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人逍遥法外，受害者却成了阶下囚。

1948年的夏天，武汉三镇像个巨大的蒸笼，空气湿热得能拧出水来。长江和汉水交汇处的汉口，作为华中地区的经济中心，虽然已经褪去了昔日“东方芝加哥”的大部分光彩，但在那些高耸的洋楼和闪烁的霓虹灯下，依然维持着一种虚假的繁华。鄱阳街上的景明大楼，就是这种繁华的一个缩影。这座由英国人设计的大楼，在当时是汉口最高级的建筑之一，里面住的不是洋行大班，就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故事，就从这栋大楼的五楼开始。
7月底的一天，住在五楼的美国人利富，一个看起来文质彬彬的商人，找到了他的“老朋友”——菲律宾人赛拉芬。利富的身边，还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神情倨傲的美国空军军官，名叫乔治·林肯。
赛拉芬在汉口混了有些年头了，靠组织乐队、拉皮条为生，是个典型的“中间人”。他一看这阵仗，就知道有“生意”上门了。
果然，利富开门见山，用蹩脚的中文说：“赛拉芬，老朋友，我要办一个盛大的舞会，就在我这里，五楼。你把乐队搞好，另外，再帮我找一些中国女人来。”
赛拉芬点头哈腰，连声答应。
利富拍了拍他的肩膀，话锋一转，声音压低了些，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淫笑：“这些女人，不光要陪跳舞，还要……陪睡觉。懂吗？钱，不是问题。”
乔治·林肯在一旁补充道，要“漂亮的、有风韵的”。
赛拉芬心里跟明镜似的，这哪是什么舞会，分明就是一场为这些美国大兵和洋人们准备的“人肉盛宴”。但他这种人，眼里只有钱，哪有什么良知。他立马拍着胸脯应承下来：“放心，利富先生，林肯先生，包在我身上！保证让各位满意！”
领了“圣旨”，赛拉芬马不停蹄地找到了他的中国情人，一个叫章月明的女人。章月明在社交圈里人头熟，嘴巴甜，是个张罗事儿的好手。两人一合计，分工明确：赛拉芬负责把他那支“菲律宾乐队”凑齐，章月明则利用自己的关系网，去“邀请”中国妇女。
章月明开始四处打电话，她的措辞非常巧妙，充满了诱惑。她告诉那些太太小姐们：“有个美国朋友在景明大楼办一个高端的慈善舞会，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场面大，小费给得也高，就是缺几个会跳舞的伴儿，姐妹们赏个脸，去热闹热闹？”

在那个年代，能参加由外国人举办的舞会，对很多女性来说，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既能社交，又能赚点外快，何乐而不为？她们中，有嫁入豪门的官太太，有家境优渥的名媛闺秀，也有一些是想在社交场上寻找机会的普通女性。她们天真地以为，这不过是一个寻常的、优雅的、充满异国情调的夜晚。她们精心打扮，穿上最漂亮的晚礼服，喷上香水，对那个即将到来的夜晚充满了美好的幻想。她们中，年龄最大的是一位32岁的失业舞女，为了生计不得不出来接活；而最小的，是她那个只有15岁、对世界还充满好奇的女儿。
没有人知道，她们正一步步走进一个精心布置的、名为“舞会”的陷阱。
8月7日晚上7点，夜幕刚刚降临，受邀的十余名中国妇女陆续抵达景明大楼。她们在五楼利富的公寓里集合，看到房间里已经有二十多个外国人在谈笑风生，其中大部分是穿着便服但气质依然粗犷的美国军人。起初，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洋人们客气地递上香槟，乐队也开始演奏起舒缓的华尔兹。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气氛开始变得诡异起来。
晚上9点半，利富的仆役突然锁上了通往五楼的电梯。紧接着，音乐的节奏骤然加快，变成了狂乱的爵士乐。酒精和荷尔蒙在空气中发酵，洋人们的绅士面具开始脱落。他们的眼神变得赤裸而贪婪，手上的动作也越来越不规矩。
“哎呀，你干什么！”一位官太太尖叫着推开了试图强吻她的美国军官。
“宝贝，来，再喝一杯！”另一个洋人把一杯威士忌硬灌进一位小姐的嘴里。
搂腰、摸腿、强吻……起初还是试探性的骚扰，很快就升级为明目张胆的侵犯。一个喝醉了的美军军官，甚至在众目睽睽之下，将他的舞伴猛地按倒在地毯上，双手粗暴地撕扯她的裙裤。
“啊——！”女人的惨叫声划破了喧闹的音乐。
就在这时，“啪”的一声，整个公寓的电灯全部熄灭！
黑暗，成了施暴者最好的掩护。菲律宾乐队的成员们见状不妙，趁着混乱，丢下乐器，仓皇逃离了现场。瞬间，尖叫声、哭喊声、桌椅的碰撞声和洋人们野兽般的狂笑混杂在一起，组成了一曲人间地狱的交响乐。
这根本不是舞会，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有预谋的集体狩猎和凌辱。

