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没有值得悼念的东西

想必大家也都看到了， 这两天网上掀起了一股悼明的风潮，主要聚焦于红楼梦的解读，说什么林黛玉是代表崇祯啥的。

“悼明热”有多疯狂？尽管有玩梗的，甚至就连这两天上映的《疯狂动物城》，乃至二十多年前的《流星花园》《喜羊羊与灰太狼》都成为“悼明宇宙”的一部分。

我这人一向喜欢瞎说大实话，那就由我来挑明吧，明帝国没有值得悼念的东西，所谓的悼明，背后其实是一场大汉族主义的网络狂欢。

熟悉我的读者都知道，我不是朝代粉，而且对明朝和清朝的批判最狠，就拿明朝来说，朱元璋创造的明朝在宋朝的坐标下实现了全面大跃退。

明末清初的松江文人吴履震，在明朝覆灭后写下的笔记里没有半分悼亡之思，反而无比怀念元朝治下的家乡：那时法网宽松，赋税轻微，富户穿绫罗着金靴，连小民都活得舒展。

这份“爱元不爱明”的反常记忆，恰恰戳破了一个被模糊的历史真相——相较于唐宋以来开放包容的文明气象，明帝国用高压与封闭制造了全面的文明倒退，它留给百姓的只有苦难，留给历史的只有停滞，实在没什么值得悼念的。

政治上，明帝国把唐宋以来渐趋松弛的人身控制，拧成了勒紧百姓脖颈的枷锁。

朱元璋说：“上古时代，每个男人都耕地，每个女人都织布，所以水旱无虞，饥寒不至。自从人们学会了经商，学会了享受，农桑之业废。……所以，要让天下人都吃饱饭的关键在于禁止商业。”

他取消了全国所有的商业经纪人和中间商，只允许最低限度的商业活动存在。商人被列为社会上最低一层，想考学、当官，都会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

他在立国之初就定下猛治基调，用“知丁法”把邻里变成互相监视的特务，谁家几口人、做什么营生、出门去哪都得门儿清，稍有异常不举报，邻里亲戚就会被连坐流放。

更窒息的是路引制度，百姓出个远门必须申请通行证，上面写满相貌特征与出行目的，没有路引敢出百里之外，轻则杖打八十只剩半条命，重则按逃军论处直接杀头。

这种把人钉死在户籍所在地的管控，彻底终结了唐宋时期百姓迁徙谋生的自由，让鲜活的人活成了扎根土地的植物。

而世袭的军户制度更显残酷，朱元璋亲口说军户命运不如猪狗，这种贱民身份像烙印一样代代相传，即便军丁绝后，亲戚也要被抓来补缺，两百万军户就在严刑峻法下沦为王朝的奴隶。

经济上，明帝国亲手掐灭了唐宋以来蓬勃的外向型经济火种，用封闭与掠夺制造了系统性的民生灾难。

唐宋时，泉州、广州是世界级贸易港口，南宋市舶司年收入占国库15%以上，商船带着丝绸瓷器航向五十多个国家。

可到了明朝，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令成了基本国策，民间海外贸易被彻底禁止。

这道禁令没挡住倭寇，反而把沿海百姓逼上绝路——嘉靖年间的倭寇里，十个有七个是明朝人，首领全是诸如王直这样的本土商人，他们本想合法通商，却在朝廷围剿下只能沦为海盗，连浙江双屿港的孩童都把海贼当衣食父母，把官军当仇人。

对内，所谓的变法更是刮民脂膏，张居正的考成法逼着官员为完成赋税指标往死里压榨百姓，清丈土地时十亩能量出十五亩，连山坡坟地都算成良田；

万历皇帝的矿监税使横行天下，天津河西务的布店一年倒闭九成，山东临清的商号半数关门，民间皮肉俱尽的哀嚎响彻全国。

更荒唐的是以天下养一家的宗室政策。

乞丐皇帝对自己的子孙后代可太好了，生怕他们冻着饿着，于是想了个招，制定了一条祖宗之法，他的子孙后代不用劳作就坐享厚禄，亲王每年俸禄相当于160万斤大米，到万历年间活着的宗室就有八万多人，比全国官吏总数还多，河南半数土地都要养这些王孙，百姓却只能十室九空。

文化与社会活力上，明帝国的高压统治让唐宋以来的人文生机荡然无存。

唐宋时文人敢直言进谏，民间思想自由传播，而明朝的士人要么被皇权驯服，要么被残酷打压——批评朱棣大兴土木的萧仪被下狱害死，连死刑判决都成了官员考核指标，为凑数只能滥杀无辜。

更绝望的是底层百姓的生存选择，为了逃避苛役，竟出现父母主动阉割亲子以求入宫当太监的风潮，成化年间一次就有两千多自阉者聚集京城，嘉靖初年更是上万人大规模请愿。

当一个王朝把阉割孩子变成底层的上升通道，当读书经商都不如自戕子孙来得靠谱，其文化与社会的病态已深入骨髓。

那些明末的思想家之所以喊出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正是看透了这个王朝对人性的摧残，他们明白明亡不是亡国，而是专制暴政的必然结局。

对外关系上，明帝国彻底扭转了唐宋以来的开放格局，把中国推向了与世界隔绝的死胡同。

唐宋主动派使者招徕外商，元代官本船制度鼓励海外贸易，泉州曾是东方第一大港，蕃商辐辏。而明朝的海禁政策，不仅让民间贸易沦为非法，连官方的郑和下西洋也只是皇权炫耀的工具，并未像唐宋市舶司那样形成持续的文明交流。

当欧洲航海家正扬帆探索世界时，明朝百姓却在通番即死罪的禁令下，连与邻国做生意都要冒着杀头风险。

直到隆庆年间短暂开关，倭寇立刻转而为商，这才印证了市通则寇消的简单道理——可惜这份清醒来得太晚，明帝国错失的不仅是海外贸易的利润，更是与世界同步发展的历史机遇。

黄宗羲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相较于唐宋的开放包容、民生舒展，明帝国用监视、掠夺与封闭，把百姓拖入苦难深渊，让文明陷入停滞。

它既没有传承唐宋的生机，也没有开创未来的希望，反而成为中国从开放走向封闭的转折点。

那些不悼明的明末文人，那些喊出天下兴亡的思想家，其实都在告诉后人：

评价一个王朝，从来不是看它的宫殿多宏伟，而是看它治下的百姓能不能吃饱肚子，有没有尊严。

从这个角度来说，制造了无数苦难的明朝确实没有任何值得我们悼念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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