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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政府从1936年名义上开始实行征兵制。
但抗战初期的大部分兵员仍由募集而来,他们由于多年的训练而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到1943年,抗战已经六年,原来训练有素的兵员,多已伤亡殆尽。而靠抽拉壮丁等办法由农村强制征集来的新兵,由于部队腐败,待遇恶劣,缺乏训练,造成大量逃亡,战斗力不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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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兵役法规定,凡是在学青年,可以缓征缓召。加上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受到“好男不当兵”的传统思想影响,很少参军服兵役,这也影响到了部队的素质,并导致了兵源的匮乏。为了挽救上述危机,达到重新建军的目的,必须提高军队的素质,发挥高度的战斗精神,同时需要改革征兵制度,发动知识青年从军。
1、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缘起
1943年3月,国民党政府颁布了新的兵役法,要求征召学生服役,并规定学生服役期间,仍予保留学籍。同年召开的三青团一全大会通过了《发展团务十年计划总纲案》,其中规定:“鼓励团员及青年踊跃接受军训及服兵役,以促成建军之完成。”经过一番宣传鼓动,“在三十二年下季,(学生从军)事实上已形成一触即发之态势”。
学生从军运动是从大后方四川省发起的。1943年11月,军政部命令四川各县市立即输送大批兵员补充中国驻印度远征军。当时负责征兵事务的四川省军管区参谋长、三青团四川支团干事徐思平,考虑到此次征兵任务数量大,时间紧迫,而远征军对兵员的素质要求较高,各方面的待遇也较好,应以发动知识青年志愿从军为主,才能顺利完成任务。
徐氏借出巡川北各师管区的机会,沿途召集各地士绅机关法团及中学以上学生,广为宣传号召。绵阳中学学生邱永森等15人首先响应,申请志愿服兵役;东北大学男女学生多人也群起响应,申请报名人伍,“此实为学生从军之嚆矢”。三台县趁机扩展学生从军运动的成果,获得“县机关法团部队一致之赞助,及民众热烈之反响,益要各校当局之努力,学生志气之旺盛,此热潮遂逐日高涨,全县每一角落,均为此紧张严肃之气氛所激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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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县率先成立了远征军新兵大队,录取学生及公教人员共213名,由各方热烈欢送入营。当时寓居三台的国民参政员、著名史学家萧一山,闻讯后特电召其毕业于北平大学,是年4月新自敌后北平冒险归来之长子萧树勋报名从军,勉励其及时报国,开全国名人送子从军之先例,获得各方称誉。
为了扩大学生从军运动的影响和规模,徐思平等人又赴成都讲演,约集新闻界作扩大宣传,四川舆论界反映强烈,一致赞助宣扬,形成宣传学生从军的高潮。成都市集中了全市30余所中学的学生,观看有关电影,散发宣传资料,并由四川省党政军团负责人分别讲演,号召响应从军运动,收到很大效果。
尤其是四川、光华、燕京、华西、金陵、齐鲁等大学校长,积极协助,鼓励大学生志愿从军,上述大学均有学生报名入伍,尤以川大、光华两校报名人数为最多,给社会以巨大影响。使学生从军运动,在四川普遍发展,形成持续升温的状态。
四川三台后来被视作此次学生从军运动的策源地,四川支团也将三台首倡学生从军列为自己的功劳之一。
该支团部在工作报告中指出:
“三十二年十一月本会干事徐思平在三台宣传兵役,鼓励在学青年参加远征,东北大学等校首作倡导,各地如斯响应,本会为加强并扩大此一运动之号召,立即发动宣导工作,并指示各地分团积极倡导,争取主动,”“写吾国兵役史光荣之一页”。
三青团对学生从军运动非常重视,予以大力推动提倡,并加以积极指导。
中央团部称:“本团鉴于近年来青年意志消沉,社会风气,渐趋堕落,爰于去年十一月,发动青年从军运动,藉以提高士气,转移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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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学生从军运动取得较好效果,中央团部一方面通令各级团部,积极推动;另一方面与军政部兵役署会商,颁布《学生志愿从军服役办法》,并随时指示各项注意事项。学生从军运动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国民党最高当局的重视,蒋介石特地为此给中央团部下达手谕,要求将青年从军运动列为1944年度各级团队的主要考绩,并责成三民主义青年团主持学生从军运动,使三青团正式成为推动该项运动的主角。
2、国民党的动机
1944年1月,中央团部奉命约集教育、军训、政治、军政各部及其他有关单位协商,决定在中央成立学生从军指导委员会,指定张治中、陈立夫、程泽润三人为常务委员,康泽为主任秘书;在各省也分别成立学生从军指导委员会,由各省主席为主任委员,省军管区参谋长、教育厅厅长及三青团支团部干事长为常务委员;志愿从军学生由军政部分省设立教导团,统一编训;教导团设立政治部,政工干部人选由政治部副部长袁守谦、中央团部组织处长康泽会商提出;重庆附近各学校学生从军运动,由教育部、三青团会同积极发动,以期成为各地表率。
