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芝 | 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文化与经济的辩证法及其原创性贡献

摘 要：文化与经济的辩证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文化与经济之间的交融互动变得日益复杂且深刻，并与生产力的发展深度耦合，同时二者之间的不协调、不平衡成为各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普遍挑战。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把握文化与经济的辩证法，主要从三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方法论：强调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经济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的辩证统一。这一辩证法注重社会有机体中经济与文化的整体性，创新性地阐释了人文经济学视域下的文化经济概念，展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文化发展和建设方法论上的原创性贡献。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文化；经济；辩证法

阅 读 导 引

一、新时代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的交融互动

二、文化与经济辩证法的具体展现

三、文化与经济辩证法的理论特质

任何一种文化思想，都包含关于文化发展和建设的基本立场、基本原则、发展规律、实践路径等，并以此构成其关于文化发展和建设的方法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这一方法论的探究，必然首先在文化与经济的辩证互动中展开，因为文化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和相对独立性，但一定是在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中被把握到的；经济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但经济的发展和变革也一定包含着文化对它的影响和作用。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把经济条件看做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发展的东西……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这并不是说，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而是说，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原理，是把握文化发展和建设规律的理论基础。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中，可以清晰地把握到二者相互关联的逻辑和方法论。本文以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方法为主题，从新时代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实践出发，试图对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文化与经济的辩证法进行学理化阐释，分析其新时代意蕴及其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发展，展现其原创性贡献。

一、新时代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的交融互动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无论是世界文化的发展，还是中华文明的演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都进入了新的阶段。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较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强烈，甚至呈现出更加鲜明的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趋势。正如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所说：“经济的文化化与文化的经济化常常被认为是如今众所皆知的后现代的特征之一。”文化与经济之间的理论与实践关系，在人类存在与人类文明发展中逐渐成为一个“显题”。

首先，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变得日益复杂且深层次。经济全球化带来了文化的多元化，使得各个国家和民族间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和可比较性愈发凸显。这就必然会对文化和经济发展提出新课题，例如文化现代化、文化主体性与文化认同，以及文化软实力与经济硬实力的关系、文化因素与经济因素的深度融合等。经济的全球化与文化的多元化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关联，尤其内含着一种文化价值的紧张与冲突，冲击着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经济与文化的自洽性。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和民族间的文化交融在一起且相互碰撞，如何合理处理文化的冲突与矛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如何在经济增长方式改善中体现文明向度，成为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核心议题。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今天一度困扰人类的经济发展的精神文化贫困逐渐缓解，文化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因素，并且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国家凝聚力、生命力、吸引力、影响力，即文化软实力，日益成为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确看待和应对经济全球化与文化的多元化、文化与经济的高度融合，是我国在新时代背景下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经济与文化的紧密互动，经济力量和文化力量的“合奏”，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重要基石。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把握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新特点新定位，着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既在世界历史和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中“解题”，又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构建新发展格局，将文化强国建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一方面强调经济建设中的文化因素，如价值导向、精神支撑、社会风气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出了全新阐释；另一方面，强调文化建设中的经济因素，如产业属性、经济效益等，在新时代文化创新创造方面提出了全新论断。

其次，文化和经济的交融互动与生产力发展深度耦合。这一当代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深刻重塑了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推动着生产力的质态跃升。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就已经显露出的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一体化等现象，在今天则不断扩展，并具有了智能化时代的新特征。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进一步推进了对文化的经济功能和经济的文化因素的科学研究，揭示了文化与经济的高度融合对生产力发展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今天，生产力发展步伐日益加快，无论是物质生产力，还是文化生产力，都需要重新把握和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是重要内容；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在文化、经济与生产力的三维结构中，文化展现出一种独特的功能和力量，也因而使得三者关系具有了新的特点。

