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等死就是找死？智利今天选出的新总统，将面临些啥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李晨 李俊霖

当地时间12月14日，智利大选将进行第二轮投票。极右翼共和党（Partido Republicano）候选人卡斯特与左翼联盟“团结智利”（Unidad por Chile）候选人、共产党籍的珍妮特·哈拉（Jeannette Jara）将进行最后决战。无论哪位候选人最终胜出，都必将面临长期困扰智利经济与社会生活的三大核心挑战：经济增长乏力、犯罪与安全危机以及非法移民问题。

11月16日，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左翼执政联盟候选人珍妮特·哈拉在确认进入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后发表讲话。新华社发（豪尔赫·比列加斯摄）

这两位候选人均已就应对这些挑战提出了各自的政策方案。然而，若新政府无法在这些民众高度关切的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加之可能带来的国会进一步碎片化，新任总统或将很快陷入支持率下滑与国会强力制衡的困境，从而使原本就很短暂的政治蜜月期提前终结。

第一座大山：经济增长乏力

智利主要宏观经济数据及预测 数据来源：EIU,

https://viewpointhtbproleiuhtbprolcom/analysis/article/1242172724.

智利中央银行今年2月的数据显示，智利经济预计将在2025年实现复苏，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预计为2.2%。

尽管在实质GDP增长、消费者物价指数、汇率、短期利率、失业率及出口量等多项预测指标上呈现向好趋势，但选举年数据显示，政府财政收支平衡与失业率等关键宏观经济指标已攀升至近年高位。此外，通货膨胀预计将下降，但燃料和食品价格仍持续高于长期趋势水平，这将对民众生活造成巨大影响。这意味着，新政府上任时将面临财政赤字和失业率高企的严峻挑战。

从长期来看，尽管短期经济前景积极，智利仍面临结构性瓶颈。由于公共和私人资本积累水平低，生产力增长有限，导致未来的增长前景有限，外国直接投资也低于十多年前的水平。为实现可持续增长，未来政府需着力应对资本成本、劳动力教育、能源与基础设施政策、社会稳定性以及企业税负等结构性挑战，同时仍需化解收入不平等这一传统难题。

此外，新政府还需应对政府债务高企和政府支出比例过高的问题。前财政部长马塞尔曾承认公共债务占GDP比例偏高，并承诺在未来几年内将其控制在45%以下。然而，他所提出的智利经济增长三大支柱仍围绕财政收支展开，这也成为本次大选多位候选人争论的焦点。特别是“推动绿色氢能、可再生能源、锂矿及数据中心发展，并计划出台氢能税收优惠”以及“加速100个公共投资项目（100 Proyectos de Inversión Pública）推进，通过立法促进脱碳投资”等举措，仍然是巨大的“政府烧钱项目”。

11月16日，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极右翼政党智利共和党候选人何塞·安东尼奥·卡斯特在确认进入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后发表讲话。新华社发

极右翼候选人卡斯特明确反对现任政府的经济政策，提出包括放松管制、减税和调整公共支出（计划在18个月内削减60亿美元）为核心的经济刺激方案。而在左翼阵营，共产党候选人哈拉与其党内高层围绕对前财长马塞尔的态度已出现明显分歧。哈拉本人采取谨慎立场，试图与争议保持距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日警告，智利需采取相当于GDP 1.5%的“额外财政努力”，才能在2028年前实现财政平衡。

然而，受制于智利的经济结构，倘若右翼胜选而大规模关停政府投资项目，容易引发与外国投资者的大规模纠纷。贸易争端不但会使投资者遭遇巨大损失，对智利经济尤其是智利政府的财政收入更是灾难性打击。倘若左翼胜选而继续推进现任政府的烧钱项目，显而易见地会“拉爆”财政赤字，在智利经济持续萎靡的情况下，智利政府债务会继续升高直至引爆财务危机，而这将导致剧烈的社会动荡，从而将使智利民众和外国投资者被迫承担相应损失。

第二座大山：犯罪与安全危机

近年来，贩毒、绑架和凶杀案的持续增加引发了民众的普遍担忧。过去，智利人常将此类问题视为其他拉美国家的困境，而非本国议题。然而现实是，自2016年起，智利凶杀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该国谋杀案发率从2015年每十万人2.32起的低点，连续多年攀升，至2022年达到每十万人6.7起的峰值。尽管2024年略有回落至6.0起，这一数字仍显著高于十年前水平。

根据2025年6月发布的“Data Influye”民意调查，高达56%的智利受访者认为，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恐惧感是“有其道理的”，这与国际研究结果相符。在恐惧的来源中，“犯罪和暴力”以55%的比例高居榜首，远超“经济不稳定”（17%）和“健康问题”（10%）。此外，调查还揭示，媒体和社交网络在放大这种恐惧感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68%的受访者认为其“非常具有影响力”。

公共安全的恶化不仅制造了社会恐慌，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根据智利天主教大学旗下研究机构CLAPES UC发布的一项研究，犯罪问题每年给智利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占GDP的2.6%，相当于约82亿美元。这些损失源于企业因治安恶化而缩短营业时间甚至倒闭、投资意愿下降以及安保开支的增加。

随着智利国内治安恶化，车辆抢劫与道路劫掠频发，智利民众对车辆防护的需求急剧攀升。这迫使智利国会众议院立法规范防弹车产业与流程。然而，对防弹车使用的担忧仍然增加，如其被不法分子如贩毒集团所利用等。

