锈钢色可餐的高仿青铜器

关中西部，历史上被称为“周原”的地方，像一位历尽沧桑的老者张开宽阔的胸怀，总是不紧不慢，温厚而稳重地从北面的岐山平展展延伸下来，在渭河边上驻足。

“周原膴膴，菫荼如饴。”

这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对这个地方的无限赞美之辞，这两句意思是说，即使被称为苦菜的“菫”与“荼”，在周原那绵软深厚的土壤里生长出来，也是甘甜如饴。

六月的关中，干旱、少雨，是中国北方常见的酷热天气，而在周原，平坦如砥的土地上却有着久远、发达的灌溉系统。纵横的古代沟洫，底部还残留有水流的痕迹。建国后大规模兴修水利时期所建的冯家山北干渠，循着古代的大致的线路，至今依然从周原的大部分村庄穿越而过。清澈的河水在其中缓缓流淌，京当、黄堆、凤雏、贺家这些叠压着周代土层、屡出国宝青铜重器的村庄周围，农家的果树园子里，枝叶繁茂，枝头垂下累累果实。整个周原的大片麦田里，热风阵阵吹过，麦浪翻滚，成熟的麦芒上面不时反射出一缕太阳强烈刺目的光点。

30岁的于安君从一面围墙外的麦田中走过去，围墙之中，是他在工商部门注册了5年多的新王朝文物复制厂。2年前，他的厂子还在陇海线上一个有名的小镇蔡家坡，如今他们举家搬迁到距离县城不到2公里的关中环线旁边，这里，距离他心仪的“周原”核心地区更近。

于安君对周原的每一个村庄、沟壑都了如指掌，他能准确地说出哪一个地方曾经进行过考古发掘，出土过什么有名的文物，这些文物或者遗址都有什么重要价值。在当地，他是远近闻名的一位“考古学家”。不仅因为他爱好历史考古，而且这个高中毕业、靠自学获取大学本科文凭的年轻人，对家乡那一段周代历史的钻研，十分深入。

在周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北京大学联合组建了好几处考古工作站，于安君常常作为技工参加其中的一次两次发掘，由于这些专业考古队伍的带动，他更喜欢钻研考古发掘和出土文物，尤其是周代青铜器。成为一名文物复制厂的老板后，于安君还在他的办公桌上，摆放着曾经在周原考古队作为技工时的照片。从考古队回来后，这个小伙子办起了一个以青铜器铸造为主的文物复制厂。一个月前，他成功地为武警二炮学院铸造了一对高达3米多高的青铜雕塑。这是他目前最大的一单生意，他并不愁这些复制产品的销路，他喜爱这个铸造古代青铜器工艺的过程。

作为华夏文明瑰宝的青铜器，几千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与喜爱。

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曾说，在中国古代艺术品中，惟有青铜器的艺术价值是被全世界一致认可的，在世界任何一家大的博物馆，几乎都设有专门的中国青铜馆，而且多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已建成，其中收藏了许多稀世珍宝。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就是一名青铜器的研究者。

世界各国的早期文明，各有千秋。然而，就中华上古文明来说，无疑是以青铜器为代表的，至少夏商周时期即是如此。这个时期普遍以青铜礼器和乐器为主，构成了所谓的青铜“礼乐文明”，这是中华古文明的最大特征。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家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接着开展规模更大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持这一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先生说：“夏商周时期，中国的青铜文明就已高度的发达与成熟。相比而言，与华夏文明几乎同时的古希腊迈锡尼文明，虽然也呈现出很辉煌的文明成果来，其中也包括有大量的青铜器，但它的最大特点是使用黄金，青铜器仅仅是作为一种装饰品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范围内文明的多元性就已经表现出来。”正因为文明从源头上就呈现出了巨大的差异，中国以青铜礼器（容器）和乐器所构成的“礼乐文明”，便作为一个最大的特色而深受世界瞩目，可是放眼世界其他文明，无论是在西方的欧洲还是中亚、西亚一些地方，它的青铜文明主要表现在青铜兵器和工具上。相比较而言，中国的青铜文明，在这一时期无论是艺术成就还是科技水平都走在了世界前列。

青铜器在中国地位之高，自古以来就被蒙上了一层神秘而尊贵的面纱。青铜器制作工艺复杂，造价高昂，寻常百姓是不容易得到或是用到日常生活中的，它仅是皇室贵族用来祭天、祭祖、祭地的专用礼器。就这样青铜器的身份天然的就被打上了皇室贵族的烙印。

