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偏爱中医的毛主席接见卫生部副部长：针灸能治癌瘤吗

“办了针灸学院吗？”这是握手后的第一句话，略显突兀，却直指他此行关注的核心。朱琏只得坦言，目前仅有针灸研究所，还谈不上学院。毛主席没批评，也没安慰，他只是继续追问课程、师资和学员背景，甚至边点手指边把数字默记下来。现场的人能感觉到，他已把一所学院的雏形在脑海里搭好框架。

对中医的兴趣并非心血来潮。早在1934年江西于都，他被疟疾折磨得神志恍惚，是草药才把他从高烧里拉了回来。痊愈那天，他指着主治医生打趣：“你就是华佗。”这句玩笑后来成了他提倡中医的注脚，同席战友常提起，足见印象之深。

进入新中国，医疗体系必须重建，西医是骨架，中医是血脉，缺一都难以成形。毛主席常说“针灸是中医里的精华之精华”，可行政体系对针灸研究犹豫不决，他看在眼里。1955年春，杭州刘庄散步时他曾告诉朱琏：“我可以当卫生部长，把这项工作做起来。”听似调侃，却给基层官员吃下一颗定心丸。

回到广州的傍晚，椰风微起，话题转到感冒。主席随手举了山东卫生厅副厅长刘惠民的方子，说自己昨晚连服两次，今晨便退了烧。“西医对感冒没招，中医一服药就灵，这是否说明理论得改？”他边说边看朱琏，后者只能点头。不得不说，这样的比较法在场许多西医出身的干部面前颇具冲击力。

对话忽然拐向苏联。原来莫斯科派来三位医生学针灸，仅三个月就敢临床操作，回国后专治三叉神经痛。毛主席追问教学步骤，听完后陷入短暂沉默，然后给出判断：“如果疟疾能用针灸治愈，同理，别的寄生虫病也该行得通。”语气平淡，却把研究思路一下子推向病原生存环境的大框架。

夜色降临，院灯亮起，他突然发问：“针灸能治癌瘤吗？过去治过没有？”这是整场谈话最尖锐的提问。朱琏不敢含糊，列举了两个农村病例，其中一例腋下肿瘤确实消散。“有名堂！”毛主席拍手，神情难得兴奋。随后他要求把病例材料汇总备案，理由很简单：理论必须建立在确证之上，否则就是空谈。

散步途中，他提到清代名医叶天士用梧桐落叶作药引，鲁迅曾质疑过这件事。“可叶天士把疾病和气候变化联系起来，这种思路至今先进。”他边说边弯腰捡起榕树叶，又像自言自语：“人云亦云最误事。”听者不禁暗自揣摩，这句话既针对盲目崇洋，也敲打保守派。

会谈结束已近子夜，书记员的记录本几乎翻掉半本。翌日清晨，朱琏把全部内容写入工作日志。她后来回忆：主席谈兴极浓，似乎任何医学细节都逃不过他的追问。从学院编制到具体穴位功效，每个问题都有清晰逻辑，绝非临时起意。

同年10月11日，中央批示两年内培养约两千名中西医结合高级医生，学习班迅速在各地铺开。行政命令背后，其实是19日那场谈话奠定的方向。政策吹风霎时转为东风，各大医院的西医骨干纷纷报名，人们眼见着针灸从“偏门技术”挤进主流课堂。

朱琏的《新针灸学》也因此迎来翻译高潮。1958年朝鲜出了朝文版，翌年苏联推出俄文版，随后越南等国跟进。外文版权谈判的电报搁在她桌上，她却更惦记国内刚挂牌的针灸学校：教材、床位、实习基地，一项都不能落下。她常说“岁月不等人”，在病榻上仍改书稿，理由只有一句：“主席说过，针灸要走出去，全世界都得用。”

纵观1958年的这一幕幕，毛主席对针灸的兴趣表面看是个人偏好，实质上关乎国家医改路径的抉择。中医与西医并轨，不靠口号，靠的是可验证的临床数据和可复制的教学体系。广州那场院子里的夜谈，没有豪言壮语，却点燃了针灸系统化发展的引线，后来的每一步政策，几乎都能在那晚的问答里找到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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