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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2点,浙江杭州市民宋明的电脑屏幕还亮着。她刚完成一场“拉锯战”——为了追回被骗的30元差价,她经过多番沟通维权,最终凭借一纸诉状让商家决定退款。收到30元退款时,她的手指激动得微微颤抖,同时也无奈感慨:“追回这30元,感觉脱了一层皮。”
(12月13日《法治日报》)
宋明的经历绝非个例。《法治日报》的调查揭示了一个普遍困境:面对几十、几百元的小额损失,消费者常常陷入“投诉无门、维权无力”的泥沼。流程繁杂、反馈迟缓、成本高昂,使得“不是不想维权,是真耗不起”成为许多人的真实写照。在结果不确定、过程太繁琐、代价不划算的多重压力下,“算了,自认倒霉”往往成了最无奈却也最现实的选择。
小额维权,首先难在“得不偿失”的成本倒挂。 消费者需要算一笔明白账:为追回一笔小额损失,所需投入的时间、精力和可能的经济成本,往往远超争议金额本身。西安的李瑶遭遇宠物定金诈骗,但咨询律师费、估算诉讼成本后,只能选择放弃;江西的于甜甜为瑕疵墨镜维权,却因难以获取卖家真实信息而被迫“认栽”。当维权变成一场需要请假、奔波、搜集证据、反复交涉的“持久战”,其性价比之低,足以浇灭大部分人的维权热情。对普通上班族、学生或家务繁忙者而言,这种成本更是难以承受之重。
更深层的困境,则在于“机制缺位”形成的制度性壁垒。 从消费者具体的遭遇中,可以清晰看到一条阻碍重重的维权路径:平台环节“踢皮球”,投诉后常得到“建议报警”等程式化回复,缺乏实质性干预;信息环节“壁垒高”,消费者难以获取经营者的有效身份信息,使后续维权无从着手;司法环节“门槛高”,传统的诉讼程序耗时耗力,对于小额争议而言显得“杀鸡用牛刀”。这些环节串联起来,构成了一堵无形的墙,让消费者望而生畏。
然而,小额维权绝非“小事”。它看似标的额不大,却深刻影响着消费市场的健康生态。每一次消费者的被迫退让,都是对失信经营者的变相纵容;每一桩“算了”的背后,都可能助长“劣币驱逐良币”的不良风气。
为小额维权“减负”,需要平台切实扛起“前哨”责任。 作为交易的组织者和监管第一线,互联网平台应建立更加高效、人性化的小额纠纷快速处理机制;为正义“提速”,需要司法与调解体系提供更适配的解决方案。 法律应当为小额维权开出“快车道”,探索建立针对小额消费纠纷的公益法律援助制度,为特定困难群体提供支持;为诚信“护航”,需要信用监管发挥更强的威慑作用。 监管部门应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信用体系,将屡次涉及小额欺诈、经营失信的商家列入黑名单,实现“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宋明追回的30元,价值虽小,意义却大。它不仅仅是一笔钱的回归,更是一次消费者尊严的确认,一次市场公正的彰显。一个健康、有活力的消费市场,理应让每一位消费者,无论面对多大金额的损失,都有底气、有途径去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唯有当制度保障足够坚实,维权成本显著降低,我们才能告别“为30元脱层皮”的无奈,真正让诚信者畅行,让失信者寸步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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