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昏侯《诗》简看汉代《诗经》学

（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光明日报

南宋马和之《诗经·小雅·节南山之什·十月之交》图。资料图片

海昏侯刘贺墓中出土残断《诗》简（简称“海昏《诗》简”）1200余枚，其中相对完整的目录简部分最引人注目，它庶几为我们呈现出海昏《诗》本的整体性面貌。海昏《诗》简的出现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汉代《诗》学的新材料，也让一些关于汉代《诗经》学的叙事碎片得以重新拼合。可以说，海昏《诗》简的出土打开了汉代《诗经》学研究的新局面。

第一，海昏《诗》简与汉代《诗》本。从秦到汉，《诗》本经历了一个重建过程。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谓汉文帝时“《诗》始萌牙”，武帝时齐鲁及三晋才有传《诗经》者，但“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孔颖达也说“《诗》体本是歌诵，口相传授，遭秦灭学之后，众儒不知其次。齐、韩之徒，以《诗经》而为章句，与毛异耳，非有壁中旧本可得凭据”，这说明汉兴之初，《诗》无旧本，众博士全凭记忆复制《诗》本。虽然，汉代的《诗经》学先师们重建的《诗》本相差应该不大。先秦不仅有《诗》写本，而且有较为稳定的结构。新出的早期《诗》写本中有诸多记录篇数、章数、每首诗字数的内容，甚至还有分组的起始诗篇，如安大《诗》简，这些都为文本稳定提供了最大限度保证。然因三家《诗》早佚，三家《诗》本细节湮没难察。而海昏《诗》简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尽管由于竹简的残缺损毁，我们事实上难以见到海昏《诗》本的全貌，但目录简已经提供了比较丰富的文本信息。西汉第一代昌邑王刘髆的老师是《齐诗》学者夏侯始昌，墓主人刘贺师从《鲁诗》学者王式，刘贺很信任的昌邑国都尉王吉是《韩诗》学者。所以无论如何，刘贺接受的都是《诗》的正统官学。因此，海昏《诗》简让我们首次如此近距离接近三家《诗》本。

海昏《诗》目录简记载了《诗》总的篇、章、言（句）数，也记载了《风》等各类诗篇、章、言（句）数。只是《小雅》篇章信息缺失，整理者通过推算做了补充。同时，海昏《诗》目录简非常详尽地记录了《诗》本信息，涉及诗篇分组、诗篇排序、诗的章次、每章的句数等。如果目录简最终能幸运地完整保存，我们几乎可以凭借它复制出完整的汉代《诗》本。海昏《诗》目录简这些数据及编排信息不仅展示了海昏《诗》本，也直观呈现出三家《诗》与今本《毛诗》之间的差异。虽然这些信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我们也应对之持审慎的态度。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这些目录简中的数据，会发现其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首先，海昏《诗》简7274句，比今本《毛诗》少19句，但诗章却比《毛诗》少58章之多。其次，依照整理者的推算，海昏《诗》简《小雅》为299章，这比今本《毛诗·小雅》的367章少68章，句数却比今本《毛诗·小雅》多至少100句。最后，即便假设海昏《风》诗句数为2499句，它也比今本《毛诗》的2619句少120句左右，但章数484还比《毛诗》的474多10章。如果海昏《诗》简记载的总章数以及《风》诗总句数和经文一致，我们就必须承认汉代三家《诗》与《毛诗》存在巨大差异，或者海昏《诗》是一种全新的《诗》本。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整理者提供目录简信息以及部分经文，都与《毛诗》大体一致。如何看待这些自相矛盾的文本信息？我们认为极有可能是海昏《诗》简的总章数和《风》诗的句数出现了误书。实际上，古文中“七”“十”、“四”“六”这些数字的字形相近，极易出错，海昏《诗》目录简“《我将我享》七”的“七”即为“十”的误书。同样，“四”古文作“[~符号~]”或“[~符号~]”，而“六”篆文作“[~符号~]”，所以我们不能排除海昏《诗》简中《风》句数“二千四”的“四”是“六”误书的可能性。

排除了这些可能误书的数字干扰，海昏《诗》简的真面目得以显现，其《诗经》学价值也得以彰显。从诗篇编组、组内排序，以及诗篇的章节排序等方面看，海昏《诗》简和熹平石经《诗》本非常接近，和今传《毛诗》也无本质差别。换言之，汉代《诗经》本具有高度稳定性与一致性。

第二，海昏《诗》简与汉代《诗》说。汉代《诗》学既有官学的鲁、齐、韩三家，也有非官学的《毛诗》。三家《诗》本亡佚，其《诗》说也缺略不明。后世研究汉代《诗经》学，实多推衍以《毛诗》学。一些《诗经》学话语见诸《毛诗》学，如“正变”“诗序”等。但学者们在三家《诗》说是否也有这些经学话语时，或附会《毛诗》，或强分今古，聚讼纷纭，此即皮锡瑞所说“毛所不言，多以意测，或毛义与三家不异，而强执以为异。轨途既别，沟合无由”。而今随着海昏《诗》简公之于世，我们研究这些问题也就有了较为坚实的文献基础。

