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年前拍摄的24位“慰安妇”幸存者均已去世

来源：澎湃新闻

2025年12月13日，是第十二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今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2014年，时任《文汇报》专刊部副主任的郭一江开始随着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在断续两年的时间里，用镜头记录了24位中国“慰安妇”幸存者的生活状态，并最终集结出版画册《中国最后的“慰安妇”》。画册中的照片无声地控诉了日军的罪行。回望11年前的这些黑白旧影，郭一江说，“我是有遗憾的，80多年了，日本政府和右翼势力仍不承认、甚至否定历史，她们带着冤屈去世，我也没有拍下过老人她们舒心的样子。”

“24位是当年同意接受拍摄的受害老人，她们已经全部去世了。三十多年里，我们逐步寻访，团队已确认中国各地有2100家以上的慰安所，中国大陆“慰安妇”制度幸存者为358人，目前，中国大陆地区登记在册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只剩7人。”2025年12月11日苏智良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说。

她们是：

易菊连、湖南平江，89岁（1936年生）

何如梅、山西沁县，93岁（1932年生）

彭竹英、湖南岳阳，96岁（1929年生）

刘慈珍、湖南岳阳，97岁（1928年生）

慧奶奶（化名）、湖南平江，97岁 （1928年生）

李奶奶（化名）、湖南平江，98岁（1927年生）

李秀青、湖南嘉禾，103岁（1922年生）

苏智良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他们仍在跟进关爱着这些老人，“每月，她们有3万元的援助费，医药费全额报销，这些钱来自于纪录片《二十二》的捐款，导演郭柯和我们当时募集了1000万元的基金，用来援助这些老人。前段时间的中秋节，她们也收到了我们的月饼。”

2025年12月10日，澎湃新闻记者采访了当年的见证者郭一江老师，他讲述了当时采访和拍摄的情况：

2014年的一天，我接到了上师大苏智良老师给我打的电话，说当年“慰安妇”问题的一位受害老人李秀梅刚刚去世，他和他爱人陈丽菲准备去山西去送别。

我第二天就坐飞机到了山西，参加了李秀梅老人的追悼会，李秀梅是第一批在日本法庭上控诉日本军国主义“慰安妇”制度的老人之一。苏智良对受害老人们有很深的感情，他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关心着这些老人。追悼会后，我们又探访了另外两位老人家。老人们和我们拥抱，说：“你们再不来看我们，下次就见不到了。”站在老人面前时，我的心在颤抖，苏老师边谈边流泪，老人边说边控诉。采访时，苏老师将其他人请了出去，房间里只有老人、苏老师、苏老师爱人和我四个人在场，非常安静。我听到她们的叹息和哭诉，气氛凝重。

李秀梅，2014年4月10日去世，山西省盂县西潘乡李庄村人。 1942年初秋，日军强行把她抢到鬼子的进圭村据点，当晚就被几个鬼子轮奸了。因为她的坚决反抗，鬼子对她大打出手，她的一只眼睛被鬼子的皮带打瞎了，大腿骨被鬼子踢断了，被打成重伤。 李秀梅的母亲因营救女儿不成上吊自尽，父亲因此发疯。哥哥向亲朋好友借了几十块大洋，把已经病得不成人样的李秀梅接回家，在安顿好李秀梅后参加了八路军，为家人报仇。1994年，李秀梅是第一个和日本律师团见面，在起诉书上签名的受害老人，也是中国首批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对日本政府提起诉讼的4人之一。本文均为 郭一江 图

曹黑毛 ，93岁，照片拍摄时居住在山西盂县下社乡千口村。 1941年秋，日军包围了千口村，把曹黑毛押往进圭村据点的碉堡里。在被日军关押蹂躏的两年里，曹黑毛两次怀孕。在第二次怀孕时，被杀的恐惧使她深夜出逃。摸回家后，经历了千难万险，母亲把她藏到一个山沟里。孩子生下后，只能扔进山沟，她从此失去了生育能力，后来抱养了一个女儿。如今这个女儿照料她的生活。 1995年，曹黑毛老人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提出了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索赔诉讼。

老人们当时生活在破窑洞里，生活质量很差，窑洞里只有一盏昏暗的灯，我就在那个环境里给老人拍了照片。一是条件所限，二是，我也想用昏暗的灯光刻画老人在历史里被迫害的心情，传达他们内心的悲愤，所以照片就呈现出这个效果。