新时代新征程上，文化、经济与生产力的关系，体现为高质量发展的文化、经济与生产力的系统升级，社会生产力在文化与经济深度融合中实现了巨大发展。一方面，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因生产力质态的提升而逐渐增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影响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重塑着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的转型模式，并重构着二者的关系。另一方面，文化与经济的不协调发展，如经济发展忽视文化因素、文化发展缺乏创新创造活力，必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最大掣肘。因此，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方式的革新及其同构效应，势必推动生产力实现质态的跃升。进入新时代，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呈现出诸多新特征，诸如文化产业与经济发展高度融合、文化生产力在经济建设中发挥显著效能等，催生出新的生产力理论。习近平文化思想注重文化的创新创造，追求高质量发展的人文价值取向，坚持文化赋能、以文兴业。

再次，文化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良好互动已成为各个国家和民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发展目标。“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因此，不论是文化的问题，还是经济的问题，都需要在整体性思维中考量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一方面，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先进文化的引导。例如，文化产业为经济转型注入动能，并通过科技和文化的融合，显著提升产品附加值，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经济方式的变革不仅凝聚着先进文化的结晶，也迫切呼唤着文化结构的变革、更新与创造。另一方面，文化的发展必须要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进行。关于文化本质、文化的功能及其在社会有机体中的地位、文化建设等理论问题，必须综合考量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发展带来的新变化。习近平文化思想从铸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出发，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强调要加强文化与经济、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

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关系，以及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等，也由于我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新的时代条件而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在历史进程中的层次结构及相互关系，需置于时代坐标中进行辩证审视和把握。例如，新时代背景下，人们追求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全面满足，对精神文化生活抱有新的期待，这体现了人的需求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点。再如，文化如何助力经济发展，如何更好且最大程度地发挥其精神动力的效能，是经济社会发展对文化建设提出的新要求。

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主动识变应变求变，在继承、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础上，对新时代文化与经济交融互动现象作出深刻解答，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开出了“文化良方”。其一，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提出了标识性概念、论断和观点，如“文化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等。其二，对文化与经济交融现象中的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文化产业等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阐释，在“新质生产力”概念中突出了文化因素及文化的赋能效应，清晰展现了文化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功能和积极作用，因而使文化与经济的结合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和发展空间。其三，基于“第二个结合”的理念，创造性提出新的文化生命体建构思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建立在文化与经济的深度融合上，这里的“文化”指的是充满活力的新的文化形态，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形态，从而强调在思想解放的基础上以文化的创新创造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二、文化与经济辩证法的具体展现

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新时代文化与经济高度交融互动的具体实际，在三个方面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与经济的辩证法，即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的辩证统一、经济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的辩证统一、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的辩证统一。

（一）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的辩证统一

文化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本质上植根于人的存在结构，展现了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与精神活动的统一，深刻反映了人类社会活动的全面性、整体性。人是物质存在与精神存在的统一体，二者相互联结、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人的最基本、最重要的需要是物质需要，因为这些需要是人类生存及历史发展的基础，“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恩格斯明确指出：“物质存在方式……是始因。”在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中，必然始终体现着人的精神需求，并且二者是成比例发展的，物质需求满足的程度和获得感与精神需求满足的程度和获得感是一致的，当人的物质需求得到极大满足时，也必然伴随着人对精神需求的更高期待。人的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是国家繁荣发展、民族精神力量增强、时代精神文明水平提升的重要标识。

正是在此意义上，习近平文化思想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从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出发，强调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这是基于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发展阶段作出的创新性论断。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现代化有着根本上的不同，它在本质上是人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时刻回应着人的发展的多方面、多层次的需求，展现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之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整体发展和整体增强。在这一新提法中，“富足”和“富有”的概念既体现了新时代人的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的新价值取向，又彰显出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层次的跃迁。习近平文化思想具体阐释了新时代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层次、程度及其辩证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物质需求是第一位的”，人有精神需求是人类社会与动物界最大的区别，二者分属于不同的领域，有各自的发展规律，“物质层面的问题要靠增强物质力量来解决，精神层面的问题要靠增强精神力量来解决”。但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物质力量的运用强一些，精神力量的运用弱一些”。正因如此，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同时解决好精神层面的问题与物质层面的问题，让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协同增强。

