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戚问我退休金，我说7000，没想到第二天就收到了5个借钱的电话

手机在茶几上嗡嗡地震动，像一只被烫了脚的甲虫，没完没了地打着转。我盯着它，端着茶杯的手有些发抖，滚烫的茶水漾出来，湿了我的手指。这已经是今天上午第五个电话了。不用看，我也知道是谁，更知道他要说什么。

“老杜，接吧，躲也不是个事儿。”老伴许佩兰在厨房门口探出头，围裙上还沾着点点面粉，她的声音里满是疲惫和无奈。

我没作声，拿起手机，按下了静音键。世界瞬间清净了，但我的心里却更乱了，像一团被猫抓过的毛线。一切都源于昨天那场家宴，源于表弟许家明那句看似不经意的问话，也源于我那个愚蠢的、带着几分虚荣的回答。

“姐夫，您这退休金，一个月得有好几千吧？”

当时，满屋子的亲戚都静了一瞬，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看向我。我端着酒杯，脸上有些发热，那点酒精和长久以来压在心底的工匠的自尊，让我脱口而出：“不多不多，也就七千来块钱，刚够过日子。”

七千。这个数字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当时只激起了一圈小小的、羡慕的涟漪，可我万万没想到，一夜之间，这涟漪会演变成滔天巨浪，要把我这艘退休的老船给掀翻。

01

时间倒回一天前，我六十五岁的生日宴。

儿子杜文轩和儿媳孙雅琴在一家中档饭店订了个大包间，说是要给我好好操办一下。我嘴上说着浪费钱，心里却是熨帖的。干了一辈子钳工，手上磨出的茧子比年轻人吃的盐都多，到老了，能有这份体面，也算对得起自己这双粗糙的手。

亲戚们陆陆续ANO地来了。我这边的，老伴那边的，坐了满满两大桌。包间里人声鼎沸，白酒的酱香、饭菜的热气和孩子们的吵闹声混在一起，形成一种独属于中国式聚会的、热闹又嘈杂的氛围。

我成了全场的焦点。敬酒的、说好话的，一波接着一波。

“姐夫，您这身体可真硬朗，看着也就五十出头。”说话的是我妻妹王丽霞，她嗓门大，一说话半个屋子都听得见。

“杜叔，您是我们小辈的榜样，一辈子勤勤恳恳，德高望重。”这是我侄子杜勇，他开了个小装修公司，这两年行情不好，人看着憔ें悴了不少。

我笑着一一应付，酒杯里的白酒换成了茶水，饶是如此，几圈下来，脸也喝红了。人上了年纪，就喜欢听这些奉承话，明知道是客套，心里也舒坦。这辈子，我没当过大官，没发过大财，守着工厂里那几台冰冷的机器，一寸一寸地锉，一分一分地磨，靠着手艺吃饭。退休了，最大的财富就是这点熬出来的资历和还算健康的身体。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话题很自然地就转到了各家的收入和开销上。这似乎是所有家庭聚会绕不开的环节，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攀比。

“唉，现在养个孩子太难了，我家那小子，一个补习班就得好几千。”

“可不是嘛，我们家准备换个车，看了半天，十万块钱以下的车根本看不上眼。”

听着他们谈论着票子、房子、车子，我默默地呷了口茶。这些东西，离我的生活有些遥远。我的世界，是游标卡尺上0.02毫米的精度，是零件图纸上密密麻麻的公差标注，是机床转动时那富有韵律的轰鸣。那是一个用汗水和专注构建起来的世界，简单，却也踏实。

就在这时，坐在我身边的表弟许家明用胳膊肘碰了碰我，他压低了声音，眼睛却亮晶晶的，透着一股精明和好奇。

“姐夫，您现在退休了，日子过得舒坦吧？听说您是高级技工，退休金肯定不低。一个月得有好几千吧？”

这个问题一出来，原本嘈杂的包间忽然安静了片刻。所有人的耳朵，仿佛都竖了起来，雷达似的对准了我。我知道，这个问题不是许家明一个人想问的。在他们眼里，我这个在国营大厂干了一辈子的老工人，退休金是个神秘又诱人的数字。

