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集锦｜郑永年：当今国际秩序，正走向“群雄逐鹿”的“封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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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全球秩序正走向“封建化”，中美关系进入“平视时代”

11日至12日，“第五届中国外部环境的变化与评估：地缘冲突与全球秩序重构”2025研讨会在深圳举行。郑永年教授受邀参会并作主旨演讲。他指出，当今国际秩序的演变，与其说是“多极化”，不如说更接近一种“封建化”趋势；与此同时，中美关系也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正从“俯视”转向“平视”。

郑永年作主旨演讲。图源：主办方

郑永年教授在主旨演讲中指出，尽管多数人将当今国际秩序的演变视为“多极化”，但我认为更多的是“封建化”。今天的美国，如同春秋战国时代的周天子，虽居中心，却难以掌控各大诸侯——俄罗斯、土耳其、印度、德国和日本等区域强国纷纷崛起，“群雄逐鹿”。

正因如此，当前的区域化趋势并非开放包容，而是日益排他。他强调，若是开放的，全球化将得以延续；若是排他的，国际秩序则走向更加“封建化”，甚至“土豆化”——像一个个彼此隔绝的块茎，互不往来。

谈及中美关系，郑永年教授认为，特朗普在中美元首釜山会晤后重提“G2”概念，其潜台词是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这种平等或许并非美国本意，而是在现实压力下的权宜之计。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正从“俯视”转向“平视”。传统的“旧现实主义”带有浓厚冷战色彩，强调遏制、围堵甚至击败中国；而特朗普的“新现实主义”则更倾向于与中国正常相处，在竞争中寻找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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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的开放是对APEC成员最好的公共产品

11日至12日，2026年APEC非正式高官会（ISOM）在深圳举行，拉开了APEC“中国年”的帷幕。来自21个经济体的高官代表、专家学者及工商界人士齐聚一堂，最终达成了重要共识：2026年APEC将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并锁定“开放、创新、合作”为三大优先合作领域。

郑永年教授受邀参加会议，并围绕“开放”这一核心议题在主题和优先领域研讨会上发言。他表示，APEC为成员提供了“能够坐下来讨论下一步怎么走”的平台，对国际经济走向尤为重要。会后接受采访时，他进一步指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背景下，APEC将继续成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平台，而“开放的中国”将在其中发挥更积极作用。

2026年APEC非正式高官会主题与优先领域研讨会现场。图源：新华社

郑永年教授指出，当世界经济面临不确定性之时，开放与合作仍是区域增长最重要稳定器。APEC为成员提供了“能够坐下来讨论下一步怎么走”的平台，对国际经济走向尤为重要。

他认为，与偏重地缘政治的所谓“印太”概念不同，APEC经济体的合作根植于经贸往来。在供应链产业链受到冲击的当下，中国接棒APEC东道主后的首场活动，恰是成员就未来路线作出沟通和协调的关键时点。中国坚持包容性多边主义和制度型开放，以自主开放举措向区域提供公共产品。

明年11月，中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对此，郑永年教授表示，深圳的经验说明开放与产业能力如何相互促进。中国也在探索以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均衡发展等方式，为全球经济结构提供稳定性。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背景下，APEC将继续成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平台，而“开放的中国”将在其中发挥更积极作用。

郑永年教授接受South南方国际传播中心记者采访

郑永年教授在会议间隙接受South南方国际传播中心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APEC部分发展中经济体对开放产生了疑虑。在这一背景下，深圳作为开放的产物，其发展经验本身就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深圳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典型，深圳的开放故事，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

郑永年教授接受深圳特区报记者采访

在接受《深圳特区报》记者采访时，郑永年教授表示，深圳是我国工业体系的典型代表，特别是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拥有非常完整的产业链和产能。同时，作为一个年轻的城市，深圳也是活力的象征。举办中国第三次APEC会议，深圳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郑永年：深圳如何抓住APEC这一重大机遇？

深圳成为国内第三个承办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城市。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中国“外贸出口第一城”和新兴移民城市，深圳应如何抓住机遇，通过APEC框架，达成合作，强化优势，弥补短板？