犯罪与安全问题也是现任总统博里奇支持率持续低迷的关键因素。在2022年3月至6月，博里奇政府的支持率急剧下滑，不满意度从20%飙升至55%以上。这一“蜜月期”的迅速终结在智利近代史上前所未有，而同期凶杀案数量32%的同比增长被认为是重要原因之一。民众对政府处理犯罪问题的方式普遍不满，加之博里奇在2022年底决定赦免13名罪犯的举动引发巨大争议，进一步削弱了其政治资本，并导致《新安全法》的谈判破裂。

2022年3月-2025年10月博里奇政府支持率（红色）与不支持率（绿色） 数据来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Gabriel_Boric

面对民众要求社会和平稳定的诉求，本次大选的两位候选人均积极提出了针对性的安全方案。极右翼候选人卡斯特提出了颇为激进的方案，其政策包括为犯罪头目建造最高安全级别的监狱并实施单独监禁、对帮派成员施以更严厉的惩罚，甚至动用军队进入犯罪率高的社区。

左翼候选人哈拉同样将安全问题置于首位，主张增加警力、扩大监狱容量，并建议解除银行保密制度以追踪非法资金流动，从而更有效地打击有组织犯罪。

显然，两位候选人均从博里奇政府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对犯罪问题给予高度重视。然而，现实的残酷并不会给新总统太多时间。如果无法在短期内有效遏制犯罪，甚至任其恶化，新总统将极有可能重蹈覆辙，其政治前途将与其打击犯罪的成效紧密相连。

第三座大山：非法移民

非法移民问题与智利当前的经济困境和犯罪现象存在一定关联。近年来，智利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自2018年以来，外国出生人口激增47%，这一剧变与国内安全和经济形势的恶化在时间上高度重合，使得许多智利民众将移民问题视为社会弊病的根源。

舆论普遍认为，有组织犯罪的蔓延与非法移民的涌入脱不开关系。同时，在经济层面，高达8.9%的失业率也让民众忧心忡忡，约37%的智利人认为，移民数量增加是导致就业市场紧张的主要原因。这种情绪在民调数据中得到了清晰的印证。智利权威民调机构Cadem在2024年12月的调查显示，高达87%的受访者主张应加强对移民入境的限制，这已成为智利社会的绝对共识。而比奥比奥电台的同期数据则揭示了民意的急剧转变：认为外国移民的到来对国家“不利”的受访者比例从2018年的31%飙升至77%，增幅高达148%。

民众的态度已趋向“零容忍”，79%的受访者甚至同意暂时关闭边境，直至现有问题得到解决。此外，89%的民众支持拘留无有效证件的移民，71%支持将非法入境者驱逐出境。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负面情绪正从非法移民蔓延至合法移民群体：认为合法移民应享有与本国公民同等权利的民众比例，已从2019年的高点下降了22个百分点，至60%。

两位总统候选人均承诺加强边境管控，防止非法人口流入。卡斯特甚至提出关闭边境并修建隔离墙、沟渠和围栏等物理屏障。哈拉则主张为部分移民提供合法身份，但同时强调，经司法认定以犯罪为目的入境者将被遣返。

历史经验表明，解决非法移民问题远非易事。无论是前总统皮涅拉在2022年为控制北部边境移民潮而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派遣军队，还是现任总统博里奇政府多次采取的驱逐行动，都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局势。

非法移民问题依旧是撕裂社会、影响选情的核心议题。尤其是现任内政部长、曾主张采取“谨慎正规化”温和路线的托哈在左翼初选中落败，清晰地表明温和路线在当前政治气候下已难获选民青睐。

然而，效仿卡斯特的强硬路线同样面临巨大阻碍。首先，大规模的强制遣返和边境封锁，不仅执行成本高昂，操作难度巨大，还可能激化社会矛盾，进一步恶化国内安全形势。其次，这种单边主义的强硬政策极易引发与邻国的外交争端，破坏区域稳定。尤其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强硬移民政策引发巨大国际争议之后，智利新总统若想采取类似措施，必然会面临巨大的外部压力和操作空间限制。下一任智利总统在移民问题上将陷入“温和路线不得安内，强硬路线无法安外”的两难困境。如何在汹涌的民意与残酷的政治现实之间找到一条可行之路，将是对其执政智慧的严峻考验。

新总统面临不是“等死”

就是“找死”的困境

经济增长乏力、犯罪与安全危机以及非法移民问题“三座大山”给新总统带来挑战是即时的，并没有因为总统的“新面孔”有任何的“缓冲期”。现任政府深陷“三座大山”所带来的巨大麻烦之中，民众对继任者既抱有期待又很难抱有耐心。如果“三座大山”带来问题没有缓解的迹象，新任政府的“蜜月期”将迅速结束而导致进入“垃圾时间”。主要候选人的政策均不同程度存在“副作用”，这些副作用或是导致财政危机，或是导致内政外交上的更多麻烦，可能导致新政府在解决“三座大山”的行动发生效果之前，就提前“拉爆”危机。

行动迟缓是“等死”而迅速行动可能是“找死”，智利新政府所面临的是一场“悬崖上走钢丝”的高难度项目。

李晨，西南科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讲师、巴西圣卡塔琳娜联邦大学（UFSC）法律科学中心博士后；李俊霖，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生。本文受国家留学基金委2024年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资助，编号202409390015。

本 期资深 编 辑 周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