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钱交易 王小林与安怀略的二十年沉沦史

2025年12月11日，受子公司科开医药行贿案牵连，信邦制药涉嫌单位行贿被公告起诉。

也许是巧合。一年前的2024年12月12日，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原贵阳医学院副院长、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王小林受贿案。
冬日的云贵高原，阴冷又潮湿，寒气透过厚重的玻璃窗，渗进审判庭。68岁的王小林站在被告席上，花白的头发凌乱地贴在额前，曾经能撑起白大褂脊背，早已被贪婪压成了一张弯弓。当法槌落下的瞬间，他浑浊的目光望向窗外，眼前突然闪过2002年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那间院长办公室。
彼时的王小林，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西装笔挺，透着一股长期身居高位的沉稳与威严，手腕上的名表泛着光泽。他端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前，将一份墨迹未干的改制文件缓缓推到安怀略面前，指尖在“贵州科开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那行字上顿了顿，眼底深处，近乎灼热的野心，正悄然翻涌。
站在办公桌前的安怀略，身形微胖，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谦卑笑容，举手投足间，都带着几分刻意的恭顺。他的眼睛滴溜溜地转着，已精准捕捉到院长指尖细微的停顿。
时为医院急诊主任的他，业务能力拔尖，能在急诊室的混乱中稳住阵脚，也能在酒桌饭局上左右逢源。靠着常年揣摩上意、逢年过节的精准打点，他早已成了王小林身边最贴心的“红人”。
这份看似常规的企业改组方案，不仅催生了贵州医药流通领域的“巨头”，更织就了一张横跨医疗、资本两大领域的权钱网络，将两个各怀心思的人牢牢捆绑，最终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王小林与安怀略的“共生”，始于一场心照不宣的权钱交易。
2002年，医疗体制改革的春风吹遍全国，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作为贵州医疗界的标杆，成了改制的试点单位。
时任院长的王小林，手握药品采购、设备引进、科室调整的绝对实权，在医疗圈深耕三十年，从青涩的住院医师熬到三甲医院院长，他太懂行业内的“潜规则”了，也太清楚权力能撬动的利益。他急需一个精明能干、绝对听话的“操盘手”，替他在台前周旋，守住那些见不得光的利益。
而此时的安怀略，早就不甘心在急诊室里和生死打交道。他厌倦了临床岗位的辛苦与清贫，渴望更大的舞台、更多的财富。
深夜，茅台的酱香混着烟味，在包厢里弥漫。
酒过三巡，王小林面色微醺，拍了拍安怀略的肩膀，语气半是嘱托半是利诱：“科开医药要搞起来，你去牵头，我给你站台，咱们兄弟俩好好干一番事业。”安怀略瞬间领会其中深意，眼底闪过一丝狂喜，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用带着酒气的声音承诺：“院长放心，我一定跟着您，好好干。”
这场饭局后不久，贵阳医学院科技开发药品销售部正式更名为科开医药，王小林出任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安怀略则被破格提拔为总经理，成了台前实打实的执行者。有院长撑腰，任职公示，当然只是走个过场。
改制后的科开医药，办公地点就设在贵医附院旁边的一栋小楼里，一楼的仓库堆满了从全国各地调来的药品；办公室设在二楼，墙上挂着“市场化改革试点单位”的牌匾，办公室内那扇紧闭的里间，是两人权钱交易的“密室”。
在王小林的运作下，医院下发内部文件，明确规定“全院药品、耗材采购优先从科开医药获取”，短短半年时间，科开医药就垄断了贵医附院90%以上的核心药品供应。手握权力的王小林，依旧维持着儒雅，只是签字时的笔锋，多了几分不容置疑，对质疑药品采购渠道的声音，总能用“医院自己的公司，肯定要优先”这类冠冕堂皇的理由压下去。
安怀略则彻底释放了自己的商业野心。
他不再是那个温和的急诊主任，跑遍全国各大药厂时，他脸上的谦卑被精明取代，以“医院独家供应”为筹码，压低进货价；转头卖给医院时，又将价格抬高15%-20%。中间的差价一部分流入公司账户，一部分则通过“咨询费”“服务费”的名义，转入王小林亲属代持的空壳公司。