青铜是红铜和锡、铅的合金，在古人眼中它被称为金或者吉金，是古代国家的宗庙重器，同时也是贵族社会代表地位、财富与身份的重要标志。因此，青铜器的收藏与鉴赏无论在中国还是国外，已蔚然成风，可以说是伴随青铜器的生产而产生的。赏玩青铜器被认为是一种非常高雅的艺术，从事的人大多数是文人、士大夫、官僚。

当地位尊贵的青铜器造价不菲，收藏炙手可热的时候，其作伪之术也就层出不穷，催生出了一门扑朔迷离的高仿技术。最早的作伪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先秦文献《韩非子·说林》中就记载了一则著名的青铜器“伪器”故事：“齐伐鲁，索馋鼎。鲁以赝往之。齐人曰：‘赝也’。”这个“赝”就是齐国送给鲁国一件“伪器”。虽然这个记载显示的时间相当早，不过研究者普遍认为，大规模的仿制古青铜器，还是从宋代开始的。

宋时，上至帝王下至文人、士大夫，皆出于好古、复古的一种意愿，蔚然成风地仿制着古器，至北宋宣和年间仿制风习达到鼎盛。这种风习的始作俑者就是当时的皇帝宋徽宗赵佶，这是一位极富艺术天赋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他对古物的嗜好无人可比。徽宗时期最有名的青铜高仿品，就是现在分别藏于北京故宫、辽宁博物馆和河南开封博物馆的5件大晟编钟。这组编钟的器形、纹饰均以当时发现的春秋时期的“宋公成钟”为样式，制作出的一套为统一全国标准音律而定音的编钟。

显然，仿制古器，有着不同的目的。

故宫博物院著名青铜器专家杜迺松先生指出，唐宋时代，包括后代和今天，有关青铜器的复制、仿造，和那些以牟利为目的、不道德的作伪应有所区别。仿造是出于一种文化心理，是对古代文化的尊重和仰慕才去制作的，它和那些蓄意作伪的不能看成一回事。作伪器并不是真正的好古博雅，而是作假欺骗，破坏古代传统文化，其最终的目的是获取厚利。

宋代以后的各朝各代都有青铜器的仿造与作伪。但是到清代及民国初年，高仿青铜器之风为之一变。那时侯，由于清廷提倡尤其乾隆皇帝的喜好，朝廷上不仅设立专门的内务府造办处，有专门的官员负责，而且由于清代学术发达，一些富有的、身居高位的学者如端方、潘祖荫、吴大澂等人，多方搜罗出土的青铜器，编录青铜器著作，他们在青铜器造型、纹饰及铭文方面的著述，研究深度和广度已远远超过了前代。因而，清仿铜器，较宋有过之而无不及，数量兴盛、质量上乘。清代这一风气一直影响至民国时期，加上晚清以来，外国人纷纷来华抢购古物，青铜器在古玩行价格日渐暴涨。流风所及，青铜器由于其价格的昂贵，不仅作为历史实证和文化的研究对象，而且被当作珍贵的财富加以收藏，于是古玩商竟相仿古作伪以牟取暴利，作伪之风愈演愈烈，仿古作伪之风达到高潮，作伪器的作坊遍及全国。

近代的古董行里有所谓的“苏州造”、“潍县造”、“西安造”、“北京造”等等说法，就是按各地仿做特点加以区分，各地作伪特征明显，眼力好的人一眼就可看出仿器出自哪里。山东潍县仿古铜器，清代老艺匠相当多，不同的师傅就有自己不同的拿手绝活，有擅刻细笔道铭文、还可以翻砂工艺制作镜范的王荩臣父子，有以錾刻花、铭见长的范寿轩等人。潍县作锈方法基本是：先用盐酸浸泡，埋入黄土中，再盖上湿麻袋，让器表生出地子和锈。王荩臣父子伪刻铜器铭文名噪一时，若不是眼力好的专家，很难看出破绽。