陈莲村，89岁， 照片拍摄时居住在海南省万宁市大茂镇。1942年起，陈莲村多次被日军和受日军指令的汉奸胁迫，抓入南茂据点，成为性奴隶。1943年，被抓入南茂据点后受尽欺凌，病况严重，母亲知道后请求保长作保，让女儿出来敷药就回去，待女儿出来后，父母一家立即逃跑，躲藏到山里，直至日军投降。战后，陈莲村离开保亭嫁到了万宁，现与儿子同住。受害情况已经公开并做了公证。儿孙等后辈都理解老人曾经遭受痛苦，希望老人安度晚年，不希望外界打扰老人的生活。

那次的采访，我拍了三位老人的照片，后来决定去广西、海南，尽可能去采访她们，了解她们的生活习惯，也尊重她们是否愿意接受采访的意愿。这些情况开始阶段没完全确定，苏老师做了很多前期工作，每年都关心他们。到了这个年纪，很多老人都愿意站出来，讲出历史。因为日本方面从来没有向她们道歉。

陈亚扁，88岁，黎族，照片拍摄时居住在海南陵水本号镇养老院。1942年，陈亚扁15岁时被逼为日本人的性奴隶。三年中，她辗转于三亚市海棠湾镇（原藤桥镇）与陵水县本号镇（原祖关镇）砧板营两地军营慰安所。常年被日本兵强暴，经常遭受毒打，眼睛都哭坏了。 “不公平呀！日本既然承认了日本兵以前做的坏事，为什么还是不道歉、不赔偿？” 2006年9月，陈亚扁远赴日本听到判决结果后十分气愤，“官司输了，我不甘心。只要我没死，我就要继续讨回公道！否则我死了都闭不上眼睛。”

我拍的时候也会传来老人们离世的消息，有一次，一位生活在海南的老人没收到我们刊发的报道，我遥望南方，悄悄为她烧了一份。我现在退休了，后来才知道，当年我拍的受害老人们都已经去世了。

符美菊，90岁，照片拍摄时居住在海南澄迈中兴镇土垄村。1941年，16岁的符美菊被抓到大成镇附近的慰安所充当性奴隶，成为日军“慰安妇”制度的直接受害者。22岁时嫁到澄迈中兴镇土垄村。丈夫已去世多年，两个儿子也早去世，媳妇改嫁。目前和孙子王才强生活在一起，已有了重孙。早年受到的摧残，使她一条腿明显粗大，另一条细小枯廋，县残联为她配了一个轮椅。孙子王才强说，奶奶腿病得很重，把针头打进腿上，她也没有感觉了。

2014年，中国将每年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我们的报道影响很大。后来，我们又去了山西、湖北、黑龙江，一共拍了24位老人，做了《中国最后的“慰安妇”》摄影画册，还联系了苏老师，把照片送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展览。日本军国主义的“慰安妇”制度残害了几十万亚洲妇女、中国妇女，3500万中国军民在二战中伤亡。这些历史就像德国法西斯迫害犹太人一样，是人类历史上黑暗的一幕。我记录历史不是为了记住仇恨，而是为了不忘历史、不忘悲剧。

林爱兰，90岁，照片拍摄时居住在海南临高县南宝镇养老院。林爱兰是家中独女，一次日军扫荡将她的母亲杀害，扔到了河边，尸骨都没找到。战乱中，父亲也不知所终。1942年12月，她成为一名抗日女战士。被俘后被关进了日军的据点，日军用木头塞住她的嘴巴，双手吊起，“往死里打”。到了晚上，日军就不顾她的死活，将她作为性工具。由于极力反抗，她的右大腿筋骨被打断，造成残废。惨无人道的“慰安妇”经历持续了半年之久，她永远丧失了生育能力。中国“慰安妇”问题专家苏智良教授指出，林爱兰是目前已知的、整个亚洲唯一一名被强逼为“慰安妇”的抗日女战士幸存者。

王志凤，90岁，照片拍摄时居住在海南澄迈县山口乡美万村。17岁时在去外祖婆家舂米回来半路上被日本兵抓去，在山口乡大云市子日军部被逼为“慰安妇”并挖战壕，同时被关押、充当性奴隶的还有五六个少女。1947年，19岁的王志凤嫁给土垄村的钟玉安。 如今，老人耳聋了，被白内障折磨，一只眼已睁不开了。前年有慈善组织到家里义诊，检查下来血压高，因年龄大不适合手术。“希望有机会去做手术。”她的世界里，现在就剩下这个愿望，她希望能看得清楚一些。

