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癌晚期有救了？国产溶瘤病毒抗癌获重大突破，华人科研领跑国际

溶瘤病毒，这东西不是凭空冒出来的，从第一次被发现能对抗肿瘤，到现在真能帮肝癌晚期患者缩小肿瘤，足足走了近百年。

这一切的源头，听起来简直像是个偶然的“医疗事故”。

早在1912年，也就是清朝刚灭亡那会儿，意大利的一位迪帕奇医生在接诊一位宫颈癌患者时遇到个怪事：给病人打完狂犬疫苗后，原本肆虐的肿瘤竟然莫名其妙地瘪下去了。

那是个连DNA结构都还没搞清楚的年代，医生们只能两手一摊，猜是疫苗里的灭活病毒干掉了癌细胞。虽然听着玄乎，但这颗种子算是种下了。

但这把“双刃剑”并不好使。后来的几十年里，无数科学家试图直接拿野生病毒去硬刚肿瘤，结果虽然癌细胞死了，病人正常组织也被“误伤”得七零八落。

这就像为了抓屋里的老鼠直接扔个手雷，根本没人敢用。这条路一直堵了快一百年，直到1991年，大洋彼岸的科学家罗伯特·马图扎想了一招“减毒”——给病毒做基因手术，把毒性改低。

安全是安全了，可杀伤力也跟着这一刀掉到了底，这一时期做出来的溶瘤病毒，那是真的“温柔”过头了，完全跟不上肿瘤疯长的速度。

怎么在“安全”和“生猛”之间找平衡？打破这个僵局的，是一群中国学者。

在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沈医生所在的研究组找到了深耕此道30年的贾维国教授。他们不想再做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减法，而是改用加法。

按贾教授的比方，以前的病毒充其量是把左轮手枪，现在他们要造“导弹”。这不仅是给病毒做减法，更是要把外源性基因这把“重武器”装进病毒肚子里。

这玩意儿多聪明？肿瘤细胞为了躲避人体免疫系统的追杀，通常会给自己搭个“隐形结界”或者说是屏障。

普通的药进不去，但这种改造后的病毒能硬生生钻进去，在内部把屏障轰碎，完事还像个通讯兵一样，释放信号把全身的免疫细胞都摇过来“围殴”残存的敌人。

这种“生物导弹”思路并非独一家。广西医科大学的赵永祥团队更是脑洞大开，从器官移植中找灵感。

大家都知道，移植别人的器官最怕排异反应，赵团队研发的新型溶瘤病毒NDV-GT，恰恰利用了这种“超急性排斥反应”机制。

改造后的病毒一旦进入肿瘤，就像是一个不仅自带武器还能策反敌营的“超级间谍”，不仅精准识别并攻击，更是让癌细胞不仅面对病毒的绞杀，还要承受免疫系统的疯狂反扑。

实验室里的理论再漂亮，到了病房里那都是真刀真枪的生死时观。对于很多肝癌晚期患者来说，这就不是数据，而是这辈子能不能再看一眼春节烟花的问题。

沈医生至今记得，那种临床上的无力感——以前很多病人一旦肿瘤把血管包住了，或者长到了十几厘米，基本就被判了“不可手术”。外科医生的手再巧，也不能在大动脉上随便动刀。但现在，风向变了。

在浙大一院的病房里，一位腹腔病灶长得巨大的患者，原本只能绝望等待。医疗团队另辟蹊径，采取了皮下注射的方式给药。按照常理，怎么想也得“指哪打哪”吧？

但这正是溶瘤病毒神奇的地方——它激活的是全身性的追杀。没过多久，皮下注射引发的连锁反应传导到了腹腔，那原本“嚣张”的大肿瘤居然肉眼可见地回缩，从十几厘米的大块头缩到了2厘米。

这短短几厘米的差距，就是生与死的鸿沟。因为这2厘米，意味着手术台的大门重新对他敞开了。那台手术沈医生在老师指导下足足做了十几个小时，把那个原本“不可能切除”的定时炸弹终于摘了下来。