据考察，历代青铜器作伪地区，似乎存在着这样一条分布规律，那就是其地基本属于历代地下文物丰富的地区，并且，历史上这里就曾经有过作伪的记录。明代文学家高濂在其《论新铸伪造》一文中说：“近日山东、陕西、河南、金陵等处伪造鼎彝壶觚尊瓶之类，式皆法古，分寸不遗。”反映的就是这个情况。由于这些地区自古即有大量的青铜器出土，因而作伪也成为传统。其分布地区大致为“东、南、西、中”，所谓东即山东“潍县造”；西以陕西西安为主；南则主要指苏州（含南京、上海）；北指北京；中以河南开封为主。

陕西作为周人的发祥地，关中西部周原屡出铜器，《汉书》里就有公元前58年扶风发现西周铜器“尸臣鼎”的记载，因而西安也是仿古作伪较早的地区之一。流传在这里的一则故事至今还被人们不时提起：清道光、咸丰年间，山东大收藏家、金石学家刘喜海任职西安。刘是大收藏家、金石家，著有《长安获古编》一书。他来到西安后，自然不会放过收集长安古器物的机会，但是刘喜海只喜好金石文字，因而他搜集铜器时，只要有文字的都一律收购，价格很高。流风所致，西安一带的古董商也就设法在无铭文的真器上錾刻伪字，以投所好。当时，有张姓艺匠人称“凤眼张”，苏亿年、苏兆年兄弟，是錾字作伪的高手，他们多在秦诏版、量器上刻上伪字，真假莫辨。他们所做的伪铭器，至今还收藏在国内一些重要的博物馆内。

从历史上看，伪作的情况极其复杂。不过，现代的伪造仍然没有脱去古人所使用的基本方法，只不过由于掺加进了电解作锈的技术，使作伪器的周期更快速、缩短。古人有时候作成一件伪器，尚需把铜器埋在地下数年数月，现在一般用电解法制作皮壳，很快就会到达市场。河南洛阳附近的青铜器复制专业村——烟涧村只有少数几户人家掌握作锈的关键技术，而且秘不示人，有的技术还花了大价钱从作伪技术更高的地方购买来，为的是让复制品高仿程度更高。如今的仿制品普遍使用电解法作锈，这项技术所需仪器简单，只需稳压直流电源，水浴加热锅，加热电炉就万事俱备。

一般作伪的器形，都有所依据，不能随心所欲，尤其对高仿品来说。这对铜器出土地的仿造者来说，相对容易，或观察真器，或想办法拓来器形，而大多说则依据图录或者照片，仿器一般仿得比较准确，若不仔细观察，很容易上当。更有的收集来大量残缺的旧铜器，然后拼凑成一件完整器，或者一件真器中缺少一部分或几部分，另取其他器的残块修补完整，古董行称之为“插帮车”，最容易使人走眼。

“现在，电解过程中只需把温度加高1度或几度，加速化学反应，原先约10天左右，在青铜器表层内部形成一层黑漆古的底子再生绿锈的时间，现在，一两天就做好了。”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文物修复室里，长期从事科技考古的研究员吴先生说，“不过以这么多年对出土青铜器锈斑的研究，真的和假的，那区别还是很大。假锈浮在面上，不像真锈那样是从器物内部发出的。”吴先生接触过自商至清的很多类型铜器，在文物修复室做实验时，常常刮一些铜器的局部锈，他揭开了真锈的秘密。首先，真锈有三层，每一层都会呈现出不同的色泽变化，甚至哪一层先生长，这都能被专业人员发现；而且，出土的青铜器，锈里面还胶着了一层钙化土，这是作伪者根本做不到的，没有时间的积淀，钙化土是做不出来的，就如同小孩子的骨骼，和老年人的骨骼相比，他不可能有钙化的现象；其次，锈色也是千姿百态，各有各的不同，如黄河流域的铜器和长江流域的就不一样，即使是黄河流域一地，在黄土高原和冲积平原地区的铜锈也不一样，同一地区不同的墓葬类型，铜器锈色也有差别，再进一步说，即使同一墓葬，其所处位置不同，锈色也不一样。比如铜镜，在文物盗掘一行中称为“护心镜”，因为这些器物经常在墓葬尸体的心脏部位，和丝织品接触非常紧密，其锈和在墓室摆在别的地方的铜器锈色也有差别。丝织物呈碱性，所以铜器上就会出现一种暗红的锈，等等。

