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白崇禧被发现死于家中，浑身发紫，照顾他的小护士消失不见

1954年3月5日清晨，台北春雨未歇。此时的白崇禧并不知道，几小时后在“国大会议”上，一份措辞激烈的弹劾案正等着他签收。三条罪状、五页纸，字字带刺，他抓着文件的手微微颤抖。有人提醒他：“健生，你得回击。”他压低声音：“回击？谁听？”短短一句，把他在台湾的尴尬处境暴露无遗。

时间倒回1949年11月。广西全境告急，新桂系溃散，白崇禧带着残部退到海南岛。他原本想去越南或者香港，可蒋介石的亲笔信和“行政院长”的承诺像鱼钩一样，把他钩去了台北。“台北想重新组阁，你速来共商大计。”信不长，却击中了白崇禧“再搏一次”的侥幸心理。好友何遂曾拍桌子劝他：“去台北就是自缚双手。”李宗仁远在美国，也反复叮嘱：“什么地方都能去，就是别去台湾！”然而白崇禧还是去了，他赌蒋介石不会下死手。

初到台湾，礼炮、红毯、官邸，一切像重回北伐春风。但好景只维持了几个月。蒋介石1950年3月自封“复职”后，白崇禧的用途瞬间缩水，连开会的座位都被刻意调到角落。1952年国民党“七大”，所有常委都升格“评议委员”，唯独漏掉他，明显是要他难堪。于右任、居正替他求情，蒋介石笑脸相送，门一关，事情就没了下文。

接着便是那份弹劾案：贪污黄金、私吞白银、徐州会战拒不听令。白崇禧当场散发反驳书，甚至把全文登上香港《工商时报》。舆论倒向他，但蒋介石只是冷冷一句：“让他折腾。”案子成了烂尾，却把白崇禧推入更深的孤立。随后李宗仁在纽约批蒋，蒋介石要白崇禧出面回击。白崇禧写了电报，字句僵硬，他知道自己已无选择。

1962年冬，妻子马佩璋病逝。灵柩落土那一刻，白崇禧站在雨雾中，像失去半条命。家中十个子女轮流陪他，他却常常独坐书房，两小时不说一句话。蒋经国的情报员一天到晚在门口晃，他干脆拿监视当笑话。有次汽车后面那辆吉普抛锚，他让司机停路边：“等等他们。”听得副官直冒汗。

1964年2月12日，李宗仁在美国建议华府承认新中国。蒋介石再次命白崇禧出面斥责。他提笔写了八百字，删到不到两百，最后剩一句：“望兄保重，勿贻讥议。”电报发出，他长叹一声，自嘲道：“这不是写信，是交差。”

1965年7月，李宗仁回到北京。消息传来，白崇禧呆坐良久，对长子说：“德邻已走，我在台北更无栖身处。”从那之后，他的住所全天有人把守，外出必有尾随。曾经来松江路陪他下棋的旧友几乎绝迹，他只得与卫兵对弈。子夜收子声清脆，院外却总有暗影晃动。

1966年11月，白崇禧迷上催谷体力的补药。他托人向台湾省中医师公会理事长赖少魂求方，又私自加重分量。赖少魂提醒过：“药猛，莫贪杯。”白崇禧淡淡一句：“老了，得补。”负责夜宿的张姓护士照例把药酒递到床头，看他一口闷下，悄声问：“将军可要再添点？”他摆手：“够了。”

12月1日晚11时许，张护士离开主卧，门轻轻掩上。第二天一早，副官推门而入，眼前景象令他后退半步：上将侧卧，脸色乌紫，床单扯碎，杯中半指药酒尚在翻涌。副官惊呼：“老总！”无应答。警卫冲进来，只剩沉重呼吸声。

调查只走了两天，台湾方面给出的结论是“心脏衰竭”。张护士却在人海中蒸发，床头那半杯酒也神秘消失。多年后，一本名为《暗线》的回忆录在香港流出，作者谷正文，自称曾策划对白崇禧的多次“意外”，还提到“在补药剂量上做了文章”。真假无从考证，但书中写到一句：“任务完成，目标安静离世。”这句子被人记了下来。

1966年12月10日，白崇禧葬于台北信义区回教公墓，碑面朝向大陆。出殡当日阴云低垂，礼兵列队，蒋介石带黑纱到场，停留不到五分钟便离去。送行的人很少，旧部多已星散或拘禁。没人公开讨论那杯失踪的药酒，也没人追究护士的去向，一切仿佛风吹过竹林，只留折枝声。

白崇禧一生起伏，从北伐名将到被监控的“闲人”，跌宕尽显旧时代军阀式的悲凉。1966年的那个夜晚，半杯药酒、一道虚掩的门，成为他传奇生涯的终点。蒋介石或许如愿消除了潜在威胁，但也将曾经赫赫有名的“小诸葛”推向孤独谢幕。历史记录了结果，却永远无法写尽过程中的暗流与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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