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收服大小军阀：一靠官位，二靠钱财

导读

北伐成功以后，南京政府名义上是中央，但无权威可言，当时中国之状况，与此前军阀割据之形势别无二致。如果非要说有变化，那就是在中原大战后，各方军事力量重新洗了一次牌。蒋介石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威，收服大小军阀，利用官位钱财各种方法，而其实，直至蒋逃离大陆，国民党的派系斗争也没有停止过。

01

有名无实的“统一”

1928年6月4日，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乘坐的专列被日本关东军炸毁，张受重伤，不治身亡。接任统治东北的张学良于1928年12月29日通电全国，宣布从即日起服从国民政府，改变旗帜(注：将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换成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史称“易帜”。

东北易帜后，中国全境均悬挂起青天白日旗，然而，所有的人都心知肚明，这样的统一徒有其名，并无其实。

北伐战争后期，所有参加北伐的军事力量被编成四个集团军。北伐成功以后，除由蒋介石指挥的第一集团军受国民政府节制之外，虎踞中原的冯玉祥第二集团军，扼守华北的阎锡山第三集团军，控制两广的李宗仁第四集团军，还有据守关外的张学良东北军，均自成体系。

他们在各自控制的地盘上，把持军政、财政甚至外交大权。虽然他们一再表示服从中央，但中央政府于他们素无权威可言，军政号令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一概无效。他们所依仗的，当然是手中的枪杆子。

南京国民政府直接控制的范围只不过长江中下游数省而已，名义上是中央，实际上与一个地方政府无异。但是，这个不能号令全国的中央政府，却要承担中央政府的责任；这个不能从全国其他地方取得财政收入的中央政府，却要负担这个国家如天文数字一般的外债。可以想见，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是何等的尖锐。

在北伐中取得了政治资本的蒋介石虽然看上去势头很猛，实际上，在国民党中央以及国民政府中的地位并不巩固。

02

中原大战背后的钱权交易

1925年11月23日，中国国民党部分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在北京西山碧云寺非法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参加这次会议的国民党政治人物，被视为国民党内部的一个政治派别——“西山会议派”。

一向以孙中山继承人自居的汪精卫以及一批被称为“西山会议派”的国民党元老级人物，对蒋介石一人独揽军政大权心存忧虑，因而多方掣肘。在此情势下，依靠政治手段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蒋介石在他的政治才华发挥殆尽之后，也只有拿起手中的枪杆子。稍有区别的是，蒋介石以中央为凭借，以统一为名号舞刀弄枪。

当日中国之状况，与此前军阀割据之形势别无二致。一场血流成河的战争之后，根本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如果非要说有变化，那就是各方军事力量有过一次重新洗牌。1928年底至1929年春于南京召开的军队编遣会议，因在兵力裁撤的数量上分歧太大而无果而终。蒋介石与各军事集团尤其是冯玉祥集团的矛盾公开化，各方遂积极备战，准备开打。其他军事集团当然不想背负反对中央政府的恶名，于是打出了“反蒋”旗号。

1930年3月14日，第2、第3、第4集团军57位将领联名通电促蒋下野，次日，通电推举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武力讨伐蒋介石。

4月5日，蒋下令讨逆，中原大战爆发。双方都封远在关外的张学良为海陆空军副总司令，以笼络这位对战争成败至关重要的东北少帅，但张学良一言不发，坐观成败。

初期，联军进展顺利，尤其是冯玉祥的西北军，骁勇善战，胜果累累。但联军虽非乌合之众，却各怀异志，相互之间不能配合，后勤供应缺乏保障。至8月间，战争形势发生逆转。

9月18日，看准了风向的张学良通电拥蒋，11万东北大军挥师入关。11月4日，阎锡山、冯玉祥于全线败退之后通电下野。

张学良入关之前，蒋介石除许以1000万大洋之外，还答应在阎、冯垮台后，将华北和青岛交与张掌管。于是，张学良除接管了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之外，还受命改编阎、冯之军队。

东北少帅张学良在此次中原大战中坐收渔翁之利。冯玉祥是中原大战中的大输家。战后，阎锡山、李宗仁都保住了自己的军队和地盘，唯有冯玉祥，不但丢掉了所有地盘，其惨淡经营二十余年的西北军也被肢解。

03

胡萝卜和大棒之间，纵横捭阖

稳操胜券的蒋介石于当年的10月10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书，不无得意地宣称：“此战之中，逆军集全国各派反动之大成，而终不免于覆灭，则此战之后，绝不致再有军阀复敢破坏统一，叛乱党国。”

不过，今日之“反动派”、“军阀”，昔日却与蒋系亲密之同志，有的还换过金兰拜过把子。战争初，蒋之左右不无担心地说，今天消灭甲，明天消灭乙，闹得人人自危，这样发展下去，将来何以善其后呢？

蒋愤然作色而又十分自信地说，只要人们要官要钱，我就有办法。既可以用帮会中磕头换谱之类的把戏与人结盟，又可以在兄弟反目之后毫不留情地拿起枪杆，还可以在血流成河之后以高官厚禄善后。在胡萝卜和大棒之间，纵横捭阖，简直妙不可言！

此一战，“成果”不可谓不多：个人方面，蒋介石树立了在党国中的威信；军事方面，最大的对手冯玉祥烟消云散，阎锡山、李宗仁俯首称臣，东北王张学良也被成功地安抚；经济方面，国民政府在战后取消“厘金”、废除“关余”，实行关税自主（注：“关余”即每年收取的关税先交给列强作为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赔偿款，余下的才发还给中国政府）；外交方面，中央政府自此成为对外交往的唯一合法主体。

但是，由此造成的负面效果也很大：参战各方共动用了150余万兵力，死伤30余万；消耗民财无数，黎民之苦痛，不忍记述；拥兵自重的现象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各军事集团只不过又重新洗了一次牌而已；政治问题也没有因拿起枪杆子而迎刃而解。

据《1750-1950的中国》 汪中求 王筱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