老伴许佩兰在桌子底下轻轻踢了我一下，我明白她的意思。财不露白，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道理。她是个谨慎的女人，一辈子都信奉“过日子要像鸭子凫水，表面上安安稳稳，水底下双脚得使劲刨”。

可那一刻，我没听她的。或许是几杯酒下了肚，或许是周围那些关于金钱的谈论刺激了我，一种莫名的、压抑了许久的骄傲涌了上来。我这辈子，没在别的事上扬眉吐气过，唯独这门手艺，这份靠手艺换来的退休金，是我唯一的勋章。它不仅仅是钱，更是对我四十年青春和汗水的肯定。

我清了清嗓子，身体微微后仰，靠在椅背上，努力让自己的语气显得云淡风轻。

“唉，也就那样吧。”我先是谦虚了一下，然后话锋一转，“厂里效益还行，再加上我有点技术津贴，不多不多，也就七千来块钱，刚够和我你姐俩过日子。”

“七千！”

许家明的声音陡然拔高，像被人踩了尾巴的猫。这个数字，像一颗炸雷，在亲戚们中间炸开了。

“我的天，姐夫，您这比我们上班的挣得都多！”

“杜叔，您这日子过得是真滋润啊！”

“还是国营厂好，有保障。”

羡慕、嫉妒、惊叹……各种复杂的情绪在他们脸上交织。我看到侄子杜勇的眼神暗了一下，妻妹王丽霞的嘴巴撇了撇，而许家明，则是一脸若有所思的笑容。

老伴的脸色有些不好看，她给我夹了一筷子菜，低声说：“吃饭，话那么多干什么。”

我 তখন有点得意，没把她的提醒放在心上。我觉得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凭本事吃饭，凭手艺拿这份退休金，没什么见不得人的。我享受着他们众星捧月般的吹捧，感觉自己这辈子的辛苦，在这一刻都值了。

那顿饭，在一种微妙而热烈的气氛中结束。我以为，这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插曲，就像往平静的湖里扔了颗小石子。可我不知道，这颗石子下面，连着的是一张早已撒开的大网。

02

第二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我就被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吵醒了。老年人觉少，但我通常会赖到六点半再起。这通电话，显然打乱了我的节奏。

我戴上老花镜，眯着眼看了看屏幕，上面跳动着“杜勇”两个字。是我那个开装修公司的亲侄子。

心里咯噔一下，这么早打电话，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喂，小勇啊，这么早有事？”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和。

电话那头传来杜勇略带沙哑和焦急的声音：“叔，是我。没打扰您休息吧？”

“没事，我也醒了。怎么了？”

“叔……”他拖长了音，似乎在酝酿着什么，“是这么个事儿。我……我公司最近出了点问题，接了个活儿，甲方那边款子押着不给，可我这边工人的工资和材料费都得垫。现在资金链断了，实在是周转不开了。”

我心里一沉，预感到了他接下来要说什么。

“叔，您看，您昨天不是说……您手头宽裕嘛。”他的声音压得更低了，带着一丝难以启齿的尴尬，“您能不能……先借我五万块钱周转一下？就三个月，等甲方款子一到，我立马还您！”

五万。

这个数字像一把小锤子，在我脑子里“当”地敲了一下。我跟老伴的全部积蓄，刨去日常开销和预备看病的钱，也就十来万。这一下子就要借走一半。

我沉默了。不是不想借，而是不能轻易借。杜勇这孩子，我知道，人不算坏，就是有点好高骛远，前两年行情好的时候挣了点钱，就换车买名牌，花钱大手大脚。现在行情不好，他这公司能不能撑下去，都是个未知数。这钱借出去，很可能就是肉包子打狗。

“小勇啊，”我斟酌着词句，“不是叔不帮你。你也知道，我跟你婶儿就那点死工资，现在是退休金。这钱，都是我们的养老钱、看病钱，动不了啊。”

“叔！我真是没办法了才找您的！”杜勇的声音急切起来，“您放心，我给您打借条，算利息都行！您就当帮我一把，不然我这公司真得倒了！到时候工人闹事，我……我都没法做人了！”

他的话里带着哭腔，听得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毕竟是自己的亲侄子，他父亲，也就是我大哥，走得早，这些年我也没少帮衬他。