先说“正变”。汉代《诗经》的研究者，多以“正变”为《毛诗》之经学话语，而三家则无，如魏源曰“《诗》之正变，季札未尝及，夫子未尝言，三家未尝有，而毛独有之”。现代学者也多作如是观，分歧只在于到底是《毛诗序》首倡还是郑玄首倡。汉代服虔注《左传》谓“自《鹿鸣》至《菁菁者莪》，道文、武修小政，定大乱，致太平，乐且有仪，是为正小雅”，又曰“陈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凫鹥》是为正大雅”，但孔颖达却批评服氏“违诗之文，失毛之旨”，其盖亦以“风雅正变”属于《毛诗》学。上世纪马衡曾据熹平石经残石，考证出熹平《鲁诗》的《大雅》部分诗篇编次与《毛诗》不同，《生民》《既醉》《凫鹥》下接《民劳》，而《假乐》等散在“《荡》之什”。这其实与服虔所谓“正大雅”诗有暗合之处，但并未引起学者的注意。现在海昏《诗》的目录简显示，《毛诗》“正小雅”的诗篇《湛露》《彤弓》在“甫田之什”，《裳裳者华》则位于《菁菁者莪》之前，属于“正小雅”诗。而海昏《诗》“正大雅”诗篇则完全同于服虔说，也合乎马衡推演出的《鲁诗》排序。因此我们确信汉代三家《诗》学也有“正变”，只是与《毛诗》相比，三家《诗》学的正雅没有周公、成王致太平之诗，致太平的是武王。孔颖达批评服虔不合《毛诗》，他不知道服虔所述乃是三家《诗》学。

再说“诗序”。《毛传》说“序，绪也”，而绪有开端、事业等义，所以序便是写在正文前交代性的材料，涉及文本本事、意指等。孔颖达说《尚书序》“言序述《尚书》起讫、存亡、注说之由”，那么《诗序》盖亦如之。文献间或有《韩诗序》文，如《文选》李善注、《后汉书》李贤注等。但王先谦等清人在辑佚三家《诗》时带有明显的建构性，为强调三家《诗》有序，把一些非序的内容强行纳入，如所谓《韩诗·云汉》序，《北堂书钞》只是解说而已。海昏《诗》简中每首诗最后，也有类似“悦人”“刺上”等，与文献记载《韩诗》“《汉广》，悦人也”等相类。学者多把这些内容视为序，但无论是内容还是位置，它和“序”都有很大的差异性。我们认为海昏《诗》简中的这些内容还不能称为序，但它至少从两个方面补足了有关《毛诗序》如何兴起研究的重要缺环。其一，乐章义性质的序，如“后妃之德”之类，是如何过渡到辞章义序的。其二，《毛诗序》的整体性是如何建构的。兹事体大，但确是海昏《诗》简的贡献。

第三，海昏《诗》简与汉代《诗经》学派。海昏侯刘贺到底属于鲁齐韩三家《诗》派中的哪一派，这是大家比较关心，同时也是分歧比较大的问题。根据文献记载，《鲁诗》学者王式是刘贺的“师”，刘贺所学为《鲁诗》似乎是确凿无疑的事。海昏《诗》简和熹平石经《诗》本相合之处甚多，而熹平石经《诗》为《鲁诗》。由此两点，许多学者便认定海昏《诗》简为《鲁诗》本，其《诗》学属于《鲁诗》。但这样的判断至少需要满足两个前提条件：其一，需要假设汉代三家《诗》本编排不同，尤其是《大雅》。但现有资料倾向于证明汉代三家《诗》本结构是一致的，熹平石经刊刻的原因是“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所以石经主要是为了规范文字。这也与目前发现的熹平石经校勘记相一致，校勘记列举齐、韩《诗》主要也是针对文字异同而言的，很少有涉及经本结构方面的内容。试想，如果《齐诗》《韩诗》经本结构与《鲁诗》不同，那么熹平石经《诗》用《鲁诗》，就无异于否定了《齐诗》《韩诗》经本的合法性。其二，需要证明刘贺《诗》学具有强烈的学派属性，但这一点同样也困难重重。若论《诗经》学，昌邑国和三家《诗》官学皆有渊源。而《汉书》记载刘贺两次与《诗经》相关的对话，却都发生在他和郎中令龚遂之间。无论是作为昌邑王、海昏侯还是短祚的汉废帝，刘贺学《诗》只在于用，而非经义的研读与学派的传承。而如果将海昏《诗》限定在某一《诗》学派内讨论，反而消减了海昏《诗》简的学术价值。所以，刘贺的《诗》学与《诗》本一样都是开放性的，充其量只能说比较接近某一《诗》派，比如《韩诗》。

汉代是《诗经》学阐释与建构的奠基期，其重要性自不言而喻。但因三家《诗》本亡佚不仅导致三家《诗》学黯晦，也导致汉代《诗》学整体性研究的缺失。如今海昏《诗》简为我们提供了汉代三家《诗》本，最大限度地弥补了汉代《诗经》学研究的文献缺环，让我们能深入全面思考汉代《诗经》学问题，甚至有机会重写汉代《诗经》学史。

（作者：曹建国，系绍兴文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