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高度重视精神的力量，创新性发展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观点，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的辩证统一提供了最根本的理论基础。根据这一辩证法观点，在人的需求的满足上，要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极大丰富，这一过程不是简单的机械组合，而是整体性、协同性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必须抓好经济社会建设，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必须抓好文化建设，增加社会的精神文化财富。”通过经济建设，持续创造更多满足人们需要的物质文化产品，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增强人们的物质富足，为精神上的富有打下坚实的基础；通过文化建设，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从而提升人们的精神富有，为增强物质富足提供精神动力。“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不是一前一后，也不是截然分开来推进，而是在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中协同发展。在此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优势，必然是基于经济优势基础上的文化实力和文化影响力；同时，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优势，也正是因为其精神内核的先进和稳定、滋养和充盈。

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基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统一关系，深刻阐明了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辩证统一的价值旨归。提升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提高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是紧密联结的统一体，推动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观点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在物质生产力不发达的阶段，大力提高人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使之与更先进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是社会发展和建设的中心。在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的阶段，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就会更加迫切，此时需要将精神文化建设作为社会发展和建设的重要任务。

坚持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的辩证统一，是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关系、彰显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的基础所在。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文化、文明是历史进步的基本标志。因此，发展社会的文化，更具体些说，发展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就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基本方式和途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富足、精神富有，就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过程。邓小平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在提高国家经济实力的基础上，不断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在紧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也将精神文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是因为，“物质文明的发展会对精神文明的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精神文明的发展又会成为物质文明建设的动力，尤其是经济的多元化会带来文化生活的多样化，只有把精神文明建设好，才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习近平文化思想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看作阶段性的、分层次的过程，主张根据不同时期人的需求层次的变化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同时，也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置于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的整体视角之下。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均衡发展、相互促进，才能使得人的多方面需求、多种能力得到满足和实现。

（二）经济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的辩证统一

经济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二者整体性的提升，才标志着一个国家的真正强盛和繁荣发展。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本质上体现了社会结构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经济硬实力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根基，构筑起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文化软实力则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精神支撑，位于上层建筑之列，并且作为非物质性力量的国家实力，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如果一个国家只有经济上的实力，没有文化上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没有精神文明的进步，物质文明建设就会缺乏精神上的引领力和发展动力，经济建设的发展就会大打折扣，那么它在国际上还称不上综合国力和竞争力的强大。在西方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就曾出现物质财富积累的同时文化和信仰危机并存，在今天，它仍然深受现代化精神贫乏之困扰。历史经验证明，任何国家推进社会现代化，都不能把经济硬实力作为唯一的发展指标，而必须同时把文化软实力作为重要评价指标。

习近平文化思想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统一的观点，首次系统阐述了文化软实力在国家综合实力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从中国经济硬实力显著增强的实际出发，对文化软实力的建设规律及具体路径作出了创新性的阐释。

其一，深刻揭示了基于国家综合实力提升的经济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的强大“合力”。一个国家文化和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一定是以经济硬实力为基础的，而经济硬实力的内生活力和动力的有效提升，必然包含着文化因素的强劲助推，因而最终体现为二者的同步提升。正是在此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既关注经济硬实力，又关注文化软实力，因为“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大国的发展进程，既是经济总量、军事力量等硬实力提高的进程，也是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等软实力提高的进程”。一方面，经济硬实力是新时代的硬道理，但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也离不开文化文明的力量，因此，提高经济硬实力，必须以文化为重要支点。另一方面，文化软实力是新时代的强支撑，文化赋能经济，或者说“文化＋经济”模式，是新时代经济力量和文化力量互相助推、融合互动的突出展现，因此，提高文化软实力，也需要“经济搭台”。

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习近平文化思想将文化软实力的发展置于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位置，强调文化软实力关乎国家“精气神的凝聚”，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毛泽东曾强调文化对经济和政治的“伟大影响”：“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这一“伟大影响”展现出不可估量的实践伟力：文化对经济和政治的精神引领和推动作用日益强劲，而且文化软实力作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核心要素越来越凸显，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因此，文化软实力及其竞争力，是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文化软实力的强盛，直接关乎着国家的影响力、吸引力和公信力，也深刻影响和推动着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它与经济硬实力共同构成和表征着国家的综合发展实力。

