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曾国藩的工资，就知道晚清有多腐败了，不亡国才怪！

道光二十八年的冬天，曾国藩刚刚升任内阁学士，他在给家里的书信中写道：“京城的账目快要达到一千了，回家的路费又得几百，凑钱办事很困难”。身为堂堂副部级的官员，竟然凑不够回湖南老家的路费。这在如今简直不敢想象，但晚清官场的生态，就是由众多“曾国藩的穷”堆积成不良的根基。

曾国藩所处的状况是贫穷的，这得从清朝时期较低的薪资制度来说起。他刚刚进京担任翰林院检讨一职的时候，一年的俸禄仅有125两白银。按照大米的购买力来计算的话，大概相当于现在每个月2080元。但是要是租一个像样的四合院，一年得花费160两。他的工资全部花掉都不够，还欠房东35两。另外还有更为要命的官场方面的应酬。

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随同他人花费了70多两，自己请客又花费了40多两，加在一起比他全年的工资还要多。这么来看当官好像成了赔本的事情。可真正戳穿晚清问题的，是低工资导致的“合规性腐败”。地方官给京官送“冰敬”“炭敬”，说是夏天买冰、冬天买炭的补贴，实际上就是公开的行贿行为。连皇帝都默认了这一潜规则，康熙对河南巡抚鹿祐说：“所谓的廉吏，也不是一分钱都不拿，如果一点好处都没有，那当官的日常的用度，还有家人、手下的人怎么生活？”最高统治者亲自为灰色收入打开方便之门，腐败就成了制度性的弊病了。我认为曾国藩的挣扎很耐人寻味。这位理学家在日记里写道，白天听说同僚收受了大笔“别敬”，晚上做梦都羡慕得流口水，醒了就痛骂自己“好利之心都表现在梦里了”。

有一次他想要通过给祖父举办寿宴来收取礼金以渡过难关，可马上又觉得羞愧，骂自己“太低俗”！道德方面的严格要求和生存方面压力的拉扯，比很多反腐的宣言还要真实。毕竟像他那样“学着去当圣人”的，在十里的官场上很难找到一个。等到曾国藩当上两江总督的时候，一年的收入一下子达到养廉银一万八千两，可是腐败的网络已经编织得更加紧密了。他前任们收取的“规费”一年平均是十八万两，曾国藩偏偏反着来：鲍超赠送十六包珍宝，他只留下一个小帽子；容闳送礼的时候，他先让自己的儿子评估“价值二十两银子以内才收取”

但是这种自我约束在大的环境当中是太没有作用了。之后在报销军费时，户部办理事务的人直接索要四十万两“部费”，这相当于报销总额的1.3%。也许可以这样去想，晚清时期的腐败就好像长了瘤子一样，低薪制度就是最初溃烂的地方。雍正帝曾经使用过“养廉银”想要进行补救，可是到了乾隆朝物价上涨得很厉害，规定的补贴根本起不到作用。更加滑稽的是，朝廷一方面说着“永不加赋”，另一方面却大肆进行卖官的事情。道光帝还叹息着说：“我最不放心的是很多捐钱来当官的人，他们没有读过多少书，只想着去赚钱……可是没有办法，经费没有地方获取！”就连皇帝都知道制度存在问题，却宁愿看着贪官卖官，也不敢去触动税收的根本。

曾国藩在晚年领悟到了一些门道。他建立“小金库”来收取海关的公费，表面上是为了在官场上进行打点，还叮嘱自己的儿子“散财最忌有名声”。这种内清外浊的生存智慧，难道不就是对畸形官场的妥协？他穿着打皱的官服去会见戈登，他的女眷在总督府里纺线制作鞋子，而北京城的庆亲王正在用贪污来的银子给格格置办嫁妆。两相比较大清国的棺材板早被蛀空了。再看曾国藩的贫穷，早就不是个人品德的事情了，而是王朝财政走向死亡的倒计时。当合法的收入无法支撑体制的运转时，腐败就成了默认的润滑剂。此等于是逼迫官员们左手读圣贤书，右手捞取黑心钱财。

如同道光那个时候老百姓所讽刺的情况那样：“三年担任一回清知府，能够捞取十万雪花银”。清官都能够捞取这么多，那么其他的人又会是如何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