夏季的气温户外已超过39度，于安君还要在他的浇铸炉前穿上厚厚的防火衣服，准备做一批客户订好的青铜酒具——爵，很多工作都得他自己完成，有时候，从岐山县周原博物馆馆长岗位退休下来的父亲还要搭把手，父子俩共同经营着他们的事业。炉子的温度高达1000度，他手持长勺，把溶化的铜液，一勺一勺地倒进铸模里，额头上、脊背、手背上的汗水像流水一样往下淌。待铸模浇铸完毕，冷却之后，这些玲珑的古代酒具就会在帮工的手工打磨下，成为真正的复仿商品。

于氏父子对周原文史和青铜器物的喜爱和研究，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对家乡周原辉煌历史的骄傲，他们对此十分自豪。当铸造好的青铜鼎、爵、簋、觥等等这些远古的器物在他们手中拿起时，他们的脸上不由地会洋溢出对这些器物喜爱的表情。从这些和古代青铜器一模一样的复制品上，周原人得到了心理的满足。他的父亲于少特曾是周原博物馆的馆长，为保护这一带的文物，立下了汗马功劳。

院子后面，就是他们复制厂的车间，一间简易的平房里，摆放着复制青铜器的一整套器具。于安君说：“铜器上的的黑漆古，是我根据书上的药品配方，反复试验后才做出来的，而且我还改了些配方，做的效果还不错。有个广东人老打电话想套我的技术，我给他说，你要做就掏钱来，我把配方卖给你。”目前，全国各地都有青铜器的复制厂。据国内一份青铜器市场行情的报告称，如今的国内市场上高仿品技术不断提高，许多技术难关都已突破，如过去认为不能造假的红锈斑现在就很容易的制作出来，同时，高仿品上制作出来的水锈斑、蓝锈也已经达到了真假难辨的程度。文物鉴定专家认为，现在市场的造假速度之快、规模之大、水平之高，可谓上了一个新台阶。因为青铜器的暴利和各方追逐，使得造假者不惜高投入，购买进各种先进的高科技工具进行造假，导致市场上的青铜器几乎都是高仿品，可占到真品青铜器的90%以上。

扶风县召陈村的陈东海把青铜复制厂就设在自家的院子里，“这个技术又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咱就会这技术，”47岁的陈东海说。20多年前他在西安跟随亲戚学习文物的复仿技术，一直给别人打工，现在他回到村子，在自家院子里建起了熔铸炉子。陈东海的技术十分精湛，他的产品也很有名，不过，对这个老实的农民来说，他在家里办厂并不是为了追求什么最大利润，而是为了供三个孩子上学。每年的收入在3—5万元左右，他很满足，他希望政府能够指导一下，发展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如果能搞成一村一品特色经营的话，集中销售，他的收入或许更好，但是目前他只是把成品包销给西安一些大的青铜复仿公司，“有一次，我到西安看人家把咱做的那个鼎卖到上千元。他们是从我这里拿的货，也才二三百元，成倍的提高，但咱也没有办法，咱就会制作，也没那个精力去搞销售。”他家的房檐下，几只已铸好还没有上锈的铜器摆放在一起，泛着金光。

近年来，国内青铜器收藏市场急遽升温，国外的拍卖市场无疑又是一个助推器，青铜器的价格记录一次次被打破，藏家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激起了他们在这一方面强烈的捡漏心理。这样的需求也使国内高仿品的制作也越来越形成规模。河南伊川县的烟涧村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逐渐以复仿青铜器工艺品而闻名全国。烟涧村有850户人家，而从事专业青铜器仿制的就有200多户，村子的复仿品名声逐渐大起来以后，现在有20多家已把销售的门面和制作的工坊搬迁到村子沿县级通乡公路的两边，业务、交通上与外界的联系更加方便。烟涧村一般是“公司加农户”的家庭手工作业模式，也就是“前店后厂”，一座座普通的农家院落前面，几乎都开辟出了销售青铜器的店铺，院子里面则是他们加工铸造的作坊。如今，村子里的青铜器生产、加工、销售，以及从事与之配套的原料供应，已经发展成一个成熟的、衔接紧凑的产业链。公路一侧竖立的一座高达5米青铜洛阳鼎，是这个村子的标志，经常会有来自全国各地不同行色的人寻访到这里，但是更多的还是固定的经销商户。“做这个的可多了，电视、报纸都报道我们村子里的产值都超过亿了，上交利税有上千万元，村里好多人就是靠这个青铜器工艺品发家致富的。”正在自家店铺里的农户袁建海一边吃着简单的午饭，一边向前来参观、看货的人介绍，而这样的景象与同样是周代文明发祥之地的陕西周原完全不同。

