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湘黔边墙格局下的族群贸易

虽然清廷在湘黔边区修筑了边墙，进行“划墙而治”，但并不代表湘黔边区族群间日常生活中没有经济贸易交流。随着贸易的开展，民、苗之间的经济文化得到共生互补，苗民也逐渐形成经济与价格意识。整体来看，边墙规范了民、苗的贸易秩序，推动了族群的交流与融合，但边墙的布局也有局限性。

明清湘黔边墙格局下的族群贸易

文 | 陈文元

虽“划墙而治”，但并不代表湘黔边区族群间日常生活中没有经济贸易交流。产生贸易的前提是彼此之间提供的物品能够满足对方所需，民、苗之间经济方式、文化习俗、社会结构略有不同，经济文化共生互补是社会发展趋势，并不为边墙区隔所限制。

湘黔边区多山，虽可耕地较少，但气候湿润，冷热交加，境内动植物丰富，出产山珍，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依靠有限的自然条件生息繁衍。作为当地的土著——苗民，进入清代，他们的生活状况与经济形态又是怎样的呢?《苗防备览》中有载：

苗耕，男妇并作，山多于田，宜谷者少。燔榛芜，垦山坡，种芝麻、粟米、麦豆、苞谷、高梁、荞麦诸杂粮。既种三四年则弃地而别垦，以垦熟者硗瘠故也。弃之数年，地方既复则仍垦之。……妇女亦知饲蚕，惟不晓育种。……耕种之外，惟事牧畜，牛、马、犬、羊、豕、猫、鸡、鸭之类最多，而所重牛，所窃亦惟牛，然不任耕种，供口腹、资贸易而已。

《苗防备览》描绘了清代苗民的经济生活形态。囿于地理环境制约，以及众多西南地区族群生产方式类似，苗民亦从事游耕，耕种一处土地仅三四年，然后另行开垦新地耕种。

由于山地环境并不适宜大面积种植水稻，苗民因地制宜种植芝麻、粟米、麦豆、苞谷、高粱、荞麦等农作物。除此之外，还养蚕，蓄养牛、马、犬、羊、豕、猫、鸡、鸭等牲畜。

一些厅县由于独特的地理区位，形成了区域性的贸易集市。如永绥厅，“惟花园当楚蜀交界，颇通舟楫，有油铁诸货。米糯、木树汛接壤松桃市集，有米贸易数处，人烟尚为稠密”。

当然，湘黔边区地域不同，所产也略有差异，如“永绥接四川处、凤凰营接贵州处产马，乾苗不务孳蕃，故不产马”，但总体而言，物产比之“内地”亦颇丰。

苗汉贸易有利于彼此交往、交流与交融，弥补经济的结构性缺失，增进彼此了解，改善族群关系。开展贸易依赖于良好的市场秩序与经济环境。

乾嘉苗民起义爆发的重要原因是族群冲突与社会矛盾，表现之一即苗汉贸易过程中的不公正、不公平，苗民多受汉民欺诈侵害。

为了防止苗汉因贸易再起纠纷，划分民、苗界址和修筑边墙以后，官方数次明令禁止汉民不得无故进入“苗地”，只允许民、苗在规定的集场开展贸易：

一严禁民人擅入苗寨，索诈欺凌，以期民苗相安，永臻宁贴也。查旧例，民人原不准擅入苗地，自乾隆二十九年，以苗人向化日久，准于与内地民人姻娅往来，渐资化导。而日久弊生，汉奸出入，即有在内地开垦，及因账债准折苗地之事，苗人遂借口客民盘剥侵占，纠结滋事。数年以来，沿边民人，叠被焚杀，无不受其荼毒。……现在民、苗界址划分清楚，应申明旧例，汉民仍不许擅入苗地，私为婚姻，以免滋事。惟各处集场，原许民苗按期赶趁，以有易无，应令汛屯员弁，亲为弹压，无许市侩侵欺，一切公平，在市交易而散。

为规范苗汉经济交往秩序，减少汉民对苗民的盘剥，官方规定民、苗须在规定的集场开展贸易，并择立贸易日期，且明令汛屯员弁亲自弹压，监督苗汉经济往来。

官方认为汉民进入“苗地”会给苗汉经济交往和地方社会带来不利因素。故而，选择一个能够让苗汉有序贸易并规范苗汉经济交往的区域，对于稳定边区是至关重要的。

以边墙与边防体系为核心的军事管控不仅保证了稳定的社会秩序，也给苗汉经济贸易往来提供了可操作的地域空间。边墙作为国家权力在湘黔边区的一种象征符号表达，保证了墟场(集场)及其活动的正常开展，沿线碉堡屯卡林立，戒备森严，贸易开展有军事防卫作保证，使苗汉经济交往愈趋规范化，保证了苗汉贸易的公平、公正。边墙沿线由此成为苗汉经济交往的“中介点”，俨然成了多族群社会的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是观察社会关系的极好场所，在这些地方，各种人们特别是下层民众，从事着日常生活活动。”国家在“边墙—公共空间”中逐步型构政治话语，湘黔边区族群以“边墙—公共空间”产生交往和交流，修筑边墙规范了湘黔边区族群交往场域。

