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职即政权？北宋太后执政 11 年的合法性

母职即政权：

刘太后垂帘听政的合法性

文 | 刘广丰

刘太后垂帘听政的现实合法性来自真宗的遗诏，而这种合法性的根本，则源于她与仁宗的母子关系，“家天下”的观念与儒家的孝道观，实为刘后主政的理论依据；前代后妃母凭子贵，得以干预朝政，实质是母子关系的政治体现，而这种体现之于刘太后及其所处的宋代，又因政治与社会环境不同而有所变化。刘太后本人亦深知母子关系的政治价值，故对年幼之仁宗既保护、教育，又加以控制，使自己的既得权力得以巩固。

中国古代妇女在家庭中乃处于从属地位，董仲舒云:

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道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义。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阴兼功于阳，地兼功于天。

其后，儒家理论亦由此演变出包括“夫为妻纲”在内之三纲五常法则。后妃之于皇帝，既是臣，又是妻，故只能从属于皇帝，以皇帝为纲。

刘皇后画像

而在董仲舒以前，《周易·家人卦》已规定了男女的家庭分工:“ 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况之古代朝廷，皇帝乃天下之君，故当在外廷主理朝政；而皇后则为六宫之主，处理后宫事务，亦即皇帝家事。后妃若超越“内”之界限，干预朝政，则被视为“牝鸡司晨”，故历代朝臣士大夫者，多数反对后妃主政，更极端如王夫之所言，“母后临朝，未有不乱者也”。

幼主即位非自宋始，前代例子甚多，其所由之路，亦未必以太后辅政，如周公之辅成王，即大臣辅政的成功典例，故历代大臣于幼主即位之时，亦多不主张后妃辅政。《后汉书》作者云:“自古虽主幼时艰，王家多衅，必委成冢宰，简求忠贤，未有专任妇人，断割重器。”而汉武帝及北魏太祖，更开“立其子而杀其母”之例。

故至宋真宗末年，以寇准为首之士大夫，明知幼主即位势在必行，其所争者，乃以大臣辅政，免除“女祸”之患，他们“并非真正希望依靠未成年的太子乃至天子的明断能力，而不过是希望在此旗帜下，为外朝士大夫争取更大的执政空间，建立起一种新的政治秩序”。

然而，在前代历史中，以母后临朝，辅助幼主者，亦大有人在。据《史记》记载:“（秦）昭王少，宣太后自治。”此乃中国母后临朝之始。 其后，自汉至唐，后妃临朝听政之事不断，如北魏者，虽太祖传有立子杀母之制，然亦无碍文明太后冯氏预政。此种种现象的出现，其实与中国古代“家天下”之观念有关。

自秦以降，皇帝专制日盛，所谓国事，实被看作一家一姓之事。 何者为外，何者为内，很难从理论上区分清楚。皇后作为皇帝之妻，而太后作为皇帝之母，对于家事有所预闻，亦是情理之中，故她们无论愿意与否，都必然与政治有所联系，只是或多或少的区别。

尤其后者，诚如张星久先生所言:“对子女来说，父母给之以生命，抚之以亲情，教之以知识和技能，他们都是人生最初的导师与尊长；父母的权威是人类最原初、最天然的权威，远比后世的政治权威更深沉、更久远、更牢固、更自然。无论皇帝被怎样地神化，到底也是有性繁殖，是人类所生，父母所养，也不可能绝对超越人类这种最原初的秩序与权威。更何况我们的文化最讲孝道，我们的帝国又素重伦理治国。因此，在传统的孝道思想支配下，身为人子的君主在父亲死后尊重和秉承母后的意志，身为臣子的官员尊重母后对国事(同时也是‘家事’)的发言权，于情于理也可以说得过去，从而为母权提供了道义上的合法性，为母后干政打开了一个缺口。”

母子关系本为人类最基本、最平常的关系之一，母抚子以爱，子事母以孝，乃中国传统家庭伦理之常情。但把此种平常关系况之帝王之家，则另有含义:母抚子以爱，包括保护、教育儿子，使之成才，若丈夫不在，则应帮助儿子主持家务；于帝王之家而言，先帝已然离世，辅助年幼儿子处理国事，实属母爱，亦为母亲责任，真宗遗诏所谓“保兹皇绪，属于母仪”，正揭示出此点。子事母以孝，意味着儿子对母亲的尊重与顺从；而皇帝对母亲的顺从，不但体现在家事，更体现在国事之上，况若君主年幼，于母后之决策，亦只有顺从。故儒家的孝道理念，实为后妃作为母亲干预政事的理论基础，而母子关系则是母后临朝听政的伦理基础，此亦即母子关系的政治价值所在。

电视剧《清平乐》剧照截图

天禧四年（1020），寇准与李迪先后被贬出朝，王曾看到政治形势不利于太子，于是借钱惟演之口，向刘皇后传达了一番话:

太子幼，非中宫不立，中宫非倚皇储之重，则人心亦不附。后厚于太子，则太子安，太子安，乃所以安刘氏也。

王曾所论及者，正是这种母子关系的政治价值，其短短百言，已包含对前代历史、宋代政治环境及当时形势的分析。“太子幼，非中宫不立”，此乃当时形势的实情。当时真宗久病，一部分皇权已旁落刘皇后之手，女主预政已成事实。