午夜12点左右，一个名叫李翠仙的歌女，趁着混乱，从消防通道连滚带爬地逃了出来。她衣衫不整，浑身是伤，惊魂未定。她第一时间冲到一个还没来得及逃出的同伴家里，和同伴的母亲一起，颤抖着拨通了报警电话。
电话打到了汉口市警察局。局长一听是景明大楼，还是涉及美国人，顿时头都大了。这可是在“中美友好”的大背景下，得罪了美国佬，他这个局长位子恐怕都不保。他磨蹭了半天，才不情不愿地派了两个便衣警察过去看看。
警察赶到景明大楼楼下，果然被门口的美国军人拦住了。“干什么的？这里是私人派对，不许进！”一个美国大兵抱着胳膊，态度极其嚣张。
两个警察没辙，只能在楼下打电话回局里请示。局长又向上级请示，上级又去跟美国领事馆“沟通”。一来二去，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等到警察终于被“允许”上楼时，已经是第二天凌晨3点了。
五楼的“派对”早已结束。现场一片狼藉，地上、沙发上散落着女人的内衣、高跟鞋和撕碎的礼服。空气中弥漫着酒气、烟味和一种难以言喻的腥臊味。
房间里只剩下利富和乔治·林肯两个人。他们故作镇定地坐在沙发上，抽着雪茄，说舞会已经结束了，大家都回去了。但他们脸上那尚未褪尽的、满足而淫邪的神情，和那一片狼藉的现场，无声地控诉着刚刚发生的一切。
两个警察看着眼前的景象，又看看这两个“友邦人士”，什么也不敢说，什么也不敢问，只能灰溜溜地走了。他们心里清楚，这件事，他们管不了，也不敢管。
正义的缺席，反而点燃了舆论的怒火。
第二天上午，嗅觉敏锐的《中国晚报》记者通过一些内部关系，挖到了这个惊天丑闻。他们先是跑去采访汉口市警察局局长，不出所料地吃了闭门羹。局长一口咬定“绝无此事”，还警告记者不要“造谣生事”。
记者们被激怒了。你们不敢管，我们来报！
当天下午，《中国晚报》的头版头条，用加粗的黑体字刊登了这则新闻。报道直指这不是一起简单的强奸案，而是一场“大规模、有预谋、有准备的集体轮奸”，并披露了“有的妇女竟被三人轮奸”的骇人细节。
报纸一出，整个武汉都炸了锅。民众的愤怒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在那个国家积贫积弱、主权沦丧的年代，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如此横行霸道，而政府却懦弱无能，这让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感到了奇耻大辱。
然而，国民党当局的第一反应不是如何惩办凶手，为受害者伸张正义，而是如何“平息事态”。他们生怕这件事会影响“中美邦交”，影响美国对他们的援助。于是，一场颠倒黑白的“表演”开始了。
一方面，政府官员四处活动，找到各大报社的记者，软硬兼施，要他们“顾全大局”，不要再报道此事。另一方面，他们开始抓人了。但他们抓的不是那些施暴的洋人，而是……受害者和中间人。
利富和赛拉芬在丑闻曝光的第一时间，就已经脚底抹油，逃到香港去了。其他参与施暴的美国军官和侨民，也在美国军方的庇护下，安然无事，继续在武汉的街头招摇过市。
警察们把目标对准了章月明和几个幸存的舞女。他们被当作替罪羊，被传讯、被刑讯逼供，要求她们承认是自己“引诱盟军从事淫乱活动”。
更荒唐的是，一些受害者也遭到了迫害。其中有几位是国民党高级军官的家眷，包括武汉市参议会议长的二太太。她们咽不下这口气，试图向政府讨个公道，结果反而被当局以“有损国体”、“引诱盟军”为由抓了起来，关进了监狱。
受害者，一夜之间变成了“罪犯”。
1949年4月1日，国民党汉口市地方法院做出了判决：章月明等五人，因“妨害风化，意图营利”，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一场震惊全国的集体强奸案，最终的结果是：施暴的洋人逍遥法外，受害者和从犯却成了阶下囚。

这就是“景明大楼事件”。它像一根毒刺，深深扎进了国人的心里。它不仅仅是一起刑事案件，更是那个时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缩影。当一个国家的主权无法得到保障，当一个政府腐败无能、对外卑躬屈膝时，它的人民，尤其是女性，就只能任人宰割，尊严被肆意践踏。很多年过去了，那栋大楼依然矗立在鄱阳街上，但那个夜晚的哭声和呐喊，却永远地刻在了历史的记忆里，提醒着后人：落后就要挨打，尊严，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