其二，基于在国际传播中存在“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文化软实力建设和经济硬实力建设的“均衡”与“协调”。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文化强国，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根据当前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实际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由此出发，习近平文化思想首次系统构建了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基本内容体系，其中就包括讲好我国的经济发展观。在深刻阐释软实力建设本质和方向的基础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将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明确为以下四个方面：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这些方面本质上是在切实把我国文化建设好的基础上，“把我国标准、规则、理念推出去”，即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形于中”而“发于外”。这些标准、规则和理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等层面的集中体现。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旨在将我国的发展优势和综合实力转化为话语优势，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其中，重要战略任务之一，就是要讲好中国故事，这既包括中华文化“走出去”，也涵盖向世界讲述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新时代故事。

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而在价值观结构和层次中，核心价值观是国家和民族发展中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因此，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必然是紧紧围绕核心价值观来展开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这表明，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抓手是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区分不同文化形态的标识。由此，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基于经济社会发展对文化建设的更高要求、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更高期待、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必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立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作为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的根本要求和重点路径。

由上可见，习近平文化思想创新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的辩证统一，强调二者之间的相互转化，“文化的力量最终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文化的软实力最终可以转化为经济的硬实力”。这不是单单从经济与文化的辩证关系阐释经济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而是既延展到文化与物质的力量层面，又拓展到其话语和叙事体系、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故事载体和传播理念层面。因此，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在新时代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我们要深刻认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既要有硬实力，也要有软实力。

（三）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的辩证统一

文化的繁荣一定是与经济的发展紧密结合的。从经济发展战略的角度审视文化的交流互鉴，将二者关联起来并系统考察，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重要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目前看，我们在经济合作上用力多，文化这条腿总体上还不够有力。”这是当前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亟待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因此，加强人文交流，使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效能显得尤为重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强调人文交流与经济合作具有同等重要性，明确指出：“要坚持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共同推进，注重在人文领域精耕细作。”在经济合作中注重文化载体和文化因素，实现二者的切实融合，这也是新时代提升文化软实力和构建开放新格局的重要体现。

第一，习近平文化思想创新性地将人文交流提升至软实力的高度，深刻阐释其对经济活动的助推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文交流是软实力的体现，软实力强大了，开展政治、外交、经济活动的阻力就会小。人文合作投入小、影响大、管长远，关键是要重视起来，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去做，推进民心相通，发挥文化影响力。”人文交流突出“人”的因素，侧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相互信任和相互沟通。加强人文交流，旨在促进“民心相通”。人文交流是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向国际宣传介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及其优势的重要方式，是向国际积极发声、展现中华文化独特魅力的重要路径，既有助于提升国家软实力，又为开展经济活动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民意基础。

