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漫漫长征路。当部队精疲力竭地抵达川西北地区时,却陷入了更深的困境——这里荒无人烟,几乎与世隔绝,并非革命的理想生息之地。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毛主席偶然从一份旧报纸上得知,在陕西北部和甘肃东部,活跃着一支由刘志丹、谢子长创建的红军,并已建立了稳固的革命根据地。这片根据地,瞬间成为了迷雾中的灯塔。毛主席当即决定,率领中央红军北上,将其作为长征的最终落脚点。然而,命运弄人,当中央红军历经千难万险抵达陕北时,这位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谢子长,却早已壮烈牺牲,毛主席终究未能与他见上一面。更令人费解的是,谢子长去世后,他的亲人们竟没有一人为他披麻戴孝。
一、满门忠烈,一门九杰
要理解谢子长去世时的特殊情形,首先必须了解他背后的家庭——一个为了革命几乎付出一切的英雄家族。
谢子长一家,共有26人投身革命洪流,其中,为革命捐躯的烈士就多达9人。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庭?它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何为“满门忠烈”。
谢子长的大哥谢德惠,出生于1882年。他本有更好的前途,高小毕业时成绩优异,但因父亲病重,他毅然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机会,回家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他深明大义,全力支持弟弟谢子长上中学、去学兵团深造。当谢子长回乡闹革命、办民团时,谢德惠更是倾其所能,在人力和物力上给予了最大的帮助。1927年,安定县农民运动风起云涌,谢德惠与谢子长一同带领穷苦大众打土豪、惩恶霸,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为革命奔波劳碌,于1936年病逝,享年54岁。
二哥谢占元,在弟弟谢子长的感召下,也义无反顾地站到了穷苦人民一边,积极投身于反抗压迫的斗争中。1932年,反动民团头目李丕成疯狂反扑,窜至马圈坪村,将谢占元及其儿子谢绍斌等人悉数抓捕。在阴暗的牢狱中,父子二人受尽了非人的折磨,敌人用尽酷刑,试图撬开他们的嘴,获取党的机密。但谢占元父子二人始终守口如瓶,坚贞不屈。1934年,谢占元不幸在狱中含恨去世,年仅44岁。他的儿子谢绍斌,也在不久后被敌人残忍杀害,牺牲时年仅23岁。
谢家的第三代,同样是英雄辈出。大哥谢德惠的二儿子谢福成,1927年入党,跟随叔父谢子长参加了著名的清涧起义。后受命返回安定,从事更为凶险的地下斗争。1934年,他在甘泉下寺湾的一场激烈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29岁。
大哥的三儿子谢绍安,1933年参加红军陕北游击队,同年6月入党。他作战勇猛,屡立奇功,1935年便调任红二十七军团第四团团长,并率部一举解放了陕北重镇瓦窑堡。然而,就在党中央即将进驻这座由他解放的城镇前夕,谢绍安在赴任途中遭遇敌人,壮烈牺牲,年仅27岁。
大哥的四儿子谢财娃,在父辈和兄长们的熏陶下,小小年纪便参加了革命。1933年,他不幸被敌人搜捕入狱。为了逼迫这个年仅16岁的少年说出党的机密,敌人对他严刑拷打,甚至三次将他拉到刑场,用放空枪的方式进行死亡恫吓。但谢财娃始终没有屈服。气急败坏的敌人最终将他残忍杀害,他的人生永远定格在了16岁。
二哥谢占元的五儿子谢福玉,从小就是儿童团的骨干,为红军站岗、放哨、带路,机智勇敢。1933年,在一次被敌人追捕的过程中,为了不落入敌手,他毅然跳下悬崖,壮烈牺牲,年仅16岁。
而在谢家牺牲的9位烈士中,还有一位年仅9岁的女孩,她就是二哥谢占元的独生女儿谢玉梅。1933年,敌人对谢子长的家属展开了疯狂的搜捕。为了躲避敌人,母亲将小玉梅藏在深山的土窑洞里。在阴冷潮湿的环境中,年幼的女孩不幸染上了风寒,因得不到救治,很快便夭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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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长串牺牲名单中,谢子长本人,是谢家牺牲的第七位烈士。
二、最后的时光:鞠躬尽瘁,清风傲骨
谢子长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1933年,他参加华北抗日反帝同盟军,作战失败后被党组织任命为西北军事特派员,返回陕北,全面负责领导西北的武装斗争。
在一次激烈的反“围剿”战斗中,谢子长亲临前线指挥,不幸被敌人的子弹击中胸部。这场重伤,让他彻底倒下,再也没能重返他日夜牵挂的战场。
由于伤势过重,且根据地医疗条件极其简陋,谢子长只能离开部队,转移到安定、安塞边界一带的偏僻村庄养伤。照顾他的重任,落在了他的侄媳、谢绍安的妻子白盛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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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白盛英后来回忆,谢子长当时住在阳道峁村她表哥家里。起初,谢子长的精神尚可,神志清醒,常常有同志来看望他,他总是不顾伤痛,与大家热切地谈论工作。但他的伤口红肿流脓,剧烈的疼痛让他夜不能寐,身体日渐虚弱。
那时的陕北,红军和百姓都处在极端的困难之中,大部分人食不果腹。虽然党组织会尽力筹措一些钱款作为救济,但在白区边缘的村子里,有钱也买不到什么东西,吃饭经常是上顿不接下 顿。
即便是这样,纯朴的老百姓们听闻谢子长在这里养伤,还是自发地省吃俭用,将家里最好的食物送来。有段时间,挂面、鸡蛋、肉食、白面甚至还有瓜果,源源不断地送到了白盛英手中,一下子解决了她做饭的难题。
然而,当谢子长发现自己的伙食突然变得如此“丰盛”时,他立刻严肃地把侄媳叫到跟前,追问这些东西的来历。白盛英如实相告,却被谢子长严厉地批评了一顿。
他虚弱但坚定地说:“我咋能白吃人家的东西,给劳苦大众没办多少事呀!再说,穷人的东西来得也不容易,咱们不能要啊!”
