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正军级被提拔到正兵团级，到北京后萧华嘱咐他：先去找孙继先

1958年2月11日夜，北京城积雪未化，灯光映在故宫角楼上格外亮。四十八岁的栗在山刚踏进前门外军人招待所，就被一通加急电话叫走。接线员只说一句：“萧副主任等你，马上来。”语气不容迟疑，电话随即挂断。

走进西四颗星胡同那座灰砖小楼时，萧华已在煤油灯下伏案工作。他放下钢笔，抬头直奔主题：“中央决定筹建导弹靶场，职务正兵团级，你任政委。明早到总参三号招待所，先见孙继先。”短短一句，栗在山的军旅轨迹就此被重写。

对栗在山而言，级别的跨越只是一纸命令，而任务关乎共和国未来。外人少有人知，这位空三军政委此前不过正军级，从未接触导弹科研。可局势紧迫，苏美对峙骤然升级，中央必须在大西北找到一块秘密试验场。

第二天拂晓，栗在山背着挎包，按地址来到宣武门外的三号招待所。刚推门，孙继先迎上来，虎背熊腰，声音洪亮：“来得好，东西带齐没？风沙大的地方，可没空回头补行李。”一句玩笑，却将两人多年战斗友情迅速拉近。

孙继先当时正任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副司令员，暂驻北京办筹备处。他把手里的简图摊在茶几上：青头山、额济纳旗、阿拉善烽火线，除了荒漠还是荒漠。孙继先苦笑道：“到处一穷二白，工程师得两千，中央给了我三十个。”

栗在山没皱眉，他问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时候动身？”孙继先伸出三根手指：“最多三天。”于是，三天后，两辆封闭大卡车自北京出发，驶向河西走廊。此行随车的除了他们俩，还有几箱苏文资料、十多位技术骨干和一面鲜红军旗。

车队在张掖补给时，零下二十度的寒风吹得人脸生疼。有人悄声抱怨，孙继先立即打圆场：“不受这点苦，将来谁能把导弹打上天？”栗在山却递过暖壶，让几名战士先喝口热水，随后低声叮嘱：“再难，也别掉队，组织靠我们吃饭。”

抵达青头山的第一晚，帐篷被狂风掀翻，炊事员正煮的面疙瘩撒了一地沙子。栗在山蹲下捡起一小把，“咸味够，多了点矿物质。”冷幽默逗得众人哈哈大笑，尴尬竟被这番戏谑冲淡不少。

戈壁滩白天四十摄氏度、夜里零下三十摄氏度，风沙把眼皮磨得通红。更要命的是人才缺口。栗在山连夜起草报告，让信号兵转电北京。随后，他带队南下西安、西宁，硬是抢到一批军校高材生。不到两个月，四百多位年轻工程师向大漠集结。

有意思的是，这批学生到基地第一件事并非拆箱，而是被拉去练队列。有人疑惑，栗在山解释：“导弹发射时，最忌慌乱。先学站队，学的是秩序。”一句话拨云见日，年轻人再无怨言。

春去夏来，靶场雏形渐显。中央调来苏联专家参与设计，一开始相安无事，可矛盾很快爆发。专家们嫌国产液氧指标低，坚决拒用。7月初夜里，基地会议灯火通明。孙继先拍案：“自己造的东西，凭什么说不行？”栗在山补充：“请专家列出测试标准，我们当场复核。”

对话传开，技术人员把所有样品送到试验室反复检测，结果全部合格。事实面前，专家不得不收回成命。基地士气随之大振，但风波远未结束。7月16日，莫斯科单方面撤走全部专家。消息传来，指挥部鸦雀无声。短暂沉默后，栗在山用手指点着图板：“专家走了，图纸还在。咱自己干。”

随后的五十多天，库房灯光从未熄灭。9月3日，中央军委批准靶场自行发射方案。10日清晨七点四十二分，银白色导弹拖着火焰冲上云霄，七分钟后准确击中预定目标。听到回传坐标，孙继先猛地摘下耳机，大喊一声：“成了！”话音刚落，指挥所里一片欢呼。栗在山背过身，悄悄用毛巾擦去眼泪。

第一炮打响，接下来的路却更艰难。年底前仿制国产地地导弹的任务摆在面前。为了稳妥，周总理亲点钱学森赴西北坐镇。总参来电：“此人安全高于一切。”栗在山立刻在发射场周边布设三层警戒，连鸵鸟都飞不进去。

1960年11月5日凌晨，指挥所钟摆滴答作响。栗在山下达最后口令：“点火！”火箭蹿起，东风一号划破夜空，不到十分钟落在巴丹吉林沙漠深处。钱学森轻轻呼出长气：“可以向中央交卷了。”

导弹成功后，基地进入更高层级机密。1962年初，孙继先调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临别时，他拉着老战友的手：“以后这里就靠你顶着。”此后十三年，栗在山名字从公开报道里消失，连家属也只能收到寥寥几封家书。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三天后，二十基地的中近程导弹再度升空。弹头携着核能力，远远落向罗布泊。两弹结合的设想由设想变现实，准备时间仅十七个月。栗在山整整瘦了八斤，却从未缺席一次技术例会。

1966年春，周总理赶赴基地部署两弹结合试验。合影时，他突然把栗在山拉到中央。“你劳苦功高，你站这里。”旁边的陈毅大笑：“战功当让功臣居中。”镜头定格的那一瞬，栗在山僵在原地，耳朵却在微微发红。

两弹结合成功爆炸后，靶场又迎来新挑战——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地面测控台从无到有，电缆铺设两千多公里。有人说三年都完不成，栗在山偏偏只给自己一年。为了抢时间，他白天在场区盯进度，夜里坐吉普车赶二百公里去测控站。战士们打趣：“政委的车灯就是流动会议室。”

1970年4月24日零点，倒计时声回荡在茫茫戈壁。点火按钮按下，“东方红一号”托举着全新的长征火箭呼啸而起。七百四十五秒后，遥测数据显示卫星顺利入轨，地面立即响起悠扬的《东方红》。那夜，许多人喜极而泣，栗在山只是长长吐出一句：“好！”

卫星发射成功后，5月1日毛主席接见功勋人员。照相时，还是周总理把栗在山请到最中央。身边的老帅拍拍他的肩：“隐姓埋名也要留张像，让历史记得你们。”

1985年，年过花甲的栗在山主动申请离职休养，把位置让给更年轻的科技干部。他随身带走的行李里，最珍贵的是那两张与周总理的合影。

十余年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向公众开放。1996年8月，80岁的栗在山坐着轮椅，在烈士陵园中寻找一块空地。他默默驻足在孙继先墓前，久立无言。陪同人员隐约听见他低声说：“老孙，我来看你了，咱俩还得并肩站岗。”

2006年12月30日，栗在山因病溘然长逝，享年九十。翌年清明，他的骨灰按照遗愿安葬在东风航天城，与孙继先为邻。墓碑不高，碑文只有八个字：“以场为家，死守边关。”苍茫大漠，风声仍旧呼啸，却多了两个并肩守望的身影。

后来者每次去祭扫，总会看到那两座相距咫尺的青石墓碑。有人轻声念出上面的名字，更多人则抬头望向似曾相识的发射塔。导弹升空的轰鸣早已化作回忆，但栗在山当年说过的话仍在基地里口口相传：“靠人，靠自己的脑子，靠咬牙的劲头。天再高，导弹也能撞个窟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