第二，习近平文化思想将人文交流提升至开放格局的高度，科学阐释其对开放性经济的重要影响。邓小平曾指出，“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长期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这深刻揭示了文化的开放是经济开放的必然结果和历史趋势。深化人文交流既是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内容，又是加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重要抓手，因而成为提高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的重要途径。比如，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一带一路”建设是扩大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和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其中，人文交流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而要真正建成“一带一路”，必须在沿线国家民众中形成一个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因此，建构与对外开放深度融合、相互促进的人文交流合作格局，是适应国际经济合作新变化的重要前提。在此意义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将人文交流视为文明互学互鉴的桥梁，为开创世界各国间的文化交融和民心相通打开了新局面，推动了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由上可见，习近平文化思想创新性地阐述了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的辩证统一。一方面，经济合作是人文交流合作的物质前提，而拓展经济合作的空间，是形成共同利益的重要基础。积极开展经济上的合作交流，推动各国形成一个“互利共生”的命运共同体，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经济合作的深化，世界各国的人文交流持续增强，发展空间会越来越广阔。另一方面，深化人文交流，有助于为经济合作创造良好的社会基础和社会氛围。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局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正在面临重大调整，引进来、走出去在深度、广度、节奏上都是过去所不可比拟的，应对外部经济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压力也是过去所不能比拟的。”无论是经济合作的新变化，还是应对外部经济风险，都应重视人文的力量，深化人文交流合作，使其成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和有力支撑。这是因为，人文交流根本上是文化、价值观之间的交流，文化、价值观上的相互理解和相互认同，是经济合作顺利开展的精神支持。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中国与世界各国开创合作共赢模式上进行了创新性探索，推动我国形成了全新开放的新格局，也为解决国际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一方面，倡导建立多层次、多样化的人文合作机制。“我们要建立多层次人文合作机制，搭建更多合作平台，开辟更多合作渠道。”这些机制和渠道涵盖教育合作、智库作用发挥，文化、体育、卫生领域合作模式创新，以及利用好历史文化遗产，打造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旅游产品和遗产保护等维度。另一方面，将“共同倡导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纳入全球文明倡议“四个倡导”，促进各国人民出入相友、相知相亲，坚定共同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说：“我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就是要推动国际社会解决物质和精神失衡问题，共同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在实践路径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倡导通过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丰富交流内容，拓展合作渠道，从而推动走出去、请进来管理便利化，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三、文化与经济辩证法的理论特质

习近平文化思想重视文化发展和建设的基础，既将其放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坐标系中进行整体谋划，同时也注重文化对经济的反作用，充分考量文化对经济的巨大推动力，因而在社会有机体的系统结构中展现了文化与经济联动的工作布局，并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方法论体系。

（一）注重社会有机体中经济与文化的整体性

坚持文化与经济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体思想的核心要义。马克思将社会比喻为“有机体”：“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实际出发，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新时代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的整体性特质：“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初期经济文化均处于落后状态的局面，到今天迈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阶段，我国始终都存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因此，经济与文化整体上的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旨归。正是从当前经济与文化领域的不协调、不均衡的具体实际出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主义文化发展规律和人类文明发展规律，整体统筹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经济建设中重视文化因素和文化力量，在文化建设中兼顾经济社会效益。经济建设是基础和中心，构成社会有机体的“骨骼系统”；文化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是社会有机体的“灵魂”，其发展和建设规律必然离不开对经济发展规律的首要考量。

总体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中蕴含的经济与文化的整体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与社会文化发展规律的整体性考量。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反映了人们的经济活动的规律，贯穿着人的内在尺度，是与文化等社会要素交融互动的产物，构成社会规律的基础和核心。由此出发，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内在规律，必须注重文化领域的创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经济的基础地位固然毋庸置疑，但推动社会历史发展和进步的力量一定还有上层建筑诸因素及其互动的协同。正如《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一书所指出的，“经济发展的自相矛盾之处在于，经济价值观不足以保证经济发展……一国人民接受什么价值观或不接受什么价值观，这属于文化领域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可以说经济发展是一个文化过程”。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者必然是与文化交融互动的经济模式。“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新时代经济建设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价值观、文明观、生态观等，是其重要的指导理念。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济发展从来都不是抽象的、孤立的，而是具体的、联系的。在此意义上，经济发展从来不是与文化割裂的、分层的、机械的发展，而是表现出一种有机的整体性。例如，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合作，还内蕴着一种人文交流格局。进一步来说，经济发展从来都不是哪一个阶段单一受重视，也非“先经济后文化”的发展模式，而是一种基于人的存在与发展需要的整体推进。经济基础及其发展一旦出现重大变革，以文化等为重要表征的观念上层建筑也必然发生渐进式改革。

在价值观意义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坚持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辩证统一。比如，经济发展的“绿色”价值观，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特色名片”。在文化产品和文化产业的发展领域，也要注重其商品属性，以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从而更好地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再如，在乡村振兴实践中，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相统一表现得越来越突出：“乡村优美环境、绿水青山、良好生态成为稀缺资源，乡村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日益凸显。”可以说，经济和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往往也会作为一个组合概念出现，如现代经济文化、现代文化经济等，彰显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的文化价值取向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中的经济价值取向的整体性考量。