可理智告诉我，不能心软。我叹了口气，硬着心肠说：“小勇，这样吧，我跟你婶儿商量一下。我们手头确实没那么多活钱。要不……我先给你凑个三五千，你先应应急？”

电话那头的杜勇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冷冷地说了一句：“三五千？叔，三五千能干什么？还不够我给一个工人发工资的。行了，我知道了。您当我没打这个电话吧。”

“嘟嘟嘟……”

电话被挂断了。我举着手机，愣在当场。清晨的阳光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来，我却觉得身上一阵发冷。

老伴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我身后，轻轻叹了口气：“我就知道。你昨天就不该说那个数。”

我把手机扔在床上，心里堵得慌，既有对侄子的失望，也有一丝对自己昨晚行为的懊悔。我揉了揉太阳穴，说：“一个电话而已，别想太多。”

然而，我太天真了。这，仅仅是个开始。

03

杜勇的电话像一个信号，拉开了一场借钱大戏的序幕。

第二个电话是在我吃早饭的时候打来的。是妻妹王丽霞。她的声音不像杜勇那样焦急，而是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亲热。

“姐夫，吃早饭了没啊？昨天喝了不少酒吧，身体还好吧？”她先是寒暄了一通，问长问短，关怀备至。

我心里已经有了警惕，一边喝着粥，一边含糊地应着。

“姐夫，是这么个事儿。”铺垫了足足五分钟，她终于进入了正题，“我们家那小子，你外甥，谈了个对象，准备年底结婚。可女方家要求，必须在城里全款买套房。唉，你说现在这房价，跟天一样高。我跟你姐夫俩，把家底都掏空了，还差十万块钱的缺口。愁得我几宿没睡着觉了。”

她说着，声音里带上了哭腔，开始诉苦，说自己如何不容易，养个儿子如何掏心掏肺。

我默默地听着，手里的馒头捏了又捏，最后成了一个面疙瘩。

“姐夫，你看，你跟我姐俩的日子过得那么好，一个月七千块钱的退休金，也花不完。能不能……先借我们十万？等我们以后缓过来了，或者把老家的房子卖了，肯定第一时间还你。我们可都是实在亲戚，你还能信不过我吗？”

十万。比杜勇的胃口还大。

我的火气“噌”地一下就上来了。买房是大事，差十万块钱，怎么可能等到昨天我说了退休金，今天才想起来找我借？这分明就是看我“有钱”，想来分一杯羹。

“丽霞，”我的声音冷了下来，“你开口就是十万，我哪有那么多钱？我跟你姐的钱，都是准备着养老看病的，一分都动不了。”

“哎呀，姐夫，话怎么能这么说呢？钱是死的，人是活的嘛。”王丽霞的语气变了，那股亲热劲儿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尖酸的刻薄，“你们俩身体那么好，能有什么病？再说了，不还有文轩嘛，他还能不管你们？我们这可是火烧眉毛的大事，关系到孩子一辈子的幸福。你当长辈的，就眼睁睁看着？”

“我……”我被她怼得说不出话来。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都说人一有钱就变脸，以前还觉得你这个当姐夫的厚道，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我算是看透了。”

说完，她“啪”地一声挂了电话，比杜勇挂得还干脆。

我气得把手里的面疙瘩狠狠摔在桌上。许佩兰走过来，拍着我的背，给我顺气。“别气了，为这种人生气，不值得。早就跟你说了，人心隔肚皮。”

我还没来得及喘口气，第三个电话又响了。这次是个陌生的号码，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

“喂，是杜建辉大哥吗？”一个有些谄媚的声音传来。

“我是，你是哪位？”

“哎呀，大哥，您贵人多忘事啊。我是赵强啊，您二姑家外孙的那个表弟，小时候我们还在一块儿玩过泥巴呢。”

赵强？我脑子里使劲搜索，才从记忆的角落里翻出这么一个模糊的影子。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几十年没联系了，他怎么会有我的电话？

“哦，想起来了。有事吗？”我的语气很冷淡。

“嘿嘿，是有点事想求大哥帮忙。”赵强搓着手的声音仿佛都从电话里传了过来，“我妈，就是您那个表侄媳妇，最近身体不好，查出来心脏有点问题，要做个搭桥手术。这手术费……唉，不是个小数目。我听家明哥（许家明）说，您现在条件好，退休金高。您看，能不能……支援个两三万？”