张星久先生言:“女后或外戚掌握最高统治权既然没有君主本人当权那样具有合法性，遇到的阻力或反对力量必然会更大，当然就会倾向于更多地诉诸暴力镇压，更多地采取一些非程序化的、秘密的手段，从而使他们的统治表现出更加突出的残酷性与阴谋性。”

此种现象在前代屡见不鲜，离宋代不远的唐代，即有武后以母亲身份，两度废黜皇帝，继而自立，当中采用的流血暴力手段甚多。就宋真宗末年而言，王曾说此话之时，寇准与李迪均因保扶太子，得罪于刘皇后而被罢相远贬，周怀政更因此丧命。

故王曾能敏锐看到，若强烈反对刘皇后预政，必欲除之而后快，自己的结果或更甚于寇准、李迪。若刘皇后不以母子之情为念——况刘皇后的确不是仁宗生母——废太子而立其他皇室子弟，则仁宗性命堪虞，而朝廷亦必发生大规模暴力流血事件，宋朝即使不因此被颠覆，赵宋皇室亦会元气大伤，故对刘皇后的权力以限制而不以反对为主，实为当时最有利于太子及赵氏皇族的选择。

“中宫非倚皇储之重，则人心亦不附”，其实是更进一步向刘皇后表明母子关系的重要性。仁宗虽非皇后所生，而皇后却在他出生后立即认作自己的儿子，原因前文已述，乃真宗欲为刘氏立后创造条件。

刘氏在成为皇后之前，即有倚重皇储之势。宋代政治环境亦与前代不同，世家大族的势力，遭五代乱离，已被消灭殆尽。宋代从太宗起，重用文臣，至真宗末年，经两朝经营，已建立起一套系统的适于皇帝实施专制统治的文官制度。朝廷上与皇帝共商朝政的，不再是公卿大族，而是通过科举进入官场的文人士大夫。换言之，朝廷内外不论何人，均已无家族势力可依，皇后亦不例外。

就刘氏而言，她出身寒微，本家家族之人，从未见记于史，其所谓外戚者，只是从前之龚美、现在之刘美的家族，但亦不成气候。

而宋真宗末年，宦官尚未能如北宋末年之童贯等人，可左右朝政，故刘皇后欲依靠宦官统治朝廷，亦不可能，且以刘后之智，对宦官亦不可能信任。故刘后所能真正赖之管理朝政者，唯士大夫也。而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其心所向者，唯皇帝而已，纵然皇帝年幼，太后辅政，乃代为行使最高权力的权宜之计；若太后越过皇帝单独行使最高权力，则被士大夫们视为非法。

故王曾乃清楚向刘皇后表明，若皇后要继续保持现状，行使皇权，则必须以母亲的身份保护幼主，并代为执政，如果废太子而另立他人，或效法武后自立为帝，则朝中人心离散，刘氏家族在朝中势力又无法与汉之吕氏、唐之武氏相比，必遭灭亡。 故王曾最后说:“后厚于太子，则太子安，太子安，乃所以安刘氏也。”实欲告诉刘皇后母与子在政治中的互动和辩证关系，使其能够做到母慈子孝，从而使真、仁两朝顺利过渡。事实证明，这种劝谕深为刘皇后接受，以至“两宫由是益亲，人遂无间”，效果优于寇准与李迪的激烈抵抗。

刘太后虽然不是仁宗生母，但作为养母，她不但尽了母亲的责任，而且母代父职，替真宗严格管教仁宗。她在仁宗的生活、学业、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培养上克尽己能，即便是后来认为她过分干政的士大夫们，对此亦充分肯定。

诚如司马光认为:“章献明肃皇太后保护圣躬，纲纪四方，进贤退奸，镇抚中外，于赵氏实有大功。”这其实也是当时士大夫的普遍看法。

天禧末年，以寇准为首的“太子党”跟以丁谓为首的“皇后党”引发的大规模政治争斗，其实质乃真宗死后最高权力如何行使的争论。

在这次争斗中，太子党的寇准与李迪，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大多被贬出朝，皇后党似乎获得胜利。 但王曾的一席话，向刘后揭示出母子关系的政治价值所在，终成功使刘后认清当时形势，并以保扶仁宗为己任。

真宗崩后，刘后通过宣布真宗遗命得以垂帘听政，丁谓却欲隔断内外独自掌权，刘后借助王曾之力将之铲除，并与朝臣厘定了一系列垂帘听政的仪式。至此，刘后终于能够掌握控制年幼的仁宗，她垂帘听政，在事实上得到众大臣的承认，且在当时亦具有合法性。

但这只是一个开始，在今后的十一年中，女主垂帘政治该如何运行? 刘太后与朝臣们的关系如何? 他们之间如何合作，又如何博弈? 刘太后与逐渐年长的仁宗又如何分配权力? 这一系列问题，均是当时士大夫需要探索解答的；而这些问题，亦构成仁宗初年之政治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