学生从军运动发起之后,四川各地学生闻风响应,积极报名。
据统计,四川省22个师管区,志愿报名从军学生及公教人员达到27129人,此外尚有重庆市报名者达6772人,其成绩为全国之冠。四川支团所属各级团队为推动学生从军,不遗余力,如永川分团为响应从军运动,干事长张洪昭亲送胞弟三人从军;泸县分团为扩大成果,组成15个宣传队分赴各中学及乡镇进行宣传和登记。
据中央团部统计,截至1944年2月底,各地团队所策动学生从军人数,总计为1724人,其中男团员498人,女团员18人,其余尚未报告者亦将近2000人。为了接纳从军学生,军政部在重庆和成都两地,分别设立了从军学生教导第一、第二团。中央团部为了解学生在营受训情况,特在教导团内设立了党团活动小组,并调派人员充当政工干部,负责充军学生的政治工作。
在这次从军运动的青年学生中,有部分大学生后来参加了驻印缅的中国远征军,为印缅战区的对日作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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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3年11月到1944年春,学生从军运动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由三台一隅普及四川全省,又由四川一省扩大到陕、甘、湘、鄂、赣、粤、滇、黔、桂等省,“风动全国,形成狂潮”。
由此可以看出,抗战时期,在大后方青年学生中间蕴藏着强烈的爱国热情,遇到一定条件就会猛烈爆发出来,形成一种巨大的力量,并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支持。学生从军运动不仅有助于部队素质的提高,而且对于提高士气,振作精神,转移社会风气,都具有极大的鼓舞作用,这正是萎靡不振的国民党政权所需要利用的。
事后运动发起者徐思平曾上书蒋介石,吹嘘发动学生志愿从军行之有效,可以普遍推广云云。所以当时有人认为,“此次学生从军运动,代表中国青年运动一个质的转变”,“实为翌年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前奏”。
1944年下半年,日军趁势由湖南向广西和贵州进犯,长驱直入,占领独山,逼近贵阳,陪都重庆岌岌可危。国民党军队接连失利,一溃千里,使国统区的危机达于顶点。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当局也深感问题严重,为了应付这一“非常局面”,急于寻找对策,企图挽救危局。而此前在四川等地发动的学生从军运动,积累了若干经验,也给国民党当局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1944年8月20日,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陈诚在南郑上书蒋介石,指出“自豫战惨败,衡阳陷落之后,全国人心,似颇动摇,依赖盟军之心理更炽”;“目前各部队内容空虚,官兵战斗意志消沉”,提出“目前应争取时间,集中全国之人力物力,作最后之努力,以求发挥最高之战果”,建议“饬令党团,尽量选征党员团员,或另编劲旅,建立生力军,或补充各部队,提高士兵素质”。
蒋介石对此项建议非常重视,立即指示中央党部和中央团部会同研究具体实施办法,并要求于十日内具复候核。
10月初,陈诚又向蒋介石分析了组织党员团员志愿从军的利弊:
“召集党员团员组织志愿军,事属创举,职研究结果,认为含义重大:一、可转移全国对本党之观念;二、可提高党团之地位,树立建军之基础;三、可充实后方,并养成有训练之干部。”
主张尽快付诸实施。经过一番考虑后,蒋介石决定采纳陈诚等人的建议,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并给吴铁城、张治中下达手令:“中央党部及中央团部应发动一党员团员从军运动,第一期运动以十万人为目标,期于三个月内征集之。由各级党部团部负责推进。”
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党中央于同年10月11日至14日,在重庆召集中央有关各部会及各省市政府、党部各级工作人员暨教育界人士共150余人,举行“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会议”。
先后召开大会三次,分组讨论会二次,对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办法、编练办法、干部选拔及各级从军指导征集机构,都作了详细的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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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决定在中央成立全国知识青年从军指导委员会,在地方和学校成立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预定在三个月内征集10万人,党团各负责征集5万,编为10个师,分区集训。