我彻底麻木了。从亲侄子，到妻妹，再到这个不知隔了多少层关系的“表弟”，他们像是商量好了一样，排着队来找我。而消息的源头，都指向了许家明。

我连拒绝的话都懒得说了，直接回了句“我没钱”，然后就挂了电话。

一上午，就在这接连不断的电话轰炸中过去了。我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像一尊石像。阳光很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可我的心，却像是掉进了冰窟窿，一点一点地往下沉。

02

中午饭我没吃几口，心里堵得像塞了一团棉花。老伴许佩兰看我脸色不好，也没多说什么，只是默默地把碗筷收拾了。

下午，我正准备躺下歇会儿，手机又响了。我像被蛇咬了一样，浑身一激灵。屏幕上跳动的，正是那个始作俑者——许家明。

我深吸一口气，按了接听键，开了免提。

“喂，姐夫！”许家明的声音一如既往地热情，仿佛昨天饭桌上的那一幕从未发生过。

“家明啊，有事？”我的声音干巴巴的，不带一丝感情。

“嘿嘿，没事就不能给姐夫打电话问个好啊？”他打了个哈哈，然后话锋一转，“姐夫，上午……杜勇和丽霞他们是不是给您打电话了？”

我冷哼一声：“你消息还挺灵通。”

“唉，姐夫，您别误会。”许家明急忙解释，“我昨天就是随口一问，谁知道他们当真了呢？我也是拦不住。不过话说回来，姐夫，您这日子确实是过得好，让人羡慕。不像我们，一天到晚为了点柴米油盐发愁。”

他开始诉苦，说自己儿子上大学花销大，老婆身体不好常年吃药，自己做点小生意又赔了钱，日子过得如何捉襟见肘。那套路，跟上午那几位如出一辙。

我静静地听着，心里已经不起任何波澜。我知道，他这长长的铺垫，最终会落到哪个点上。

果不其然，他说：“姐夫，你看，我也不跟您多要。我最近想换辆车，送货方便点，看中一辆二手的面包车，就差三万块钱。您能不能……先挪给我用用？我保证，年底前肯定还您。”

我笑了，是气笑的。我问他：“家明，我上午接了四个电话，加上你这个，是第五个。你们是不是建了个群，商量好怎么瓜分我这七千块钱退休金了？”

电话那头的许家明一时语塞，尴尬地笑了两声：“姐夫，您看您这话说的，我们哪能呢……就是大家手头都紧，知道您条件好，想请您帮衬一把。亲戚之间，不就该相互帮衬嘛。”

“帮衬？”我提高了音量，“你们这是帮衬吗？你们这是把我当成唐僧肉了！我这七千块钱，是大风刮来的吗？你们只看到这个数字，有没有想过这钱是怎么来的？”

我的情绪有些激动，许佩兰走过来，轻轻按住我的肩膀。

我没有理会，对着电话继续说：“家明，你给我听着。钱，我一分都不会借。你想知道我这钱是怎么来的，我现在就告诉你！”

我挂断电话，胸口剧烈地起伏着。许佩兰给我倒了杯水，担忧地看着我：“老杜，别气坏了身子。犯不着。”

我摆摆手，喝了口水，慢慢平静下来。我看着自己那双布满老茧和伤疤的手，几十年的岁月，仿佛都刻在了这双手上。那些冰冷的铁块，滚烫的油污，刺耳的噪音，日复一日的劳作，一幕幕在眼前闪过。

他们只看到了七千块钱的光鲜，却看不到这光鲜背后，我付出了什么。

05

我的退休金，确实比一般工人高出一截。但这多出来的部分，不是凭空掉下来的，而是我用半辈子的心血换来的。

我十七岁进厂，当的是钳工学徒。那时候的钳工，是技术工种里的“王牌”，讲究的是“一锉、二锯、三划线”，全凭一双手和一双眼。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为了练好基本功，我夏天穿着厚厚的工作服，在不通风的车间里一站就是一天，汗水顺着额头流进眼睛里，又涩又疼，也不敢抬手擦一下，生怕手一抖，锉刀下去，几百块钱的料就废了。