另外，“逆全球化”冲击亚太经济合作和地区贸易体系，亚太各国发展不平衡和诉求不一致，区域经济合作存在结构性矛盾。在此背景下，深圳如何实现对APEC的“反向赋能”，推动更具包容性的区域合作共同体建设？

12月9日，郑永年教授受邀参加第十七届深圳学术年会主题研讨会，并发表主旨演讲，围绕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12月11日至12日，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非正式高官会在广东省深圳市举行，拉开APEC“中国年”序幕。图源：新华社

当前，深圳发展面临内外双重挑战。郑永年教授认为，深圳可通过以下三个层面的开放，以APEC赋能自身发展。

一是包容性多边主义。针对周边赌博、电诈、毒品走私等非传统安全议题，可与APEC经济体共商议程、凝聚共识。同时，借助移民城市及工商组织海外网络优势，深圳可通过APEC工商界会议，对接各国工商界，围绕共同发展形成共识。

二是制度型开放。在各国推动构建高标准规则体系的背景下，制度型开放是中国引领新一轮全球化的关键。深圳应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并推动出海企业以“优质产能”走出去，化解“内卷”引发的海外民粹情绪。

三是单边开放。作为最具条件的城市经济体，深圳可率先深化对港澳单边开放，并积极对接CPTPP、DEPA等国际经贸规则。

深圳还可通过APEC实现“反向赋能”：一是展示从“改革开放窗口”到“先行示范区”的发展经验；二是系统总结开放实践，推动APEC成员实现更高水平开放，例如在数字贸易、人工智能规则塑造、区域创新资源整合等方面发挥节点作用，共建亚太创新共同体。

此外，承办APEC也标志着深圳从“物的国际化”迈向“人的国际化”。相比纽约等国际都市，深圳的国际化程度仍有差距。要成为第四次产业革命的领军城市，深圳亟需加强国际化人才培养，并助力各国培养知华人才。

郑永年：建设国家金融中心必须坚守实体经济之本

据上观新闻报告，从十个针对全球城市的权威榜单排名情况看，上海“五个中心”（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持续进位，综合经济能级稳步进阶，创新相关排名实现跃升，金融航运指标稳居前列，软实力排名亦有提升，体现了上海近年来在全球位势的变化轨迹。

12月7日举行上海加快“五个中心”建设研讨会，郑永年教授受邀出席并作主旨演讲。他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在于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和金融服务，上海要把握好“五个中心”建设有利条件，充分发挥系统集成优势，以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打造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郑永年教授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核心任务——这与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的战略定位高度契合。上海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窗口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核心引擎，在这一国家战略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关键，在于构建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金融服务这“三驾马车”深度协同的大科创体系。回溯历史，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等东亚发达经济体长期聚焦科创领域的持续投入，以技术突破推动重大产业升级，最终形成“技术进步-产业提质-就业扩容-税收增长-再投入创新”的闭环式良性循环。

而上海正凭借长三角区域协同优势，成为构建这一良性闭环的核心承载地。一方面，上海集聚了密集的顶尖高校与科研院所，且已启动“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另一方面，江苏、浙江、安徽均为制造业强省，产业基础雄厚、应用场景丰富，为技术成果提供了广阔转化空间；与此同时，上海汇聚了多元资本力量，能够为硬科技项目提供覆盖研发、中试、量产全周期的长期耐心资本支持。

郑永年教授强调，建设国家金融中心必须坚守实体经济之本。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四中全会已明确“十五五”时期的核心任务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释放出了中国不会过早或过度推动实体经济金融化的清晰信号——意味着金融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助推器”，而不是自我循环的“泡沫池”。故而，上海应聚焦发展风险投资、产业基金、科技金融等“好金融”。

放眼全球科创格局，第四次产业革命的“主战场”高度集中于中美两国。美国依托硅谷与波士顿-纽约创新带；中国则形成三大战略支点：北京强在基础科研，粤港澳大湾区重在市场应用，而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兼具科研、制造与金融优势，最具系统集成潜力。

郑永年教授建议，上海下一步应优先完善风投生态，同时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理顺“五个中心”之间的内在逻辑，让科创、产业与金融形成高效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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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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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周浩锴 刘昕冉

审校｜ 刘 深

终审｜刘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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