黄有良，88岁， 黎族，照片拍摄时居住在海南陵水县田仔乡架马村。1941年，14岁的黄有良就被日军强暴。第二年4月，她又被日军抓去，送到藤桥军营充当性奴隶，每天遭受非人的折磨。两年后，她谎称父亲去世要回家送葬，才得以逃出虎口。 2001年11月，黄有良作为原告代表，第一次站在了日本的法庭上，当庭讲述了日军侵占海南岛期间她的悲惨遭遇，控诉日军的暴行。 “不见日本人！”2012年12月，日本友好人士、第22次到海南调查日本侵琼史的日本海南岛近代史研究会创始人佐藤正人联系她，被老人回绝。

韦绍兰，94岁， 照片拍摄时居住在广西荔浦县新坪乡桂东村小古告屯。1944年冬天，日本鬼子到桂东村小古告屯扫荡，韦绍兰背着女儿被抓。鬼子用汽车把她和其他被抓的女子们拉到马岭镇据点关押，充当日军性奴隶。3个月后，韦绍兰趁夜色背上女儿偷偷逃出了据点，翻山越岭，经过两天步行逃回家。不久，女儿因在据点染病而亡。她在那年的农历七月十三日，生下日本兵的孩子，取名罗善学。丈夫虽然同情她的遭遇，但听着村里风言风语，感到无比的羞辱和仇恨。从此，她成了家族罪人，罗善学则在被视为“日本仔”的环境中长大。2010年，韦绍兰、罗善学母子在中日爱心人士的帮助下，到日本作证、控诉日军的暴行。

李美金，89岁，照片拍摄时居住在海南澄迈县和岭农场茅园村。16岁时，李美金被进村、烧村的日本兵抓走，送到临高县加来镇据点。她和其他被抓妇女白天锄草、修加来机场，晚上遭受日本兵的兽性施暴，被逼为“慰安妇”。几十年来，她在儿女们面前一直都没有提过那段痛不欲生的经历，直到2002年，才把埋在心底的往事告诉外界，勇敢地站出来，揭露日军的暴行。 “恨死日本兵了”，她说。

郭毛孩，2015年1月14日去世，山西沁县定昌镇刘家庄人。1939年农历五月的一天，日本兵突然闯进来，将郭毛孩姐妹三人及嫂子用绳子捆起来，当作战利品带走。那时大姐姐刚20出头，她13岁，妹妹才11岁。当天下午就有20多个日本兵糟踏她们姐妹姑嫂，开始小妹妹还大声哭叫，不一会儿可怜的妹妹就没了声音，被日本兵轮奸致死，赤条条的妹妹被扔到了村旁的阴沟里。之后就是暗无天日的日子，持续了半个多月，直到郭毛孩被折磨到无法动弹，被鬼子扔在一口破窑洞里，才被家人偷偷背回家。说起悲惨遭遇，老人浑身发抖。老人坚决要求日本人道歉、赔偿。

郝月连，87岁，照片拍摄时居住在山西武乡县故城镇羊公岭村。1943年初夏，日本鬼子踢开了郝月连家的大门，将她强奸后，又将她和十几个村民用长绳拴住押往南沟村据点。男性被吊打审问是否为抗日分子，郝月连等六七个女子被押到房里轮流强奸，天天如此。直到她们伤痕累累，鬼子又从其他地方抓了十几个人来，才肯让家人拿了钱来赎人。没几个月她又被抓到南沟，被鬼子糟蹋。这段时间记不得有多久了，人都要死过去了。遭受这般摧残，郝月连丧失了生育能力，一生无儿无女，丈夫已经去世，孤苦无依。她说，日本鬼子对我们犯下了这么大的罪，难道就不该说道说道？

郝菊香，93岁， 照片拍摄时居住在山西武乡故城镇权店村。1939年春，日本兵到南沟抢东西砍树木，将郝菊香家姐妹三人强奸后抓走，关押在一座房子里，姐妹三人分开在三个房间。这间房子里还有一个朝鲜女性。每天都有人数不同的日本兵来轮奸她们，苦熬了大概有一个多月，家里筹齐了50块大洋和大烟等其他东西赎人，姐妹三个才被放回。郝菊香说：“我们姐妹伤了身，回家以后吃了好多中药都不见效，姐姐妹妹早早去世了。我90多岁了，还要活，我要为她们而活着，要把这个冤屈清算完，等待着日本人谢罪的那一天！”