冬天，车间里没有暖气，铁制的工具摸上去像冰块一样，冻得手指头发麻。为了保持手感，我每天下班回家，都用热水泡手，然后用粗布使劲搓，把冻僵的关节搓活。那几年，我手上长的冻疮，就没好过，旧的结了痂，新的又冒出来。

别人下班了，喝酒打牌，我吃完饭就一头扎进厂里的资料室，啃那些比砖头还厚的机械制图和金属工艺学的书。很多字不认识，我就抱着一本新华字典，一个一个地查。图纸看不懂，我就缠着老师傅问，问到人家烦了，我就给师傅打水、扫地，用最笨的办法，换取别人点滴的指点。

三年学徒期满，我出师考评，拿了全厂第一。别人锉一个平面，光洁度能达到▽5就不错了，我能做到▽7，用标准平板往上一盖，能牢牢吸住，行话叫“水密”。就凭这手绝活，我成了车间里的技术骨干。

八十年代，厂里从德国引进了一台高精度镗床，宝贝得跟什么似的。可没用两年，一个关键的液压阀坏了。德国专家来看了，说要整个换掉，连工带料，得十几万马克，那时候的十几万马克，对厂子来说就是个天文数字。

厂长急得满嘴起泡，把我们几个技术尖子叫到一起开会，问谁有办法。大家看着那比手表内部还复杂的阀体，都直摇头。我当时年轻，胆子大，站起来说：“我试试。”

所有人都觉得我疯了。那阀体里的零件，比米粒还小，精度要求是“丝”级的，也就是百分之一毫米。没有图纸，没有专用工具，纯靠手工修复，无异于痴人说梦。

那半个月，我吃住都在车间里。我把那个液压阀小心翼翼地拆开，几百个小零件，我在纸上一个一个画下来，标上号。然后，我用放大镜观察每一个零件的磨损情况，分析故障原因。最后发现，是一个比针尖还细的油孔堵塞了，还有一个微型活塞磨损超差。

问题找到了，修复却难如登天。那个油孔，得用特制的钢针去通，力道大了，孔壁就花了；力道小了，堵塞物又清不掉。我屏住呼吸，凭着手上的感觉，一点一点地试。眼睛熬得通红，手腕累得像要断掉。

最难的是那个磨损的活塞。需要重新做一个，但厂里根本没有能加工这种精度的小机床。怎么办？只能靠我这双手。我找了一根合适的钢材，用小锉刀一点一点地锉，用最细的砂纸一遍一遍地磨。锉几下，就用千分尺量一下，再锉几下，再量。那几天，我感觉自己不是在加工零件，而是在雕琢一件艺术品。

半个月后，当我把修复好的液压阀重新装上，开机试车，机器发出了流畅悦耳的轰鸣声时，整个车间都沸腾了。德国专家后来再来厂里，听说了这件事，拿着放大镜看了我修复的那个活塞，震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对着我竖起了大拇指。

就因为这件事，我破格提了八级钳工，成了当时全厂最年轻的高级技工，每个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后来厂里搞技术评级，我又拿到了“首席技师”的称号。我这七千块钱的退休金，一多半都是这些津贴和荣誉换来的。

这笔钱里，有我熬过的无数个通宵，有我吸进肺里的铁屑粉尘，有我手指上永远愈合不了的伤疤，有我为了攻克一个技术难题而忽略了家庭的愧疚。

这哪里是退休金？这是我拿命换来的功勋章。他们凭什么，就因为一句“亲戚”，就想来分一杯羹？

06

傍晚，儿子杜文轩和儿媳孙雅琴下班回来了。一进门，就感觉到了家里的低气压。

“爸，妈，怎么了？一个个都拉着脸。”杜文轩放下公文包，问道。

许佩兰叹了口气，把白天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跟他说了。

杜文轩听完，眉头也皱了起来。他是个程序员，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思想比我们这代人要直接得多。

“这都什么事啊？”他显得有些不耐烦，“爸，您也是，跟他们说那么清楚干嘛？就说三千，谁还能跑去社保局查您的工资条不成？”