烟涧村所在的伊川县行政隶属于驰名中外的历史文化古都洛阳市。村子周围起伏的山地，据说也是古墓葬集中的地方。透过道路两旁高大的白杨树间隙，一位村民指着远处庄稼地后的山丘介绍说，每逢夏秋雨季，大雨有时会从那边冲刷出墓葬里的东西出来。对于洛阳地区来说，辉煌的历史也是他们现在发展文化产业的一大优势，就像景德镇盛行瓷器一样，河南人恰好的拥有和利用了这一条件，发展出一个产业，体现在其文化产品上，“仿古”就成为其文化产品的最大特点。

烟涧村的仿古青铜器品种起初还以河南地区的商周青铜器为主，“天子驾六”铜车马、莲鹤方壶这些都是依托当地资源制作得最有名声的仿品，但现在产品种类已经涵盖全国各地发掘出土的青铜器类型，如甘肃的汉代“马踏飞燕”、四川三星堆的巨大铜人都摆放在店铺显眼的位置。过去，店面上摆放的都是普通仿品，现在，高仿品也摆放在那里。随着国内青铜器收藏市场的热情逐渐看涨，高仿品也愈来愈走俏。所谓高仿品，则是指严格依据青铜器原件的器形、尺寸、锈色等“做旧”出来的青铜器，真假难辨，有时，被当作真器出售，专家也会走眼。他们介绍说，“这些高仿品主要销往港澳及国外买家，有时也卖给博物馆，拍卖会上也有。”

要做到“真假难辨”的高仿品，作锈是其中的关键技术。而掌握这个技术的也只有少数几户人家。为了使高仿品更加逼真，有的人家还从做工更加有名的外地花数万元购买来核心技术。一般的做伪，是用电解作锈，但现在用更绝妙的办法，那就是“贴锈”。作锈的人家专门从真器上收集到大量的锈，然后用特殊的方法贴上去，甚至都不需要埋在地下，一两周的时间，就可以做好一件令专家走眼的青铜器。

近年来，有关部门加强了对文物高仿的重视，成立专门的部门，一方面为消费者把关，另一方面是密切关注和研究作伪的规律。曾经长期进行过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的呼林贵研究员，如今专注于文物的鉴定，是国家文物局西北鉴定站站长、陕西省文物局文物鉴定组的组长。作为地地道道的岐山周原人，对青铜器的鉴定知根知底。文物鉴定站成立以来，他曾专门奔赴北京、上海、安徽、河南等地多方走访、考察，探求青铜器高仿技术的最新动向和变化。高仿如果专以赢利或其他目的为主，那就是不折不扣的“作伪”，而作伪与鉴定相伴而生。俗语中“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是这一对矛盾关系的生动反映。在呼林贵研究员的眼里，这或许并不是一件坏事，就比如“水涨船高”的关系，如果水尽力的涨，而船不高，那船就只能淹没在水波之中了。“就文物鉴定而言，这是一个不断竞争的过程，竞争双方为了取胜对方，都会尽力的充实自己，提高自己，从而客观上形成一种就学习而言的互动、促进关系，形成‘出招’与‘解招’的程式，坏的事情就会向好的方面转化，在另一层面上可以说扩大了古文化的研究群体，也推动了研究队伍中从业人员眼力与经验的更上层楼。”数年前，呼林贵发表的一篇关于高仿品由于使用失腊法铸造工艺的特点文章，后来也导致作伪者按图索骥，制作出类似于古代陶铸法才有的“垫片”。这些伪器不仅让专家走眼，甚至让仪器也走眼。