李爱连，87岁，照片拍摄时居住在山西武乡县故城镇邵渠村。李爱连在17岁和20岁时，两次被日本兵抓进据点逼为性奴隶。第一次是在夏天，驻扎在武乡段村和南沟村的日本兵，临时在故城盘踞，就到离故城不到3里地的邵渠村“抓花姑娘”。日军将李爱连等抓到镇上一所房里关押，白天和黑夜都进去欺负她们。直到他们要回驻扎地去时才放了她们。第二次是驻扎在南沟的日本兵突然包围了邵渠村，打死几个抗日群众，又把20多人带去南沟据点，女人们被糟蹋欺负，长达两个多月，直到鬼子撤离。前些年听说一些“慰安妇”制度幸存者要和日本鬼子打官司，她说：“我非常支持，但是也很担心，都是老百姓，她们行吗？”

刘改连，92岁，照片拍摄时居住在山西阳曲县城 刘改连原为山西省阳曲县温川乡北温川村人。1943年12月底，村里一个名叫“三太君”的汉奸领着日军将她抓到南沟据点，一同被抓到南沟的还有杨家掌、黄土方、董家堰、石朝、岔口的女人们。日军将她们关在一间大房子里，任意糟蹋。她曾经趁天黑逃跑，但被抓回遭狠狠打骂。家里父母想尽办法变卖牲口财产，筹齐了大约100大洋，才把她赎了回家，从此经常把她藏来藏去，不敢在家养病。 一说起这段日子，刘改连老人就深深地低下头去。她说，我这辈子，做梦都是日本兵好像要吃人，没有过上一天舒心的日子。

任兰娥，87岁，照片拍摄时居住在山西武乡县故城镇信义村。任兰娥的哥哥在抗战时参与抗战，被汉奸告发，1944年夏，日军到任家，烧毁房屋，烧死了爷爷，强奸了任兰娥，并将全村20多个人带往南沟据点。女人们被轮流糟蹋，和任兰娥在一起的一个女子因不情愿,动作慢了一点，被日本兵当场用刺刀从下身刺进去，惨叫后死去，另一个女孩子被当场吓疯。只剩下任兰娥一个人，被日本鬼子残酷蹂躏。大约一个月后，因八路军攻打鬼子炮楼，鬼子兵几乎全都出动了，任兰娥哥哥跑进去将妹妹救出，全家将她藏进山里养病。她说：“日本人要给我一个交代，日本政府要公开道歉、赔偿。”

赵兰英，92岁， 照片拍摄时居住在山西武乡故城镇信义村。17岁时，赵兰英嫁到故城镇信义村。1941年农历五月，日军冲进村庄，当着她婆婆的面，强暴了她。日军还将她与堂姐赵兰花、赵玉英一起押到南沟炮楼，每天有10多个日本兵来凌辱她们姐妹和其他女孩子。两个多月后，她被家人赎出，但生活已不能自理，在床上一直躺了三月，从此落下一身的病痛。她的姐姐赵兰花50来岁病倒了，在床上躺了20多年直到去世。“一定要控告日本政府！我要把他们的罪行告诉人们”，她说。

刘风孩，91岁，照片拍摄时居住在山西武乡县漳源镇固亦园村。1943年春天，日军到刘家坡抢粮抓人，将几十名村民抓住押往固亦火车站据点，女性则作为性奴隶关押强奸。当年才19岁的刘凤孩遭日军长时间反复强奸、昏死过去，日军将她和另一个昏死的女孩（刘月桂，已故）扔到山沟里，所幸后来被救活。后嫁至固亦园村。2002年公开自己的经历，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赔偿。

张先兔，88岁，照片拍摄时居住在山西盂县西烟镇北村。1942年大年初二的早上，16岁刚刚完婚的张先兔在家里被日军抓走，13岁的新郎被日军用刺刀抵住，吓得精神失常，一生为此病所困。她裹着小脚无法跟上行军队伍，鬼子就把一个张姓村民抓来，强迫他背着张先兔到了十多里远的日军河东据点。在炮楼里，张先兔受到了非人的折磨，每天都遭受日军的轮奸，稍有反抗就遭恐吓、毒打。后来，家里凑了100块大洋送进据点里，才把她解救出来。 张先兔老人因此落下一身病痛。目前老人患肺气肿、心脏病等，已不能行走。1998年10月30日，老人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起诉，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