谢子长坚决不肯白吃群众的一针一线。他嘱咐白盛英,等乡亲们下次再来送东西,一定要付钱。如果实在没钱,就用乡亲们送来的东西给他们做饭吃,无论如何不能白白收下。从那以后,每当有乡亲送来食物,白盛英都会热情地留下他们一同吃饭。当乡亲们得知这是谢子长的心意时,许多人感动得热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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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白盛英的尽心照料和乡亲们的无私帮助,但由于缺医少药,谢子长的伤势终究一日重过一日。
1934年12月的一天,他的老战友刘志丹闻讯赶来看望。一进门,刘志丹就急切地问:“老谢,你的伤怎么样了?”
看到刘志丹,谢子长原本黯淡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他挣扎着想起身,却已浑身无力,只能勉强伸出手,与刘志丹紧紧相握。谢子长含着热泪,激动地说:“老刘,我早盼着你来了,我估计你一定快来了。”
刘志丹也流下了眼泪,他责怪谢子长为什么不早点派人给他送信。谢子长叹息道:“我派了人,可直到现在也没有回来。”(后来他们才得知,那个被派去送信的同志,在途经保安时不幸被敌人抓获,并被残忍地活埋了。)
也许是已经感知到了生命的尽头,谢子长一边擦拭着眼泪,一边对刘志丹说出了最后的嘱托:“看样子我的伤是不会好了。我可能就见你这一面了,再不会见到同志们了,你转告他们……”
刘志丹听后更是心如刀绞,他哽咽着打断了战友的话:“能见,能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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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次见面后没几天,谢子长的病情就急剧恶化了。他用尽最后一点力气,让白盛英去通知家人,来见他最后一面。白盛英哭着跑出家门,紧急召回了丈夫谢绍安和其他在附近的亲人。当家人们都赶到时,谢子长已经陷入时而清醒、时而昏睡的弥留之际。看着昔日叱咤风云的亲人如今气息奄奄,所有人失声痛哭。
1935年正月十八(公历2月21日),这位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三、无人戴孝:顾全大局的秘密葬礼
谢子长的逝世,对于刚刚起步的陕北红军和全体军民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按照他为革命立下的不朽功勋,他本该受到万人送行、全军哀悼的最高礼遇。
然而,在那个严酷的战争年代,现实却不允许他们这样做。
谢子长牺牲时,陕北的革命力量尚不稳固,正面临敌人重兵“围剿”的巨大压力。在这样的紧要关头,如果公开最高军事指挥员牺牲的消息,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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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顾全大局,组织上做出了一个艰难而又痛苦的决定:严格保密谢子长的死讯。
这个决定的背后,是两个沉重的考量:第一,不让这个噩耗影响红军将士们的斗志,避免军心动摇;第二,绝不让敌人得知消息后幸灾乐祸,借机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
对于谢子长的亲人们来说,这无疑是二次重创。他们刚刚承受了失去至亲的剧痛,转眼间,连公开哀悼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他们只能把撕心裂肺的悲痛强行咽进肚子里,把涌到眼眶的热泪逼回心底。
于是,一场在中国革命史上堪称绝无仅有的“秘密葬礼”举行了。没有追悼会,没有发讣告,更没有灵堂。谢子长的遗体被悄悄地安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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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亲人们,包括他的妻儿、兄长、侄子,没有一人身穿孝服,没有一人公开哭灵。他们必须像往常一样生活、战斗,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为了不泄露消息,在谢子长牺牲后的一段时间里,西北军委的许多公文,落款依然使用着“西北军委谢子长”的名义发送。
就这样,谢子长,一位为革命奉献了全家、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的英雄,在他去世后,连同他的名字和死讯,都被组织和亲人们作为最后的“武器”,隐藏了起来。
直到很久以后,当陕北根据地日益巩固,当中央红军胜利抵达,当革命的火焰已经燎原时,谢子长的牺牲才被公之于众。
谢子长虽然牺牲了,但陕甘宁的穷苦群众永远记住了他的功绩。人们为他编了歌谣,传唱在黄土高原的沟沟峁峁:
“陕北游击队,老谢总指挥,打开安定城,犯人救出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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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毛主席在延安亲切接见了谢子长的后代,勉励他们要继承父辈的事业,将革命进行到底。同年,毛主席亲笔为谢子长题词并书写了碑文:“民族英雄谢子长同志之墓”,并高度评价他“虽死犹生,功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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