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初夏的麻城,夜凉如水。西张店村的沉睡被一阵急促的枪响撕裂,“抓住王树声,赏银两百大洋”的嘶吼,像毒蛇般缠紧了每个村民的心脏。泥泞中,红军团长王树声跌跌撞撞地奔逃,身后是穷追不舍的敌人,身前是一扇突然敞开的木门——枯瘦的手将他猛地拽入,门闩“咔哒”一声,隔绝了生死两界。
“是你吧,树声?”苍老的声音在黑暗中响起。王树声抬头,借着微光看清来人是周家姆——那个二儿子牺牲在黄麻起义、三儿子随军北上的“红军母亲”。未等他开口,周家姆已举着油灯引路:“后屋夹墙,快藏好。”油灯的光晕里,她的身影稳如磐石,仿佛早已预料到这场凶险。
敌人的砸门声震得窗棂发抖,周家姆却面不改色地开门迎客。士兵们翻箱倒柜,灶台被掀、被褥被扯,最终骂骂咧咧地离去。王树声刚松口气,就听见周家姆冷声道:“你舅舅丁枕鱼告的密,这只是开始。”话音未落,村头传来集合的锣声——敌人要血洗全村逼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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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柳树下,男女老幼被驱赶到一起,机枪架在一旁,火光映着敌营长狰狞的脸。“数到三不交出王树声,全村陪葬!”就在计数声逼近终点时,人群中突然响起沙哑却坚定的声音:“红军就在我家。”
周家姆的话让全场哗然,村民的咒骂与唾沫飞向她,敌人却瞬间沸腾。簇拥着她往家走时,周家姆突然转身:“他带双枪,你们躲在门口,我去哄出来。”敌营长看着她单薄的身板,不屑地挥挥手。这一转身,藏着她用生命铺就的计谋。
屋内,周家姆推开夹墙,眼神决绝地看向身旁的大儿子政道——她仅剩的骨血。“换上树声的衣服。”政道一愣,随即坦然点头,伸手握住母亲布满老茧的手。周家姆抚着儿子的脸,字字泣血:“你哥死得光荣,现在轮到你了。记住,咬死自己是王树声。”
当政道挺直腰板走出大门,院外的刺刀立刻抵住他的胸口。夹墙里,王树声挣扎着要冲出去,被周家姆死死按住:“你敢出去,我立刻烧了这屋!”那一夜,全村人都听见了敌人的拷打声,却没听到政道半句求饶。
次日晨雾中,一声惨叫划破寂静。大柳树上,政道的头颅下挂着“红军党代表王树声”的木牌,而真正的王树声,已在周家姆的掩护下踏上新的征程。这位母亲瘫坐在屋前,泪水无声滑落,却没哭出一声——她的眼泪,早已随丈夫、儿子们的牺牲流干。
此后多年,周家姆又将剩下的两个儿子送进红军队伍,他们最终都牺牲在长征路上。而王树声带着这份沉甸甸的托付,在战场上浴血奋战,从团长成长为开国大将。他始终记得那堵夹墙的温度,记得政道坦然赴死的背影,更记得那位以满门忠烈守护革命火种的母亲。
1951年8月,王树声率中央慰问团回到麻城。他步行几十里山路,蹚过齐膝深的河水,终于在村口见到那个苍老的身影。“娘!我们胜利了!”将军噗通跪地,声音颤抖。周家姆浑浊的眼睛亮了起来,扑进他怀里失声痛哭。
此后岁月,王树声将周家姆当作亲生母亲赡养,送钱送物,常派专人探望。直到1956年老人离世,她都不知道最小的两个儿子早已牺牲——王树声用“工作忙”的谎言,守护着母亲最后的希冀。
如今的西张店村,大柳树早已换新枝,但周家姆的故事代代相传。当村民们讲述“红军母亲”舍子救红军的壮举时,总会提到她那句“红军就在我家”——那句曾被误解的话,藏着最伟大的家国情怀。正是无数这样的百姓,用血肉之躯为红军筑起铜墙铁壁,让革命的火种在黑暗中永不熄灭。这跨越生死的军民情,永远镌刻在大别山的红色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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