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城里的日本兵：每天去慰安所，就跟去领日常配给一样

1938年1月1日，侵华日军士兵新井淳在日记中简单记录了这么一句话：“从今天起开设慰安所，每人三十分钟，下士官费用一块五，士兵一块”。这页已经泛黄的《阵中日志》现在放置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展柜里。读起来就像是军营的采购单，和旁边摆放着罐头、绷带的军需清单的笔迹差不多。但是如果翻到同一本日记后面的几页，就能够看到更加刺眼的记录：有一天他领取完配给品之后，把“罐头”两个字划掉，改成了“朝鲜女”三个字。

活人被划分到军需体系里面这件事情是挺荒唐的，这就是慰安妇制度真实的情形。利济巷2号的“东云慰安所”曾经是比较热闹的。日本兵领取了当日的口粮之后，常常拿着军票拐进巷子里面。门口的木牌上写着“每人限时三十分钟”。编号从1到141的“慰安妇”就好像货架上的商品任由人挑选。有一个朝鲜籍的“慰安妇”叫做朴永心，她因为拒绝接待而被军刀刺穿了脖颈，中国的杂工偷偷地送她去就医才保住了性命。等到她伤越回来的时候，日军的会计在账本上记了一笔“设备维修费”——人的性命在这儿，还没有一把生锈的枪昂贵。

我认为，在这制度化残忍的背后存在着更为冷酷的算计。1937年12月28日，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上村利道的日记中写道：“审议通过设立南京慰安所的方案”。在前两周刚刚经历了南京大屠杀，国际舆论正在对日军的性暴力进行谴责。于是“慰安所”成为了一块遮羞布：要将强奸包装成“合法的服务”，并且还要控制性病的传染。但是实际的运作却使得暴行更加严重。就像研究者苏智良所说的：“这不是治安方面的措施，而是军事性的奴隶制度”。

但真正使得慰安所变得如同领取配给品那般平常的，是它在整个城市分布的密度。上海师范大学曾经进行过统计，单单提及南京，就有40多处能够查找到的慰安所。从繁华的夫子庙到偏僻的浦口，就连下关火车站旁边都有一个“华月楼”。老南京人所记得的是，常常能够看到醉醺醺的日本兵从“故乡楼”“浪花楼”晃悠着走出来，腰带还没有系紧就又钻到隔壁的酒铺里去了。

地理方面的这种渗透，比任何命令都更能麻痹人的本性。或许这样来看，军票制度是关键的推动因素。日军给士兵的“慰安券”印有菊花纹，和粮票、烟票的发放流程是一样的。有老兵回忆每周二军需官发放的时候总是喊“别弄混饭票和女人票”。这种刻意营造出的日常感，使得罪恶失去了应有的分量。

如同现在看到老照片里“皇军慰安所”的招牌，如果不仔细琢磨，还会觉得像个普通澡堂。有意思的是受害者的沉默情况。湖南岳阳的彭氏姐妹到2018年才公开身份。94岁的彭仁寿说自己14岁时被刺刀剖腹，好几十年都不敢看肚皮上的疤。她妹妹彭竹英更悲惨，9岁时因为日军细菌战失明，之后还被拖进慰安所。就像她女儿说的：“母亲把秘密带进坟墓，不是忘记了，是怕伤口被撒盐”。 但沉默不意味着痕迹没有了。

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进行修缮的时候，工人在墙缝之中抠出来一枚已经生锈的“百钱”硬币。硬币的正面黏附着半片干巴巴的樱花。也许这是某个日本兵匆忙塞给“慰安妇”的“小费”。这类物证比档案更让人内心感觉不太舒服。那为什么说“去慰安所好似领取配给品”？因为二者拥有同样的非人逻辑：用刺刀来开辟道路，用制度去进行粉饰，最终用日常来消除罪恶。

2003年，朴永心老人指认利济巷19号房间。她看着窗户观察了一会儿，然后说道：“这里根本就没有晒过太阳”。实际上不只是那间关着她的屋子见不到光线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