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厅里的“学生妹”袁美人。成都砂砂舞厅故事。2025年12月15日。

袁妹妹大名袁春丽，南充乡下土生土长的姑娘，一张娃娃脸是打娘胎里带来的福气，肉乎乎的脸蛋透着股子稚气，笑起来两个梨涡浅浅的，能甜到人心里去。

一米五五的个头，往人堆里一站不算起眼，可胜在皮肤白，是那种晒不黑的瓷白，身段更是藏着惊喜——看着苗条得很，该鼓的地方鼓，该翘的地方翘，是男人见了会多瞅两眼的好模样。

初中毕业那年，袁春丽揣着爹妈给的两千块钱，跟着村里的姐妹挤进了成都的人潮里。她没学历没本事，只能捡最底层的活儿干。

先是在小区门口的超市当售货员，每天搬货、理货、收银，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月底领那两千多块钱工资，除去房租和吃饭，几乎剩不下啥。

干了半年，腰累得直不起来，她咬咬牙辞了职，转头又钻进一家美发店当学徒，洗头、烫染、扫地，啥杂活儿都抢着干，盼着能学门手艺。

可老板娘抠门得很，工资低还动不动扣钱，一年下来，她连剪头发的基本功都没学扎实，最后还是卷着铺盖卷走人了。

那些年，袁春丽就像个没头苍蝇，在成都的大街小巷里乱撞。她住过城中村最拥挤的合租房，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屋里，空气里飘着汗味和油烟味；她吃过五块钱一份的盒饭，米饭硬邦邦的，菜叶子上还沾着泥点。

有时候她坐在马路牙子上，看着高楼大厦里亮着的灯，心里头酸酸的，不知道自己啥时候才能在这座城市，拥有一盏属于自己的灯。

转机出现在一个闷热的夏天傍晚。那天她下班晚了，骑着辆吱呀作响的二手自行车往出租屋赶，半路上车链子突然掉了。

她蹲在路边，急得眼泪都快掉下来，这时候，一个穿着蓝色工装的男人走了过来，手里拎着个工具箱，嗓门洪亮：“妹子，车坏了？”

那口音，是地道的南充腔，听着就亲切。袁春丽抬起头，看见男人三十出头，皮肤黝黑，笑容憨厚，眼睛里透着实在劲儿。

这男人就是李大哥，老家和她一个县的，在成都开了个小小的修车铺。那天，李大哥帮她修好了自行车，还骑着车把她送回了出租屋。

一来二去，两人就熟络了。李大哥知道她一个人打拼不容易，经常给她带老家的腊肉咸菜；袁春丽心疼他一个人忙活，隔三差五就去修车铺帮他洗衣做饭。

爱情这东西，就像春天的种子，悄没声儿地在两人心里发了芽。

谈了一年恋爱，两人就扯了结婚证。婚礼办得简单，就在修车铺旁边的小饭馆，请了几个老乡和朋友，凑了两桌菜，也算热热闹闹。

刚结婚那阵子，日子过得蜜里调油。李大哥每天早上都会给她煮一碗红糖鸡蛋，晚上收工回来，不管多累，都会牵着她的手去街边散步，买一串她最爱的糖炒栗子。

那时候修车铺的生意刚起步，两人晚上就睡在铺子里的小阁楼，夏天热得睡不着，李大哥就拿着蒲扇给她扇风，扇到自己睡着为止。袁春丽那时候觉得，这辈子有李大哥，就够了。

婚后没两年，李大哥脑子活络，瞅准了二手车市场的风口，盘下修车铺旁边的门面，开了家二手车交易店。

那几年生意火爆得不像话，每天来买车的人挤破头，李大哥忙得脚不沾地，袁春丽干脆辞了工作，专心在店里帮衬。

她管记账、收钱，给来买车的顾客端茶倒水，手脚麻利，嘴巴又甜，顾客都喜欢这个说话带着乡音的小媳妇。

日子就像滚雪球，越过越红火。他们先是在城郊买了套三居室的房子，不大，但温馨，终于不用再挤在修车铺的小阁楼了。

儿子出生后，袁春丽更是把心都扑在了家里和生意上。李大哥的生意越做越大，手里的钱越来越多，两口子的日子过得越发滋润。那几年，他们是真的潇洒，逢年过节就开车出去玩，去九寨沟看水，去峨眉山看雪，去丽江古城晒太阳。