“仪器是机械的，X光照片虽然也能看出‘垫片’，但是仔细观察，还是有破绽，所以还得要依靠人的经验和判断，也不能仅凭仪器，两者要结合起来。”呼林贵说，“这些‘垫片’属人为的在器表面采用后镶嵌办法埋入的，只要在X光拍照下，可以看出它与器物本身是处于分离状态的，用放大镜观察，就会发现器表原面有被创伤的痕迹。”呼林贵的观点和经验就是把科技手段和传统手段结合起来，即使一些难辨别的拼合器，即古董行所称的“插帮车”，这些似真实“假”的古董在X光照下，实际为古物残件的器身接合处会出现一种白色网格，作伪痕迹就会显露，那是因为焊条焊接后，铅焊在X光底下自然成像形成的纹理，铅与铜的质密与结构不同，光束穿透也就不同。高明的作伪者会錾刻上花纹迷惑，但拼合的高仿器，由于是采用不同的片子拼补粘合出的新器，花纹往往达到有序、贯气和一致就比较困难了。辨析这些高仿器的花纹，与书画艺术中常讲的气运畅通的道理一致，而这些当然需要传统的经验了。古人作花纹，犹如作画，不论繁简，既传达胸意，又在表现上生动流畅，除非出现模范错位，一般都首尾照应，笔笔有交待，没有空穴来风的大串位或毫无道理的戛然而止。新补的拼合器，就做不到这一点，如这一笔里还是小的龙纹，另一方向有可能就成为回字纹，因为作伪者的心思还不可能用到琢磨花纹流变的规律，一般是依葫芦画瓢，所以，富有经验的人，一眼就会发现高仿器的致命之处。

就像于氏父子在自己复制厂工作的那样，迄今各地的复仿青铜器技术，一律采用“失蜡法”铸造。虽然失蜡法铸造青铜器在中国有着漫长的历史，然而据专家考证这项技术是在春秋中期以后出现。有关的文字记载出现得更晚，是在唐宋时期。迄今被证实最早使用失蜡法铸造的铜器是1978年5月在河南淅川楚王子午墓中出土的一尊青铜禁。这尊禁的四周铸刻有爬围的龙饰，纹样结构复杂的框边就是用失蜡法铸造的，框边立体的错综结构的内部支条，还可以看出蜡条支撑的铸态。王子午即楚王的令尹子庚，他是公元前6世纪中叶即春秋中晚期的人，因而从考古学上可以知道，失蜡法在这一时期已开始应用。

唐宋时期，“失蜡法”的记载见诸文献。宋代编定的《唐会要》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唐初，铸造开元通宝时，欧阳询进呈的“臈（石字旁）样”上，有文德皇后所掐的指甲痕迹。“臈”即蜡的古写字，“臈样”也就是蜡模。到宋代，赵希鹄所著《洞天清禄集》一书中最早地叙述了失蜡法的工艺过程。以后《元史·百官志》还有“出蜡局提举司”的职位，专门负责铜器的铸造。著名的明代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中，则详细地描述了“万均钟”的失蜡铸造工艺，并附有蜡料配方。

失蜡法铸造的最有名的一件青铜器物是湖北隋州曾侯乙墓中出土的尊和盘，这两件器物的口沿为多层套合的镂空细密龙纹，是由表层纹饰和内部多层次的铜梗组成，结构复杂，腹部和底部为龙形和豹形的装饰。在湖北省博物馆，这件青铜器的繁复、精美令人赞不绝口。4年前曾在广东东莞举办个人画展的画家蔡昌林，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工作，当时与他同时办展的湖北某博物馆展出的一件青铜国宝还令他记忆犹新，“咱们也是号称从青铜器之乡来的，但是一看他们那个展上的一件国宝级青铜器，的确漂亮，制作得精巧细致。可是，展后我跟他们馆的人一交流，原来他们那一件也是复制的高仿品，可见现在的复仿技术有多高。”蔡昌林同时也兼任陕西周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出生于宝鸡岐山县的他，自然对家乡西周青铜器耳熟能详，他的以文物为题材的国画作品融考古、历史以及现代装饰风格为一体，别有特色。

中国古书《考工记》里最早记载了青铜器合金成分的比例，称之为“六齐”，这六种不同合金的比例是：“钟鼎之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斧斤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戈戟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大刃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削杀矢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鉴燧之齐金锡半。”实际上，古人对青铜器不能取样化验，因此金、锡之比只能是熔铸时下料的比例，而不是铸成以后的成分比例，在熔铸过程中，铜锡都会发生氧化，因此冷却后的青铜，合金的比例必与下料时不同。现代作伪者也会根据这些数据仿制出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吴先生说：“伪器的合金比例有时也完全符合考古报告中对有关铜器合金比例的测定，实际上一般不太分析成分这种办法来破解高仿品。”“高仿品和商周真器在铸造上的区别就是铸造法的完全不一样，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主要是用陶范法铸成的。”吴先生介绍说，“文物分复制和仿制，复制是非常严格的，一般高等级的文物复制是要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同意才可以复制的。仿制则不然，它制作出来的属于工艺品的范畴，器形上或大或小，这都允许。”