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会议通过了《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编练计划纲要》、《全国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办法》、《知识青年从军优待办法》等议案。
宣布成立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选聘何应钦、吴铁城、陈果夫、张治中、白崇禧、陈立夫、康泽等9人为常务委员,由康泽任秘书长。
又成立了全国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征集委员会,蒋介石指定吴铁城、陈立夫、朱家骅、何应钦、张治中等5人为常务委员,以吴铁城为主任委员,康泽为主任秘书,负责主持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在征集办法中提出:“为提高国军素质,增强反攻力量,争取最后胜利,贯彻抗战目的起见,特征集知识青年编组远征军。”并规定:“知识青年(男性)年满十八岁至届满三十五岁者,依法缓征缓召及应征服役者,均得志愿参加。”
在优待办法中规定:学生从军者可保留其学籍,公教人员从军者可保留其职务,退伍后可回原机关服务或回原学校就读,并给予升迁、留学等优先权利;从军青年家属可享受各种优待。
3、宣传的作用
10月24日,蒋介石发表《告知识青年从军书》,宣布“中央为使知识青年们得有效忠报国的机会,已经决定第一次号召知识青年十万人从军”。
蒋介石告全国青年书发表之后,中央大学校长顾毓绣、交通大学校长吴保丰、复旦大学校长章益、重庆大学校长张洪宪、东北大学校长臧启方、朝阳学院院长孙晓楼、乡村建设育才院院长晏阳初等25所大专院校校长联名致电答复蒋介石,拥护其《告知识青年从军书》,表示要克尽职责,指导青年踊跃应征,以雪国耻。次日,国民党中央通令全国各省市县,普遍成立各级征集委员会,从11月11日起开始办理申请登记。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在国统区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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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党部方面由于自身组织老化、人员年龄偏大,对发动青年从军运动视为畏途,态度频为消极。
中央组织部认为由党部召集5万青年从军,“结果无有把握,一则三十岁以下为团员,是党员相当老大;再则每人人社会较久,有家庭之累,社会关系很难引起其从军之兴趣也”。与各级团部相比,党部均处于不利方面,“青年团各地负责人多军校人物,平时已有武装团员之训练,故办来较易,不如党员一盘散沙也”。
同时党方对于蒋介石在从军运动中倚重三青团的态度也表示不满:
“知其重心在团而不在党,党部不过陪伴而已,蒋先生以党为应付政治之工具,基础上似认党已无能为力也者,此种认识有危险性,将来更易引起党内之纠纷,不可不慎也。”
因此他们对青年从军的热情表示极大的顾虑,认为“青年情绪对现状不满者亦大有人在”,许多从军青年“虽有不满而反欲积极从军,将来有实力在手,以抗此政治”,并危言耸听地扬言,要国民党政府吸取清政府创建新军,最后为新军覆没的教训,反映了国民党内一部分人对青年从军运动所抱有的恐惧心理。
为了迅速贯彻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会议的精神,中央团部随即召开了各支团干事长会议,由书记长张治中报告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之意义及经过情况,并讨论如何推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会议通过了《各级团部征集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实施办法草案》,提出“全国应征之知识青年十万人,由党团各征集一半。在征集期间,各级党部团部,应不分畛域,通力合作,期能各尽其责,顺利达成任务”。并将三青团负责征集的5万人名额,根据各支团所属团员人数、各省人口、教育程度等情况,按一定比例分配给各个支团,作为必须完成的任务指标,要求“各级团部,尤须切实负责推行”。
中央团部还派出重要干部赴四川、湖南、广东等地,指导、推动当地的从军运动;并指示各级团部,今后训练、宣传等工作,均应以配合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实施为中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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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关键在于宣传鼓动。为了阐扬运动的意义,以启发青年的爱国热忱,军委会政治部于是年“双十节”发表了《告全国青年文告》,提出“敌寇已深入”,“没有国家,知识何用?没有国家,职业何用?”呼吁广大知识青年“放下书本,背上枪炮!丢下职业,走上战场!”并提出了“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这个口号形象地阐明了青年从军的宗旨,反映了广大青年不惜以生命和鲜血保卫祖国大好河山的坚强意志,在当时家喻户晓,风靡一时,成为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一个象征。