每次出去玩，李大哥都会给她买漂亮的裙子，拍好多好多照片，发在朋友圈里，引来一大片羡慕的评论。那时候袁春丽穿着漂亮裙子，挽着李大哥的胳膊，看着身边蹦蹦跳跳的儿子，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

手里有了钱，心气儿就高了。那天，李大哥带着袁春丽去南门看房子，一进那个高档小区，袁春丽就挪不动脚了。

绿树成荫的小道，干净整洁的楼道，还有那宽敞明亮的样板间，落地窗望出去就是公园，看得她眼睛都直了。

“媳妇，咱买一套！”李大哥搂着她的肩膀，意气风发，“咱现在有这实力，住在这里，才算真正扎根成都了！”

袁春丽的心怦怦直跳，她看着那套一百四十多平的大房子，点了点头。这套房子总价三百万，他们手里有一百万积蓄，剩下的两百万全靠贷款。

每个月要还将近两万块，一还就是二十年。签贷款合同的时候，袁春丽的手有点抖，李大哥拍着她的背安慰：“别怕，咱生意这么好，这点钱不算啥！”

那时候的他们，谁也没料到，一场席卷全国的风波，会把他们的好日子搅得天翻地覆。

风波一来，二手车生意一落千丈。以前店里的车摆着都有人抢着买，现在车子停在店里落灰，都没人问津。

李大哥天天出去跑业务，喝酒应酬，求爷爷告奶奶，可还是没人愿意买车。店铺租金、员工工资，再加上每个月两万块的房贷，像三座大山，压得两口子喘不过气。

李大哥变了，以前那个憨厚爱笑的男人，变得沉默寡言，烟一根接一根地抽，有时候半夜醒来，还能听见他在阳台上唉声叹气。

家里的气氛也变得压抑起来，再也没有了以前的欢声笑语。以前两人出去玩，现在连话都懒得说。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能引发一场争吵。

那天袁春丽只是抱怨了一句“今天菜价又涨了”，李大哥就像被点着的炮仗，瞬间炸了：“涨了涨了！你就知道说这个！我天天在外面低声下气，你以为我容易吗？要不是你非要买南门那破房子，咱们能落到这步田地？”

袁春丽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买房子不是你提议的吗？现在怪我了？我在家带孩子做家务，哪点对不起你了？”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吵得不可开交，儿子吓得躲在房间里哭。那次吵架后，他们冷战了半个月，谁也不理谁。

袁春丽看着李大哥日渐憔悴的脸，心里疼得厉害，她知道，不能再指望男人了，这个家，得靠她撑起来。

她开始出去找工作，先是去做家政，每天擦玻璃、拖地、洗油烟机，累得腰都快断了，一个月才挣三千多块，连房贷的零头都不够。

后来又去超市当售货员，工资也高不到哪里去。那段日子，她每天早出晚归，回到家累得连饭都不想吃，可看着银行卡里越来越少的数字，只能咬着牙硬扛。

就在袁春丽走投无路的时候，一起做家政的姐妹悄悄拉她到一边，压低声音说：“春丽，我知道个来钱快的地方，就是……有点丢人。你要是愿意，我带你去。”

那个地方，就是莎莎舞厅。

袁春丽听说过砂舞厅，知道那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里面的女人被叫做“白菜”，靠陪男人跳舞挣钱。

她一开始是拒绝的，她一个有老公有孩子的女人，怎么能去那种地方？可一想到每个月两万块的房贷，想到儿子的学费和辅导班费用，想到李大哥日渐憔悴的脸，她的心就软了。

面子算什么？尊严又算什么？能保住这个家，才是天大的事。

她咬了咬牙：“姐，你带我去。”