边墙修筑前，凤凰厅仅设置有七个集场，分别是西门江集、箭塘集、凤凰集、永宁哨集、靖疆营集、新寨集、筸子哨集。

而边墙修筑后，官方在原有基础上设置了更多的集场(见表4.11)，且十四个集场有十个分布在边墙沿线，可见官方设置集场是以边墙为参照，此番设置也与官方令汛兵屯官亲自监督苗汉贸易实际情况相吻合。

从整体上看，部署边墙沿线的集场，其所体现出的市场服务区域不是正六边形，而是呈线形和条带状的，表现为依附于军事体系下的社会经济结构与市场运行机制，“理性的经济人”这一属性似乎与苗民关联不大。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关注的是成都平原和相对发达的市镇，不一定与偏远山地社会和县以下乡村寨落的政治经济面貌相对应。

边墙修筑后，凤凰厅设置的十四个集场除南门外场是“百日场”可长期进行贸易外，其他集场按官方和民间的风俗规定，各有不同日期，依次开展贸易。

沿线设置的集场，一般位于营汛驻地。如凤凰厅廖家桥场、鸦拉(阿拉)营场、长凝哨场、得胜营场、筸子坪场、强虎哨场等。

有些集场虽不在边墙沿线，但依然设在军防重地，如新茶田贸易市集。

一些商业市镇随着边墙沿线的集场贸易兴起，并在今天依然发挥作用，如阿拉镇(鸦拉营场)、吉信镇(得胜营场)，均是现今凤凰县重要的商贸物资交流集镇。

其中得胜营集场，更有“龙骥开场”佳话。龙骥，晚清举人，凤凰厅著名士绅，曾参加光绪年间“公车上书”，事后被革除功名。

龙骥回乡后创建了栖山书院，招收苗、汉、土各族子弟。在龙骥的倡导下，凤凰厅都吾约与镇筸镇左营共同筹募，将得胜营场修建成当地公共的集场，各族民众在集场内友好相处，平等贸易。集场建成后，勒石纪功，受人传颂。

笔者在凤凰县吉信镇调查时，经常听到有关“龙举人”的传说，此类历史可作为当前“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经典素材。

每逢边墙沿线“赶场”日期，苗民纷纷将种植的农作物、制作的手工织品和蓄养的牲畜拿到集场交易，换取盐、蚕种及所需的生活器具。

由于长期与汉民经济交往，苗民逐渐有了较强的经济观念与价格意识。

苗工所需农具……今则市可得而易矣……苗民入市与民交易，驱牛马、负土物，如杂粮、布绢诸类，以趋集场。粮以四小碗为一升，布以两手一度为四尺，牛马以拳数多寡定价值。……届期毕至，易盐、易蚕种、易器具，以通有无。初犹质直，今则操权衡，较锱铢，甚于编氓矣。

边墙沿线设立集场、开展贸易，对于边墙沿线和距离较近的苗民、汉民自然是十分有利的，增进了彼此的交流。

然而，对于距离边墙一线较远、生活在腊尔山深山区域的苗民来说，前往边墙赶集路途太过遥远，他们不得不在寨内自行设置集场交流贸易。

官方查知后，认为“深巢”苗民在寨内私设集场容易引发“奸民”混入苗寨生事，故而发布告示禁止：

又查苗民贸易定例在沿边开设集场，按期赶趁，乃有深巢苗人惮于远涉，遂在寨内私行开场交易。则私场一设，设有奸民借赶场为名，混入苗地，难以稽查，实所关匪细，不可不预。为防范封闭，亦应请俯如所禀，饬令取具苗官，切结不准再开集场，并饬各地方官随时查禁，以杜后患。

官方发布告示禁止，说明苗民已经有自行设置集场的行为。当官方政策不利于自身时，苗民选择相应的应对策略，即便这一策略是在“被迫”的情况下产生。

从上述材料还可以看出，所谓公平、公正、有序、规范只是相对一部分而言，并不能完全体现在整个湘黔边区。由于边墙、边防体系与对应的集场是沿腊尔山环绕分布，所以相对深处腊尔山腹地的苗民而言，此番设置反而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不便。

官方以边墙为沿线设置集场、开展贸易，显然是出于官方自身便利，以便于掌控苗汉交往局势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

“深巢”苗民“私行开场”，可视为对官方依托边墙设置集场行为的反应，他们对官方的政策并非一味遵循，“私行开场”表明了这一政策并不能得到“深巢”苗民的认同。

湘黔边区山路崎岖，处在腊尔山腹地苗民如果要负重载物一一前往边墙沿线赶集，费时费力，实践起来太过困难。即便官方严令禁止“深巢”苗民“私行开场”，但推行和操作这一“禁令”其实难度很大。

再从民国时期石启贵的记述中可以看出，苗民“私行开场”的行为并没有就此被彻底禁止，而是成为既定事实，得到官方承认。

“因是择大村落，于交通方便、远近适中之处为墟场中心，以便乡民、商贩定期麇集贸易。初设墟场，本系人民要求试创，后经相当时间，稍有规模，颇得各方热忱赞许，始请政府准予立案，加以保护，出示公告，规定赶场日期，五天一次。”

集场有分“猪牛羊场”“粮食场”“布匹场”“杂货场”等。此虽系民国时期记述，但可追溯清末史实，不失为间接印证。故而，肯定边墙沿线作为开展贸易的重要“中介”场域同时，不宜夸大其促进族群交流互动的范围和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