不只是个案，这种“逆转”正在成规模地出现。在赵永祥团队的临床数据里，甚至出现了一位宫颈癌骨转移患者实现完全缓解的奇迹，这意味着体内癌细胞被清得干干净净。

而他们针对的多线耐药晚期实体瘤——这可是癌症里最难啃的“硬骨头”——竟然在20例患者中做到了90%的疾病控制率。这可是登上了顶刊《Cell》和被《Nature》长篇报道的硬核成绩。

最让人意外的是患者的体感。很多人一听到“病毒治疗”，第一反应是恶心、呕吐、掉头发，毕竟化疗的心理阴影太大了。

但在负责具体操作的金老师团队那儿，听到的反馈完全不同。到现在快200个患者，几千次注射操作下来，只要不是把病毒打到了肿瘤内部的坏死区域做无用功，哪怕打一年多，病人最大的抱怨竟然是“打麻药有点疼”。

有个病人打着打着体重还涨了，每天跟没事人一样过日子，这种“无感治疗”打破了过去抗癌必受罪的铁律。

赵永祥团队的数据也佐证了这一点，别说那些要命的严重毒性反应了，大部分患者也就是发个低烧，还没吃退烧药，自己就好了。

从拿柳叶刀在无影灯下做手术，到钻进实验室研究看不见的病毒，这种跨度对医生来说其实挺冒险的。

沈医生原本是标准的外科医生，做手术是“主业”。2017年他被国家公派去美国CityofHope医学中心进修，原本也是冲着学开刀技术去的。但他当时的美国导师随手一指让他去实验室转转，这一转，就把他的职业轨迹转了个弯。

那个时候他才意识到，一把手术刀磨得再快，一辈子勤勤恳恳撑死救几千人。但如果能捣鼓出一种可推广的抗癌药，救的那就是几万、几十万条命。

这个念头一出来，他就决定“不务正业”了，留在那儿死磕病毒技术。这路不好走，回国初期更是处处碰壁。

很多实验室一听他是外科医生要搞病毒研究，头摇得像拨浪鼓，根本不带他玩。要不是后来南博老师拉了一把，这事儿可能就黄在半路上了。

真正支撑他熬过冷板凳时期的，除了对科研的执着，还有人情味。他的第一个临床试验患者，也是这种信任关系的极致体现——那是他老同学的亲舅舅。

在所有药都试遍了、几乎只剩等日子的时候，对方因为那句“我信你”，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这份沉甸甸的信任换来的是超出预期的疗效。现在，哪怕是只剩3、4个月生存期的晚期肝癌患者，在接受治疗后也有一半人撑过了9.4个月。

让他更忘不了一幕发生在门诊室里。有个从800多公里外赶来看病的贫困患者，肩上扛着一个灰扑扑的编织袋。袋子打开，下面铺着大米，大米里埋着一个个用纸精心包好的土鸡蛋。

经常有人在门诊犹犹豫豫地问：“医生，我家里凑了钱，要不要送病人去美国治？”

几年前，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还得斟酌。但现在，沈医生的回答特别干脆：“不用去了，别折腾。在这个领域，我们的水平早就跟国际并轨了。”这底气不是吹出来的。

不论是外科医生在巨大患者基数上练就的手术功夫，还是如今像赵永祥、贾维国、沈医生这些团队在溶瘤病毒上的突破，国内的信息更新速度极快，甚至在某些针对特定肿瘤的打法上，我们已经跑到了前面。

中国科学院院士谭蔚泓看得更远，他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单打独斗的胜利。这种把病毒改造成“特洛伊木马”的技术，如果再跟现在的当红炸子鸡PD-1抑制剂或者是CAR-T疗法结合起来，那就不是“1+1”的效果了。

恒瑞、百济神州这些本土医药巨头也早就嗅到了味道，纷纷下场布局。

对于沈医生来说，当初学医时许下治病救人的“初心”，现在不过是换了一种更硬核的方式在兑现。

不管是拿着手术刀在手术台上十几个小时的鏖战，还是在显微镜下为了给病毒装上“导弹”而熬红的双眼，殊途同归。

只要那些800公里外扛着鸡蛋来的病人不再绝望，这条从1912年走了百年的崎岖小路，终究是被走出了一条通天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