各地征集委员会所发动的宣传工作,重点在于学校青年和职业青年。学校宣传的主要任务是讲解从军意义,启发报国良知与鼓舞从军热情。
在重庆,市政府、市党部与重庆支团部通力合作,邀请该市党政军团负责人和社会名流,分赴全市及川东区各公私立中等以上学校,普遍举行讲演大会,深入宣传青年从军的意义;还约请该市各学校当局、各报馆记者举行谈话会,发动各界热烈赞助,一致动员。宣传动员的结果,使重庆从军青年中,中学青年占了70%以上。
对于散布在各机关团体及不同职业部门中的青年,重庆市征集委员会特联合市党部、支团部,举行了三次宣传大会,约请党团要人、社会名流出席讲演,并由从军青年之代表报告其志愿与感想,据说“到会人士莫不动容”,颇受感动。此外重庆各大报纸,每日都大量登载有关青年从军的消息,也起到了宣传的作用。当从军青年来渝集中时,征集委员会发动人员张贴标语,燃放鞭炮,组织市民夹道观看,举行联欢大会,予以迎接和欢送。据说“是种欢迎与欢送,一面在鼓励从军青年投效情绪,同时还发生很大的社会宣传效用”。
为了表示以身作则,带头示范,蒋介石还令其子蒋经国、蒋纬国参军入伍。
他说:“大家都知道,我有两个儿子,大的今年三十五岁,小的今年二十九岁,我现在都叫他们同时参加远征军服役。”
4、三青团的作用
在蒋介石的带领下,国民党党政要人纷纷宣布送子女报名参军。书记长张治中特电召其在美国求学之子回国从军。侍从室主任陈布雷送其侄儿陈迨入伍,并写信勉励他:“你是我家第一个请缨的志愿兵,门楣有光,我祖我父亦将含笑。长风万里,壮哉此行,练得好身手,学得好技术,报效国家,复仇雪耻。我以满腔热烈的情绪,希望你奏凯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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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青团的一些高级干部也宣布报名从军,如中央干事会副书记长胡庶华、中央干事何浩若、胡木兰(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之女),甘肃支团干事长宋格都带头签名从军。教育界报名从军的有西北大学教授郁士元、东北大学教授吴希庸、中央政治学校训导长徐治明、朝阳大学训导长周启才、西北技艺专科学校教授李中舒和国文教员王持华;政府机关报名从军的有经济部专员吕振寰等人。
在此影响下,中央团部参加从军报名者达170人,占全体工作人员的三分之二;中央干校研究部第一期297名学员中,有212人报名志愿从军;专科以上学校分团报名从军者更高达7905人。如此多的干部团员报名从军,几乎使高校团队组织为之一空:“本团学校团务干部及优秀团员,大都率先应征,虽于从军运动中发挥团的号召力不少,但学校团务之推进则因干部空虚颇受影响。”
国民党、三青团为了推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花了很大力量去宣传鼓动,制定许多优待措施去吸引青年,虽然也起了一些作用。
但对广大青年发生最大刺激作用的,仍然是当时危急的形势:寇深祸亟,陪都危在旦夕,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于是许多青年激于爱国义愤,以极大的热情,纷纷投笔从戎,报名志愿从军,在国统区各大城市中,风起云涌,形成了一个知识青年从军的热潮。报名从军的青年人数,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超过了原定10万人的指标。
据后来官方统计,“知识青年从军号召的数目是十万人。报名应征的有十二万人。至本年四月底止,因战事关系及交通运输关系,实际报到入营的有八万六千人。后来又因为一部分分发驻印军及其他部队,现在确数为七万六千人,编成九个师”。
据三青团统计,由各级团部发动报名从军的知识青年将近10万人。中央团部报告称:“许多在职务上不能离开的干部,许多在家庭中为独子的团员,更有一部分超龄的,都纷纷请求从军;虽经其上级一再的劝止,仍不能打消他们的决意。所以,在不久的期间,各级团部报告应征的人数,共达九万三千零八十五人,超过本团与党各认五万人的配额,几达一倍。”
有的研究者认为,青年从军运动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动员如此之多知识青年参军入伍,“可归功于三青团的组织运作成功”,其中实际负责主持征集工作的康泽出力尤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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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青团超额完成了发动知识青年从军的任务,各级团部都为此付出了极大努力,并将此视为自己的功劳而加以大肆渲染。
中央团部的负责人也认为,三青团从事其他运动如国防科学技术运动文化建设运动或新生活运动,都是处于协助地位,没有做出什么表现;只有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三青团实际上居于主导地位,并取得了一些成绩。这次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从1944年8月开始酝酿,到1945年2月结束,前后持续了半年左右的时间,是当时国统区发生的一件大事。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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