第一次走进莎莎舞厅，袁春丽的腿都在打哆嗦。震耳欲聋的音乐，忽明忽暗的灯光，舞池里男男女女搂搂抱抱，混合着烟味、酒味和香水味的气息扑面而来，呛得她头晕目眩。

姐妹把她拽进更衣室，递给她一套超短的连衣裙：“换上，别穿你这身老土的衣服。”

袁春丽看着那条裙子，脸唰地一下红透了，她这辈子，从没穿过这么短的裙子。犹豫了半天，她还是咬着牙换上了。

站在镜子前，她看着镜中的自己，娃娃脸配上短裙，竟然格外显年轻，一点都不像四十岁的人，倒像个刚出校门的大学生。

姐妹拍着她的肩膀打气：“春丽，你这条件，肯定能火！记住，顾客就是上帝，他们想怎么跳，你就陪着。”

袁春丽点了点头，握紧了拳头。可现实给了她一记响亮的耳光。她是个传统的女人，骨子里放不开，男人的手搭在她腰上，她浑身僵硬；

跳舞的尺度太小，那些来寻乐子的“野猪”，都喜欢放得开的女人，自然没人愿意找她。

看着别的“白菜”身边围着一群男人，手里攥着大把钞票，袁春丽心里急得上火。房贷还款日越来越近，银行卡里的钱越来越少，她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那天晚上，袁春丽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她盯着自己的娃娃脸，突然灵机一动。

第二天，她换了一身行头：白色的衬衫，浅蓝色的牛仔裤，扎了个高马尾，脸上只涂了点口红，还特意买了副黑框眼镜戴上，一下子就有了学生气。

走进舞厅的时候，果然吸引了不少男人的目光。

就在她局促地站在舞池边时，一个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走了过来。男人五十多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看着挺严肃，正是舞厅里的常客四爷。

四爷上下打量了她一番，眼神里带着几分惊讶：“妹子，你多大了？看着像刚毕业的大学生，是90后吧？”

袁春丽的心怦怦直跳，抿着嘴笑了笑，故意用稚嫩的语气说：“我刚出来打工没多久。”

四爷笑了，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看不出来，你这身段，这脸蛋，太显小了。来，陪叔跳。”

袁春丽点了点头，跟着四爷走进舞池。四爷的舞步很稳，手也规矩，只是轻轻搭在她的腰上，不像别的男人那样毛手毛脚。

跳完，四爷塞给她50块钱，笑着说：“跳得不错，叔给你介绍个朋友，他就喜欢跟你这样的小姑娘跳舞。”

说着，四爷朝角落里一个穿夹克的男人招了招手。那男人四十多岁，嗓门洪亮，正是庄老三，也是舞厅里的老主顾。

庄老三走过来，眼睛一亮，拍着四爷的肩膀说：“四哥，你这是从哪儿淘来的宝贝？看着真嫩！”

四爷笑着说：“这妹子是新来的，很懂事，你俩跳一曲。”

庄老三乐呵呵地伸出手：“妹子，赏个脸？”

袁春丽不好拒绝，只能跟着庄老三走进舞池。庄老三的舞步有点糙，但手还算规矩，一边跳一边跟她聊天，问她是哪里人，多大年纪。

袁春丽不敢多说，只含糊地应付着。一小时下来，庄老三也塞给她一百块钱，还加了她的微信：“妹子，以后常来，哥天天找你跳舞。”