我闷声不响地抽着烟。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孙雅琴比较明事理，她给杜文轩使了个眼色，然后对我说，“爸，您别生气了。这事儿也好办，以后再有电话来，您就说钱都买理财了，取不出来。或者干脆就说没钱，他们还能抢不成？”

“是啊，爸。”杜文轩附和道，“跟这帮人，你不能讲道理，更不能讲面子。你越是好说话，他们越是蹬鼻子上脸。直接拒绝就完了，简单干脆。”

我弹了弹烟灰，看着儿子。他穿着得体的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说话的语气冷静而理性，像他写的那些代码一样，追求的是最优解和最高效率。我理解他的想法，也知道他说的是解决问题的最快途径。

可我心里，就是过不去那个坎。

“文轩，你不懂。”我缓缓开口，“这不是简单地拒绝就完事了。这些人，都是亲戚，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我要是真这么干了，以后这亲戚还怎么做？唾沫星子都能把咱们家淹死。他们会说我杜建辉有钱了，就六亲不认了。”

“做就做，不做拉倒！”杜文轩的火气也上来了，“为了这种虚名，就把自己的养老钱借出去？爸，您这是糊涂！他们跟您讲亲情了吗？他们要是真讲亲情，就不会在知道您退休金高之后，第二天就排着队打电话来借钱！他们看中的是您的钱，不是您的人！”

儿子的话，像一把尖刀，精准地扎在我心上最痛的地方。我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可知道是一回事，亲手斩断这些盘根错节几十年的关系，又是另一回事。我这一代人，活的就是个脸面，讲的就是个人情。

“爸，时代变了。”杜文轩的语气缓和了一些，他坐到我身边，“现在这个社会，亲兄弟都得明算账。您那套老观念，行不通了。您得先顾好自己和妈，我们做儿女的才能放心。至于那些亲戚，能处就处，不能处就不处，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看着儿子，他已经长大了，有了自己的处事原则和世界观。他的世界，清晰、明了，非黑即白。而我的世界，却是一片灰色地带，充满了人情世故的拉扯和妥协。

那一晚，我和儿子聊了很久。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但他的话，却像一颗石子，在我心里激起了千层浪。我开始反思，我坚守了一辈子的那些东西，那些所谓的“情面”和“规矩”，在现实面前，是不是真的那么不堪一击？

或许，我需要的不是简单的拒绝，而是一种更有力的回击。一种能让他们明白，我的钱，和我的尊严一样，不容侵犯。

07

第二天，我做了一个决定。我没有听从儿子的建议去一一回绝，也没有像个鸵鸟一样把头埋起来。我主动给许家明打了个电话。

“家明，你通知一下昨天给我打电话的几个人，杜勇、王丽霞、赵强……还有你自己。今天晚上，都到我家来一趟，我有话说。”我的语气平静，但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决。

许家明在电话那头愣了一下，随即答应下来，声音里透着一丝掩饰不住的兴奋。他大概以为，我这是想通了，要“开仓放粮”了。

晚上七点，几个人陆陆续续地来了。客厅里的小沙发，一下子坐得满满当登。他们脸上都带着一种既尴尬又期待的神情，像一群等着分食的狼。

许佩兰在厨房里忙活，端出水果和茶水，脸上的笑容有些勉强。杜文轩和孙雅琴则坐在角落里，冷眼旁观。

我等所有人都坐定了，才从里屋拿出一个木盒子，放在茶几上。

“啪嗒”一声，我打开了盒子。里面没有他们想象中的存折和现金，而是一堆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金属零件，还有几本封面已经泛黄的荣誉证书。

所有人都愣住了，面面相觑，不知道我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我拿起其中一个看起来像个小陀螺的零件，它在灯光下闪着幽暗的光泽。

“这是我三十年前，给厂里那台德国镗床配的活塞。”我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原装的坏了，德国人说修不了，只能换，要十几万马克。我花了半个月，用锉刀和砂纸，硬生生把它磨了出来。误差不超过半根头发丝。就因为这个，厂里奖励了我五千块钱，还让我破格提了高级技工。”