古代青铜器的铸造工艺，主要有范铸法、失蜡法和金属型铸造法，而范铸还有石范和陶范之别，不过应用最广影响最大的当属陶范法。支持这一说法的是，在山西、河南、山东等地的田野考古发现中，商周时期的铸铜作坊陆续被发现，其中出土了大量的几乎都是陶范的铸铜作坊遗址。近10年来，陕西周原地区也陆续发现了古代青铜作坊的遗址。

2003年10月28日，轰动一时的周公庙遗址考古发现中，考古学家经过不懈努力在周公庙沟东铸铜遗址，这是周原遗址首次发掘出距今约3000年的西周时期青铜器铸造作坊。专家认为，这是中国发现的夏商周时期的第5处青铜器铸造作坊，也是中国西部第一处青铜器铸造作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雷兴山说：“周原是中国出土青铜器数量最多的地区，但其来源一直是未解之谜。铸铜业在当时社会组织中具有重要地位，这处青铜作坊的出土，不仅表明周原的青铜器来源于本地的可能性很大，更对从手工业作坊视角洞察当时的社会机构、社会组织提供了宝贵资料。”

雷兴山说：“三代时期的青铜作坊，截止目前共有5处，夏代没有，商代有两处，东周时一处，而西周有两处，其中一处在这儿。虽然发现了青铜作坊，出土了许多铜渣和带铜液的炉壁，但是没有发现期待已久的铜炉。实际上，目前中国三代时期尚没有发现一个铜炉遗址。”该遗址还出土了几千件陶范和残陶块，其中仅有花纹或其它可识标志的陶范就有500余件。

据考古人员推断，商代最著名的也是目前发现器形最大的青铜器司母戊鼎就是采用鼎身与鼎足浑铸、鼎耳与鼎身分铸的方法。整个铸型由四块腹范（内嵌二十四块分范）、顶范、内芯、底范以及四块浇口范组成，工艺复杂而有序。有人还推算，若按当时每个坩埚熔铜12.7公斤计算，875公斤重的大鼎需要七八十个坩埚同时冶熔，如果每个坩埚需要三四个工人的话，那么七八个坩埚就要二三百人同时操作。可以想见，古代铸铜规模之大、工艺之精。

西安东门外的八仙庵古玩市场，几乎每个周六的一大早，人影幢幢，喧嚣异常。商家店铺的门还没有开，但地摊已摆满了市场的各个角落，许多人来这里淘宝，心里或许想到了其中会充斥各种各样的高仿品，但是还是以期待的心情乐此不疲地“捡个漏”。有时候自然会有收获，但更多的时候则是买到了高仿的“工艺品”。位于市场一角的一间店铺里，各式各样的铜器很引人注目，其中，汉代的铜镜占了大多数。像这样一些经营青铜器为主的店铺，招徕的顾客寥寥无几。人们对青铜器依然有着某种的神秘感，因而收藏青铜器，还是瞻前顾后。如果判断不准，青铜器的极高的买价会使藏家望而却步。青铜器的辩伪，同样很难。

如今，各地的高仿品越做越精、越古，花样翻新，在造型、花纹、锈色及局部腐蚀等技术水平上提高极快，已经出现专门化的流水线生产，上下线之间有明确的分工，专司一技，不断与鉴定的博弈中，逐步形成规模、系统的一条龙生产销售流程，更有甚者，有的还延请业内人士作技术指导，做成一件伪器后，先将新品“捐”于国家博物馆，以便为日后的推销争取技术与诚信支持。这并非没有事例。而且，最防不胜防的是，在最新考古的发现地，立刻也会仿制出与出土文物相近的“重要器物”，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到考古人员那里，有时还可能扰乱考古人员的判断。

高仿品，本来只是人们为了追求生活的艺术，提高生活的质量，成就一种对古代文明的尊崇与景仰，但是，如果高仿品竟相蜕变为谋取暴利的手段，那就和人们的美好初衷完全相反。

其实，真理只有一个，那就是怀抱平常心，不掺杂别的目的，我们用高仿品，在尊崇古代的心境里，续接悠远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