为了掩人耳目，两人约定每月私下对账，账本用密码锁住，再放在安怀略办公室的保险柜里；账本里，满是只有他们两人能看懂的暗号，比如“A类”代表抗生素，“B类”代表医疗器械，“分成比例”则用数字代码代替。
以前，安怀略不甘于只做临床；现在，安怀略不甘于只做棋子；他的野心，正随着手中财富的积累，一点点膨胀。
他深知“只有掌握股权，才能掌握主动权”。2005年，科开医药进行股权改制，安怀略借着“员工持股计划”的名义，用极低的价格受让了公司30%的股份，又通过妻子、弟弟等亲属的名义，暗中收购了其他小股东的股权，逐步成为科开医药的实际第一大股东。而王小林对此心知肚明，却选择默许：只要安怀略按时将“分成”送到自己手中，他并不在意谁是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他享受的是权力带来的安稳收益。
两人的配合愈发默契。王小林在医院内部铁腕打压反对声音，面对老同事的质疑，他要么冷脸驳回，要么用职位与利益相逼，为科开医药的垄断地位保驾护航；安怀略则在市场上疯狂扩张，将业务拓展到贵州多个地州市的医院，甚至打通了药品出口东南亚的渠道。
那些年，每到春节、中秋，科开医药的仓库就会堆满名贵烟酒、珠宝玉石，安怀略会亲自挑选最贵重的部分，装在不起眼的纸箱里，趁着深夜送到王小林的别墅。王小林的眼神里带着惯有的沉稳，安怀略则依旧是那副谦卑的模样。每次放下东西，两人都只是简单寒暄几句，无需多言，彼此心照不宣。
王小林的别墅里，保险柜越买越大，从最初的小型密码柜，换成了一人多高的大型保险柜。里面不仅放着成捆的现金、沉甸甸的金条，还有安怀略送的名人字画、翡翠摆件，可他对外依旧保持着“廉洁奉公”的形象。医院大会上，他坐在台上，语气恳切地强调“要坚守医者初心，杜绝商业贿赂”，神情严肃又真诚；台下的安怀略，则带头鼓掌，脸上挂着谦卑的笑容。
2013年的并购案，让两个人的贪婪达到顶峰，也为覆灭埋下了伏笔。
当时，科开医药已初具规模，年营收突破5亿元，与一家国企达成并购意向，国企承诺给予王小林和安怀略一笔丰厚的“离职补偿”，但要求并购后接管公司全部业务。
安怀略得知消息后，彻夜未眠，在客厅来回踱步，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他深知，一旦被国企兼并，自己将失去对公司的绝对控制权，多年积累的利益链条也将断裂。好不容易培植的“摇钱树”，就这样交出，他不甘心。
第二天一早，安怀略驱车赶往信邦制药创始人张观福的办公室，两人关起门，密谈了整整一天。最终达成协议：抛开国企，由信邦制药接手并购，安怀略继续担任子公司总经理，同时获得信邦制药大量股份；张观福承诺，并购完成后，再给予王小林和安怀略一笔高达8000万元的“感谢费”。
能不能抛开国企，王小林的表态很关键。
为了说服王小林改变主意，安怀略特意准备了一份厚厚的并购方案，方案里用醒目的红色字体标注着“预计收益”，还附上了信邦制药的上市计划。在王小林的别墅里，安怀略一边给王小林泡茶，一边滔滔不绝地描绘着资本蓝图，语气里带着压抑不住的兴奋：“王院长，跟着国企干只能拿死钱。信邦制药马上要上市，咱们手里的股份一解禁，就是几个亿的身价，到时候，就可以退休享清福了。”
王小林盯着方案上的数字，手指不自觉地敲击着桌面。沉默许久，他才开口，语气里带着一丝顾虑：“国企那边已经谈得差不多了，突然变卦不好交代。”安怀略立刻接话，语气笃定：“这您放心，我已经跟张总商量好了，就说科开医药与信邦制药的业务契合度更高，更有利于医院的长远发展，您只要在党委会上拍板，剩下的事情交给我来办。”说完，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轻轻放在桌上，声音压得更低：“这是2000万，张总先预付的一部分‘感谢费’，密码是您的生日。”
王小林的目光落在银行卡上，犹豫了片刻，喉结滚动，眼底闪过一丝挣扎。最终，他还是将卡收进了抽屉。
随后，王小林不顾医院其他领导的反对，在党委会上强行终止了与国企的谈判，全力推动信邦制药对科开医药的收购。
并购完成后，安怀略彻底“蜕变”。他凭借科开医药的股权置换，成为信邦制药第三大股东，2014年出任信邦制药总经理，2016年更是接替张观福成为上市公司董事长。
安怀略发达了。从一个医院中层干部，摇身一变成为身家数十亿的资本大佬。他搬进了贵阳最豪华的别墅，开上了百万级的豪车，穿定制的高级西装，手腕上的名表比王小林的更显奢华。出席商业活动时，前呼后拥，面对媒体镜头，他侃侃而谈，俨然一副成功企业家的模样。
而王小林的贪腐之路也愈发肆无忌惮。他不再满足于被动收受“分成”，而是主动利用手中权力寻租：进口CT机采购项目中，他收受供应商3000万元回扣，签字时连设备参数都懒得细看；住院楼扩建工程中，为建筑商铺路，他坦然收下500万元现金和一套价值200万元的房产；甚至连医院食堂的承包权，都能从中捞取50万元好处费。