然后，我又拿起一本红色的证书。

“这是国务院发的特殊津贴证书。从九十年代开始，我每个月比别人多拿几十块钱。为什么？因为我解决了厂里几十个技术难题，为国家节省了上百万的外汇。”

我一件一件地拿起盒子里的东西，讲述它们背后的故事。那个为了抢修设备，三天三夜没合眼，累倒在车床旁的夜晚；那个为了攻克一个新材料的加工难题，手上被铁屑划得鲜血淋漓的下午；那个为了培养年轻徒弟，毫无保留地传授自己独门绝技的日日夜夜。

我的声音很平静，没有控诉，也没有抱怨，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客厅里鸦雀无声，只有我的声音在回荡。他们脸上的那种期待和贪婪，渐渐褪去，取而代 F之的，是一种复杂的神情，有惊讶，有羞愧，也有不解。

最后，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回盒子里，盖上盖子，目光扫过每一个人。

“你们都说，我一个月七千块钱的退休金，日子过得好。没错，是比你们好一点。但这七千块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每一分钱，都粘着我的汗，我的血，我熬过的夜，我受过的伤。这里面的每一块钱，都比你们想象的要重得多。”

我顿了顿，语气变得严厉起来：“这笔钱，是我和我老伴的养老钱，是我们的保命钱。你们张嘴就是三万、五万、十万。在你们眼里，这可能只是一个数字，但在我这里，这是我的半条命。”

“亲戚之间，相互帮衬，是应该的。谁家有难处，我杜建辉要是真有能力，绝不会袖手旁观。但帮衬，不等于理所当然地索取，更不等于打家劫舍！”

“钱，我没有。就算有，也不会借给你们这种，只看得到钱，看不到情分和别人背后辛苦的人。话，我就说到这里。你们，好自为之吧。”

说完，我站起身，走进了卧室，把一屋子的尴尬和沉默，都关在了门后。

08

那天晚上，那些亲戚是什么时候走的，我不知道。我只听到客厅里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然后是大门开关的轻响，最后，一切都归于了平静。

许佩兰走进来，坐在我床边，没说话，只是把她那双同样粗糙的手，放在了我的手上。她的手心很暖，那温度，仿佛一下子驱散了我心里的所有寒意。

“老杜，你做得对。”她轻声说。

我反手握住她的手，点了点头。那一刻，我觉得无比的踏实。我守住的，不仅仅是我的养老钱，更是我作为一个劳动者，一辈子坚守的尊严。

从那以后，那几个亲戚，果然很长一段时间都没再跟我们联系。路上遇见了，也只是尴尬地点点头，然后匆匆走开。我们家的电话，也终于清净了。

我跟老伴的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每天早上去公园遛弯，下午我摆弄我的那些花草和工具，她看看电视剧，织织毛衣。日子平淡，却也安宁。

一个周末的下午，我正在阳台上，用一块小油石，仔细地打磨一把用了几十年的老锉刀。阳光照在锉刀上，反射出细碎的光芒。

杜文轩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到了我身后。

“爸，您在干嘛呢？”

“磨锉刀。这东西，跟人一样，时间长了，棱角就钝了，得时常磨一磨，才能保持锋利。”我头也不抬地说。

他在我身边蹲下来，拿起我放在一旁的一个刚刚修复好的小台钳，仔细地端详着。那台钳是他小时候弄坏的，被我用边角料重新做了个摇把，又变得跟新的一样好用。

“爸，”他沉默了一会儿，忽然开口，“您那天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以前，我总觉得您那套东西过时了，觉得您固执。现在我才明白，有些东西，是不能用过时不过时来衡量的。”

我停下了手里的活，看着他。阳光下，他的眼神里，多了一些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东西，那是敬佩，是理解，也是一种传承。

“我虽然不会用这些工具，”他掂了掂手里的台钳，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但是，您教给了我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人，不管干什么，都得对得起自己的手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我笑了，眼角有些湿润。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你能明白这个道理，比我拿多少退休金都强。”

阳台上的那盆君子兰，不知何时，悄悄地抽出了一支花葶，顶端含着一个饱满的花苞。我知道，用不了多久，它就会绽放出最绚烂的花朵。就像我的生活，虽然经历了风雨，但最终，还是迎来了属于它的，最安稳的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