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的追梦旅程！《上学记》揭秘知识分子的精神洗礼。

提起上学，现代人或许会联想到挤名校、报补习班的焦虑，或是“内卷”与“躺平”的纠结。然而，在八十多年前的战火纷飞中，有一代年轻人却将颠沛流离的求学岁月过成了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惬意时光。他们在动荡中读出了精神的底气，活出了理想的重量。何兆武先生口述的《上学记》正是这样一部记录。它不是普通的个人回忆录，而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通过何先生从小学到西南联大的求学往事，为我们还原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并深刻探讨了在困境中读书如何安顿心灵、理想如何支撑我们前行。

何兆武生于1921年，亲身经历了“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他晚年口述的这部《上学记》不刻意美化历史，不回避个人感受，这种不修饰的真实使本书成为研究那一代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珍贵“活档案”。

何兆武的求学之路始于政权交替下的小学阶段。北洋政府时期，课堂氛围自由散漫，教学也没有统一教材，全凭老师喜好。到国民党时期，氛围明显变化，增添了“党义课”和“总理纪念周”，开始了意识形态的渗透。即便在这样的环境中，启蒙的种子依然悄然生长。小学时，他看到“德谟克拉西”的对联，在报纸上读到胡适文章里“科学”“民主”的字眼，这些五四精神的火种已悄然埋下。特别是“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让他第一次模糊地感受到了民族危亡的沉重，家国意识开始觉醒。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何兆武的中学时光便与战火和迁徙紧密重叠。他辗转一个多月回到湖南老家，拒绝在本地中学就读，而是选择了师资雄厚、迁至长沙的中央大学附中。战事紧逼，学校又迁至贵州深山的马鞍山，茅草棚做教室，泥墙当黑板，继续学业。

中学的课堂既有南北教育风格的碰撞，也藏着突破束缚的自由。北平师大附中纪律宽松，而中央大学附中则实行战时紧张的军事化管理。然而，学术上的自由度却得以保留。没有统一的教科书，老师可自行决定教学内容。即便在党化教育背景下，老师也默许他在作文中表达与官方意识形态不符的观点，这种对思想自由的尊重难能可贵。

课堂之外，广泛的课外阅读为他打开了更广阔的世界。在北京时，他“漫无目的地漫游”于各类书籍之间，从《开明青年丛书》到梁启超、冰心、徐志摩的作品，丰子恺的《西洋建筑讲话》引发了他对建筑的兴趣，朱光潜的“慢慢走，欣赏啊”让他领悟到读书的非功利性。即使在资源匮乏的湖南、贵州，他仍想方设法找书读，反复咀嚼有限的英文小说，保持着对知识的渴求。

战火的洗礼让何兆武的家国情怀从朦胧走向真切。他在北平目睹日军坦克驶过长安街，在岳阳楼上看见日舰闯入中国内湖，想到范仲淹的名句，心中悲痛不已。听闻长沙大火导致百姓流离，他更深刻地认识到国家强大的重要性。这段在逃难中坚守、在匮乏中探索的中学岁月不仅增长了知识，更让他读懂了家国的重量。

在中学的艰苦环境中，何兆武主动自学，用一年时间学完两年课程，1939年，他以贵阳考区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入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的物质条件极其艰苦，校舍是泥墙茅草棚，日军飞机频繁空袭，师生们不得不“跑警报”。校园两次被炸，但西南联大和昆明城都没有失败主义的气氛，一家被炸的牛肉面馆甚至改名“不怕炸”，这种苦中作乐的坚韧乐观是西南联大精神风貌的生动写照。

比艰苦环境更令何兆武印象深刻的，是西南联大自由的学术氛围。这里名师荟萃，陈寅恪、闻一多、沈从文、金岳霖、华罗庚等大家云集。学校没有统一教材和标准答案，老师们讲课全凭学术兴趣。钱穆先生讲中国通史讲到宋代便停止，向达先生能把“印度史”讲成“中印交流史”。师生之间甚至可以自由辩论，一位理学院学生常与周培源先生争论物理理论，成为校园一景。

何兆武充分沐浴在这种自由之中。他循着兴趣听课，不感兴趣的课便灵活应对。西南联大转系自由，他从土木系到历史系，再到哲学系、外文系，这种跨界探索正是西南联大精神的体现。

自由绝非放任。西南联大的毕业门槛异常严格，必修课学分占比高，核心课程挂科必须重修，毫不通融。体育必须修满八个学期，否则无法毕业，何兆武本人就曾因手术缺课而费尽周折才补上。正是这种自由与严格的结合，塑造了联大独特的育人模式。

因毕业不易，“凑学分”成了学生间心照不宣的默契。郑天挺先生的明史课因考核宽松、内容生动，成为热门选择。但这只是严苛要求下的小插曲，真才实学才是毕业的基石。这种模式结出了丰硕成果。联大规模不大，却培养出杨振宁、黄昆、张守廉、邓稼先、王浩、汪曾祺等一大批影响中外的顶尖人才，堪称教育史上的奇迹。

《上学记》的价值不仅在于还原历史，更在于其中蕴含的关于读书、幸福、爱国与人生的深刻思考，至今仍能给我们以启迪。

关于读书，何兆武认为，读书是在乱世中守住内心秩序的锚点。他特别强调，读书不应带有功利目的。同时，他主张读书要多元，不独尊一家，不盲从权威，始终保持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能力。

关于幸福，何兆武的幸福观核心在于精神富足和对未来的希望。他认为幸福有两大支撑：一是个人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二是对社会前景的向好信念。尽管战时生活困苦不堪，但西南联大师生因坚信抗战必胜、相信战后会有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依然感到那段时光是惬意和幸福的。这种基于信念的幸福感赋予了他们在颠沛流离中保持坚韧、昂扬的精神力量。

关于爱国，何兆武的理解超越了单纯的政治立场。爱国不是盲目追随某个政党或喊口号，而是植根于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和理性行动。对他们而言，爱国是个人命运与民族前途的深度绑定，是以知识和理性来守护国家尊严，等待民族复兴。何兆武的幸福观让我们看到了在困境中寻找幸福的真谛。

关于人生，何兆武欣赏济慈的墓志铭：“这里躺着一个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何兆武觉得人生本就短暂，名利、地位都如水流过，不必过分执着，可是他又用一生证明：即便名字会消失，但对真理的追求、对生活的热爱、对理想的坚持，却能赋予人生真正的重量。他晚年仍笔耕不辍，从容谦和，展现了如何在有限的生命中认真留下自己的痕迹。

《上学记》讲的不只是八十多年前的上学故事，更是一份精神指南。它提醒我们，在任何时代，读书的意义在于滋养心灵而非功利之用，幸福的本质在于内在希望而非物质丰裕，人生的价值在于热烈地追求和体验而非追求名利。希望我们都能像何兆武先生他们那样，不管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都能保持对知识的热爱，保持对未来的希望，让上学成为一件快乐的事，把人生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