因科开医药的垄断，贵医附院的药品采购价格长期高于市场平均水平，一瓶普通的头孢类抗生素，市场售价20元，医院却要卖到35元；进口抗癌药的价格更是翻了一倍，许多患者为了买药，不得不四处借钱，甚至放弃治疗。有患者家属曾在医院门口举牌抗议，质疑药品价格过高，却被医院保安驱散；王小林得知后，冷冷地说了一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给点补偿，让他们赶紧走。”
而信邦制药在安怀略主导下，开启了疯狂的高风险扩张模式，2015年以727.27%的增值率，花费26.5亿元收购中肽生化，试图复制科开医药的成功。可业绩承诺期结束后，中肽生化连续三年亏损，信邦制药不得不计提20亿元的巨额商誉减值，导致公司股价应声跌停，从最高的28元跌至3元，广大投资者损失惨重，不少人半辈子的积蓄付诸东流。
2023年，医药领域反腐，贵州作为重点省份，纪检监察机关组建专项核查组，深入排查医疗系统的腐败问题。
贵医附院的多名退休医生和患者家属纷纷举报，提供了王小林和安怀略权钱交易的线索，核查组顺着线索追查，很快锁定了科开医药的异常资金流向，以及信邦制药并购案中的违规操作。
2024年3月的一个清晨，王小林穿着宽松的家居服，正在别墅的花园里浇花，神情怡然。几名身着制服的纪检监察干部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当调查通知书出示的那一刻，他手里的洒水壶“哐当”一声掉在地上，脸色惨白。
同年12月，王小林出庭受审。面对公诉机关出示的127份证据、8本涉案账本以及赃款赃物清单，他全程低着头，肩膀不住地颤抖。当法官当庭宣读其1.98亿元受贿金额、4200余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犯罪事实，询问其是否认罪时，他喉头滚动了许久，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我认罪，我全部认罪……我辜负了组织的信任，对不起患者，对不起医院，对不起党和人民，求法院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最终，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判处王小林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涉案赃款赃物及孳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2025年1月，在贵州省纪委监委拍摄的反腐专题片中，他耷拉着脑袋，声音沙哑：“一开始还怕被发现，每次收钱都心惊胆战，后来觉得权力在握，没人能管得了我，就彻底放开了，不管是谁送的钱，只要数额够，我都敢收。”
2025年2月，安怀略也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被查时，他正在海外考察，得知消息后，试图通过地下渠道转移资产，却被早已布控的警方拦截。当办案人员从他的别墅里搜出5000万元现金、20根金条和大量名贵字画时，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资本大佬，瞬间崩溃大哭，瘫坐在地上，昂贵的西装沾满了灰尘，脸上的骄傲与精明荡然无存。
科开医药及信邦制药也因单位行贿罪被检察机关起诉，曾经的“市场化改革标杆”，最终沦为违法犯罪的佐证。
从医院的上下级到权钱交易的利益共同体，再到双双站上被告席，王小林的伪善与贪婪、安怀略的钻营与野心，最终都在法律的铁拳下，化为一场泡影。
王小林和安怀略狼狈为奸的往事，撕开了医疗领域权力寻租的深层病灶：当公权力成为个人敛财的工具，当资本扩张脱离法律边界，最终，都将被腐败的污泥吞噬。
如今，贵医附院旁边的那栋科开医药小楼，早已换了主人，门口的“市场化改革试点单位”牌匾被摘下，取而代之的是“医疗耗材集中采购服务点”的标识。王小林和安怀略的二十年沉沦史，不仅是两人个人命运的悲剧，更是对所有医疗从业者与资本操盘手的深刻警示。
这场横跨二十年的权钱迷梦，最终以法槌敲响画上句号，也为医疗领域的反腐斗争写下了沉重的一笔，警醒着每一个人：唯有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资本在规则内运作，才能守住医疗行业的初心，守护公众的信任与福祉。
老记者开新号，求关注！求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