第二，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与培育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整体性效能。任何文明和社会文化形态都必须植根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经济形态随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演变。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形态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文化形态。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新经济孕育出新文化，现代化经济体系以新的文化生命体为基础，同时也需要新的文化生命体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它们作为一个整体表征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特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

一方面，着力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为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构建创造更多内生动力和活力。推进经济发展质的提升，意味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从“有没有”到“好不好”。这种“好不好”的评价判断标准，关涉的就是经济建设的文化价值取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这一论述深刻体现了经济建设中对人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视，无论是推动物质文明的发展还是精神文明的发展，都始终彰显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

另一方面，在构建现代经济体系过程中，高度重视文化的关怀。现代经济体系的构建，需要文化的支撑，并与构建新的文化生命体相结合，因为“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深厚的人文价值，使人的经济活动与动物的谋生行为有质的区别；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极高的组织效能，促进社会主体间的相互沟通和社会凝聚力的形成；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更强的竞争力，先进文化与生产力中的最活跃的人的因素一旦结合，劳动力素质会得到极大地提高，劳动对象的广度和深度会得到极大的拓展，人类改造自然、取得财富的能力与数量会成几何级数增加”。习近平文化思想正是基于对文化赋能经济现代化的深刻洞见，将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的发展与现代经济体系的建设紧密结合，彰显了文化的经济功能，从而将文化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新的文化生命体植根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现实需求，充满创造创新活力，是现代经济体系构建的文化根基。这突出展现了文化与经济交融互动的整体性景观。

（二）首次在人文经济学中阐释“文化经济”概念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道路上，文化对经济的助力逐步凸显，不断丰富着文化经济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这一创新性论断揭示了文化与经济交融互动的内在发展规律。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期间就曾指出：“所谓文化经济是对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统称，其实质是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文化经济的本质就在于文化与经济的辩证统一。习近平文化思想首次对文化经济概念作了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深刻阐述。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既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经济与文化领域的新兴发展趋势。二者都充分体现了文化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彰显了文化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甚至成为“生产力本身”。因此，由文化与经济组成的新坐标，在新时代背景下蕴含着新的发展理念，如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正蕴含着文化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点带来生产力变革的深刻洞察。

文化经济化是指文化的功能超出了人的精神文化需要，开始具有经济功能。具有强大经济功能的文化，其显著特征就是增强了文化的生产力特性，使得文化在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方面进一步提升。文化的发展规律由于文化对经济生活的更为直接的介入而增添了新的内容，呈现出新的特征。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培育新型文化业态”。作为文化经济化的直接产物，文化产业的发展能够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在此意义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要优化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经济文化化是指商品具有了文化的特征，经济发展越来越和某种生活方式紧密相连。文化的介入引起了经济发展的深刻变革。生产要素中不再仅仅包含自然资源，还增添了科技、信息、文化等元素。习近平经济思想创造性提出树立和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这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文化价值导向作出了全新的阐释，也彰显了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相互贯通。

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揭示了文化与经济的辩证法最终突出的其实是“人”这一因素。“‘文化经济’的本质在于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说到底要突出一个‘人’字。因此，我们在推进‘文化经济’的发展中，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从根本上说，文化与经济都源于人的实践活动，皆以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旨归。因此，人在文化与经济的辩证法中建构起了二者融通的“立体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改革发展搞得成功不成功，最终的判断标准是人民是不是共同享受到了改革发展成果。”新时代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性发展，充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以人民为中心，旨在让广大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加有保障。

因此，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社会效益在文化经济中的首要地位。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是新时代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共同原则。这是由文化产业的特殊属性和功能所决定的。文化的本质是“人化”，更在于“化人”，它深刻影响着人的存在与发展，因而文化产品、文化成果必须满足人的健康、良好的发展需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把握好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也就是说，更好地发挥文化的经济价值的前提是，高度重视文化经济发展的社会效益，这深刻体现出对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和精神生产特性的把握。在此意义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以保证文化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向，有效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作者：张永芝，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学院副编审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