毛银梅，89岁，照片拍摄时居住在湖北孝感市，韩裔，毛银梅，原名叫朴娥姬，1923年4月出生，家乡是韩国西南部的全罗道北道风南区。毛银梅5岁时父母双亡，7岁当童养媳。1941年，18岁那年被骗到日本人在中国的汉口开的一个大纱厂，“你到那里能赚很多钱。”从此，被押送到日军在汉口的慰安所，成了日本兵的性奴隶。日本投降后被遗弃，后逃亡、流浪到湖北孝感的农村，被中国农民收留并结婚 。因感激上世纪60年代中国政府对外侨的照顾政策改姓毛泽东的“毛”，感激丈夫，取名丈夫喜爱的白色梅花而为“银梅”。如今，丈夫已去世，她和养女住在湖北孝感市郊乡村。

李凤云，94岁，照片拍摄时居住在黑龙江东宁县福利院，韩裔，李凤云老家在朝鲜农村，原名李寿段，在慰安所里日本人强迫她改名“西刀米”。据李凤云老人口述：“在十九岁那年，为了给母亲治病，把自己卖了四百八十块钱。招工的人说，到中国能挣到钱，结果被骗到日本人开的妓院。后来又被卖到了叫‘苏苏浪’的慰安所，一天要接待二十来个日本兵，常常遭到毒打。我们都吃不饱，实在饿急了，就去偷点青萝卜吃，被日本兵发现后，就把我们的衣服扒光，用木棍往死里打，之后还得继续给他们糟蹋。” 因为有过去的经历，她失去了生育能力，晚年由镇福利院照顾。

何玉珍，2015年去世， 广西荔浦县新坪乡汉田村人。1944年日军占领广西时，何玉珍已结婚并有了孩子。在日军到新坪地区扫荡时，她被抓入据点逼为性奴隶，孩子饿死。她回忆，有几次被日本兵野蛮糟蹋时昏迷在床上，后被日本兵泼凉水才醒过来。日军押解她从新坪又转移到拉莫山区，离得不远的官岩是她娘家，她趁机逃跑。她被强迫为性奴隶的苦难日子约半年。1946年，何玉珍改嫁到3公里外的广西桂林市荔浦县新坪镇广福村，但已经失去了生育能力，抱养了族中孩子，后与养子共同生活。2008年，她公开了自己的经历。

符桂英，2015年3月28日去世，海南临高县皇桐乡皇桐村人。1943年，符桂英的丈夫被日本士兵抓劳工。因为担心，她来到村口看望，被日军抓进据点强奸。据她回忆，为了建炮台等军事设施，日军不仅抓人到据点干活，一到晚上，还抢妇女到据点强暴，建起“临时慰安所”。她们要挑水给日军士兵冲凉，“鬼子兵光着身子走来走去，洗好了看到谁漂亮就强奸谁。”她们深陷魔窟难见天日，同村的女子王玉开曾逃跑，抓回来后被打得死去活来。 从此，她和王玉开都丧失了生育能力。虽然她们都领养了女儿，但仍被人说“日本人跟她睡过”。她选择了把屈辱埋在心里。

邓玉民，2014年6月19日去世。 苗族，海南保亭响水镇什齐村人。1943年，16岁的邓玉民与村里60多位苗族男女被骗到县城做劳工，多次被日本军官强暴。以后的两年多里，她被强逼为性奴隶。直到1945年8月，日本人撤退，她们才逃跑。生前，老人和小女儿住在一起。对于老人过去的遭遇，家人很坦然。小女儿说：“一切都是历史造成的，老人是无辜的。”2001年7月，邓玉民等8名海南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老人，正式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公开认罪，向她们道歉、赔偿。 2014年5月19日，身患重病的她，吃的是村卫生所开的不到一元钱一包的药粉。在记者看望她一个月后，老人去世了。

H大娘，84岁，拍摄时居住在湖北武汉市，H大娘的故乡在朝鲜半岛的忠清南道瑞山。H大娘幼时父亡，母亲带着3个子女改嫁，生活贫苦。16岁时被骗到中国武汉，在积庆里成为日本兵的性奴隶，直到战争结束。战后因羞愤于这样的经历而没有返回朝鲜，后与武汉一工人结婚。2000年到东京控诉日军暴行，后曾返回故乡祭扫父母亲的墓。现在仍生活在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