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年，7旬日本老兵来华，指着黑龙江一片地：这儿有一百多箱弹药

80岁的木村一郎跪在黑龙江的黑土地上，用只剩四根手指的右手扒开冻土，扒出的是一百箱锈迹斑斑的毒气弹，也扒开了我爷爷那辈人没来得及喊出口的疼。2004年那个清晨，他边哭边嘟囔：埋在这儿的人，终于能喘口气了。可毒气弹不会老，它们像定时炸弹，安安静静地躺了60年，等着哪个挖野菜的小孩、哪个施工队一锄头下去——砰，皮肤烂成渔网，肺里灌满碎玻璃，这就是齐齐哈尔2003年“8·4”事故留给43个家庭的日常。

我原以为731只是个历史课本里的编号，直到看见木村带来的那张手绘地图：731部队本部的操场下面，2000多颗细菌弹排成棋盘，每颗弹旁标着“石井”或“北野”的签名，像签名售书一样潇洒。那些弹里灌的是鼠疫、炭疽，还有把活人关进零下三十度屋子再浇热水的“实验副产品”。3000多条命，死亡率九成，剩下的一成不是幸运，是被拉去做下一轮——这就是美国国家档案馆里黑纸白字的“科学报告”。我算了一下，平均一天做两次，比我现在打卡上班还勤快。

日本政府倒没赖账，20年花了2000亿日元，处理了5.8万枚，听着挺多，可中方估的总数是40万枚，连零头都没到。2000亿换成日元硬币，能铺满整个哈尔滨，却填不平一个村子被污染的那块苞米地。更魔幻的是，花钱的速度赶不上发现的速度：去年吉林某工地又挖出76枚，施工队长领的补偿款还不够给工人洗肺。日本外务省发言人鞠躬三十年，腰都鞠出腰椎间盘突出了，进度条还是1%。

木村不是第一个回来的。1000多个日本老兵，有的带地图，有的带骨灰，有的干脆把自己留在中国——东史郎把判决书复印件揣进棺材，遗嘱写着“继续告”。可他们的政府只肯派年轻人来拍照、取样、回去写报告，报告开头永远是“遗憾”，结尾永远是“将继续努力”。我看过一份内部纪要，日方代表私下抱怨：中国方面要求太高，每枚弹都要挖、包、运、烧，还要给土地做体检，程序太复杂。复杂吗？我表姐在齐齐哈尔医院当护士，8·4事故那年她值夜班，送来的工人喘一口气，嘴里就掉一层皮，像剥洋葱，她到现在听见铁桶响都手抖。

更荒诞的是，这些毒弹最大的护身符是“和平宪法”。日本国内法规定自卫队不能带武器出境，于是拆弹现场只能请民工先挖，再请中国士兵扛，日方人员站在三米外拿相机“监督”。一次下雨，箱子裂了，芥子气冒黄烟，日方专家第一反应是往后跑，中国防化兵冲上去堵漏。事后日方递来一张慰问卡，卡片印着樱花，香得刺鼻。

联合国报告里写：全球遗留化武，六成在中国，六成里六成在黑龙江。数字冰冷，落到我家就是：姥姥村头的河，因为毒弹污染，鱼绝了三代，她活着时总念叨想吃一次开江鱼，到死没吃上。现在河边立了块新碑，“日本遗弃化武污染警示区”，红字刷得锃亮，可碑后那片地依旧荒着，连野草都长得谨慎，春天比别处晚一个月。

731旧址每天人流如织，讲解员小姑娘声音清脆：这是冻伤实验室，这是活体解剖台。我挤在人群里，忽然听见身后两个中学生嘀咕：“要是把这些实验数据交给现代医学，是不是能发篇Nature？”我回头瞪他们，却发现自己也骂不出口——那些数据确实还在日本文部科学省的档案柜里，标注“可研究利用”。杀人者的科学，洗白后成了专利，时间一久，疼痛成了数字，数字成了论文，论文再变成GDP。

木村回日本后第三年，喉癌死了。临死前他把左手切下来的无名指寄给黑龙江的志愿者，附一张纸条：指头像弹壳，埋进土里，替我陪他们。志愿者把指头埋在遗址旁边，没立碑，只种了一棵樱桃树。今年春天树开花了，粉得晃眼，可花期短，一周就谢，像某种来不及说出口的道歉。

日本政府说，按照现在的速度，全部处理完还需三十年。三十年后，我孩子快四十了，他也许会在某个清晨接到电话：工地又挖到了，麻烦来签赔偿协议。那时我希望他直接回一句：赔什么赔，先把你们首相带来，跪在这棵樱桃树下，数完四十万枚再起身。数不完，就别谈什么和平；毒弹不除，樱花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