从那天起，袁春丽就成了舞厅里的“学生妹”。靠着这身打扮，再加上四爷和庄老三的介绍，她的生意渐渐好了起来。

她知道光靠一家舞厅不行，索性开始在各个舞厅之间游走，早上在城东的舞厅，下午去城西的，晚上再回到莎莎舞厅，一天跳三场，从早上九点忙到晚上十一点多。

每天回到家，袁春丽都累得像一摊泥，脚磨出了水泡，腰累得直不起来，嗓子也因为陪人说话变得沙哑。

可她不敢歇，一想到那笔沉甸甸的房贷，就浑身充满了力气。

夫妻之间的那点温存，也早就被生活的压力磨没了。一年到头，性生活的次数屈指可数，也就两次，还都是袁春丽主动的。

每次她凑过去，李大哥都只是摆摆手，说“累，没心思”。袁春丽知道，他心里是嫌弃自己了，嫌弃自己去那种地方，嫌弃自己和别的男人搂搂抱抱。

那天晚上，袁春丽跳完舞着急回家给儿子做早饭，忘了换掉身上的超短裙。骑着自行车刚到小区门口，就撞见了李大哥。

李大哥看着她身上的裙子，脸一下子沉了下来，声音里满是厌恶：“你穿的这是什么东西？不嫌丢人吗？”

袁春丽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她想解释，想告诉他自己是着急回家才忘了换衣服，想告诉他自己去舞厅跳舞是为了这个家，可话到嘴边，却变成了哽咽。

“够了！”李大哥打断她的话，转身就走，留下袁春丽一个人站在原地，哭得撕心裂肺。

委屈像潮水一样涌上来，她为这个家拼了命，到头来却落得这样一句骂。

房贷的压力越来越大，袁春丽挣的钱只够勉强维持生计，眼看着资金链就要断了。她狠了狠心，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卖掉那套三居室的老房子。

那是她和李大哥的第一个家，装满了他们的甜蜜回忆，可现在，为了保住南门的房子，为了这个家不散，她只能忍痛割爱。

房子卖了一百多万，袁春丽用这笔钱还了一部分房贷，每个月的还款压力终于小了一点。他们租了套便宜的两居室，房子又小又旧，但至少不用再担心被银行收房了。

可日子并没有变好，经济压力虽然减轻了，夫妻之间的感情却彻底降到了冰点。他们每天冷战，不说话，不交流，像两个住在同一屋檐下的陌生人。

有时候袁春丽甚至想过离婚，可一想到儿子，一想到那笔没还完的房贷，就又退缩了。

他们不敢离婚，离婚了，房子会被分割，房贷会变成两个人的负担，儿子也会变成单亲家庭的孩子。只能这样，勉强凑和着过一天算一天。

现在的袁春丽，每天还是要跳三场舞。早上九点，准时出现在城东的舞厅，穿着衬衫牛仔裤，戴着黑框眼镜，扮演着那个天真烂漫的“学生妹”。

四爷和庄老三成了她的常客，四爷每次来都请她跳慢舞，庄老三则喜欢拉着她跳快舞，两人都很照顾她，从不为难她。

她脸上挂着笑，陪着那些男人跳舞，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心里却像针扎一样疼。

她今年已经四十二岁了，眼角的皱纹越来越深，皮肤也没有以前那么紧致了。

她知道，自己的“学生妹”形象维持不了多久，等她老了，跳不动了，那些“野猪”就不会再找她了。一想到这些，袁春丽就感到一阵深深的焦虑。

有时候跳完舞，她会坐在舞厅门口的台阶上，看着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看着那些灯火通明的高楼，心里头空荡荡的。

她会想起以前的日子，想起修车铺里的欢声笑语，想起和李大哥去九寨沟看水的场景，想起儿子刚出生时的样子。那些日子，好像已经是上辈子的事了。

她掏出手机，看了一眼儿子的照片，照片上的小男孩笑得一脸灿烂。袁春丽的嘴角露出一丝笑容，她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灰尘，深吸一口气。

不管怎么样，日子还得继续过下去。房贷还得还，儿子还得养，这个家还得撑起来。

她整理了一下衬衫的衣领，戴上黑框眼镜，挺直腰板，朝着舞厅的方向走去。舞厅里的音乐还在震耳欲聋地响着，男人们的笑声、女人们的香水味，混杂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袁春丽走进舞厅，看见四爷和庄老三正朝她招手，她脸上又挂上了那副天真烂漫的笑容，快步走了过去。

她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过多久，也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她只知道，自己必须努力，必须讨好那些“野猪”，必须把这个家，撑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