不仅很快具备了制造”红衣大炮“的能力,还对其进行了部分改进,比如,他们采用了铜铁混铸的炮身,提高了红衣大炮的可靠性。他们还对炮弹进行了改进,射程相较明朝制造的火炮更远。
与此同时,满洲贵族还很积极地围绕火炮研究全新的作战战术。此前,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早期的清军很擅长野战冲锋,但在攻城战中往往缺乏手段。但随着对火炮的研究,他们发展出了一套全新的战法:面对坚城,环城修筑工事掩体将其包围,然后再掩体内密集布置火炮向城内射击,逼迫城内守军突围,再集中骑兵歼灭。大凌河会战中的清军就实施了这一战术,最终打垮了关外抗清名将祖大寿。大凌河当时已经部分学习了西方的筑城技术,火力配置比较合理,防御比较坚固,因此固守了很长时间,最后弹尽粮绝才不得不投降。
新的战术需要新式的军官。在佟养性等人的主持下,清政权以明朝降将为基础培养了一批火炮战术的专家。《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远祖曹振彦就是佟养性手下的炮兵军官。在后来多尔衮围攻大同之战争,曹振彦的炮兵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开启了曹雪芹家族发迹的历史。
大同之战是清兵入关后最艰苦也最危险的一场大战。此役由多尔衮亲征,参战的除英亲王阿济格之外还有敬谨亲王尼堪、端重亲王博洛、承泽亲王硕塞、多罗亲王满达海、多罗郡王瓦克达,平西王吴三桂、固山额真李国翰、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几乎满汉最能打的将领全部出场,康熙年间权倾一时的鳌拜,此战之中只是个偏将。由于大同城的筑造也借鉴了棱堡经验,给予清军很大的杀伤,所以战后多尔衮在暴怒之下,实施了著名的大同屠城,顾城的《南明史》对此有很详细的记载。此次屠城实施的非常彻底,《明清档案》中保留了一份战后山西巡抚的题本,称大同和大同左卫两座城里的监狱关有重犯五名,由于“城破尽屠,无凭究拟”(人都杀光了,无法找到原告和证人),因此提请销案。
曹振彦和曹振彦的儿子曹玺(也就是曹寅的爷爷)都参与了此役。曹振彦战后因功从四等旗鼓佐领提拔为阳和知府,从军队转入地方官;曹玺则“因功擢拔侍卫”,这对父子在战争中干了什么怕也不难猜测。这一战是曹家发迹的起点,说曹家的荣华富贵建立在大同百姓累累白骨之上,恐怕不能算太苛刻的说法。
明王朝虽然借鉴了西方棱堡的工艺,但并没有将其推广开来,应用只限于九边地区。所以等到清军入关后,广大内地城市的城墙面对清军的火炮,常常都是不堪一击。山海关以内,特别是长江以南的明朝城市,都采用传统的筑城技术,缺乏火力配置的意识,所以面对清军的火炮经常束手无策。比如史可法的扬州之战,清军可以从容部署骑兵包围扬州城,然后慢慢等大炮运过来,集中攻城,很快便打开了缺口。而如江阴这样的城市,之所以能够固守较长时间,原因也在于守城方储备了大量的火药和火炮,而进攻方的刘泽清这样的明代降将部队中缺乏火炮——清军的炮兵称为乌真超哈。清兵入关后,乌真超哈只配备给八旗部队,明朝降将地位再高也调不动炮兵。只有孔友德吴三桂等级别降将才会在出征时配炮兵。江阴的失陷,也是由于博洛从南京调运来大量的火炮导致的。
特别需要一提的是,在清军进入北京后,以汤若望为首的西方传教士积极与清军合作,不仅为清军进一步普及了火炮技术,还积极为清军铸造火炮,编制弹道表——这也是在清代早期西方传教士在清朝待遇很高的原因所在。比如汤若望,他被顺治尊为”玛法“,满语”爷爷“的意思,孝庄太后喊汤若望”阿玛“,满语父亲的意思,并允许汤若望和济尔哈朗一样免除跪拜之礼。在这些传教士的帮助之下,清军的火炮从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飞跃。
在火炮主宰战争之前,如东晋、南宋这样的政权,其军队可以在险要地区凭借地势固守,消耗敌人的实力。被敌人占领的地区,当地百姓也经常可意聚集在险要地区武装自卫,令敌人奈何不得。但清军拥有了全新的火炮和火炮战术,使得凭险而守成为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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