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国军军长黄憔松在南京被枪决，行刑前却高呼：毛主席万岁

1949年深秋的一天，南京莫愁湖畔飘着冷雨，一位中年妇人撑伞立在新起的墓碑前，碑面只刻四个字：黄樵松墓。路人不解，低声询问守陵工，“这里埋的是谁？”守陵工叹了口气：“抗日名将，也是起义烈士。”这一幕为整段往事留下一抹灰色背景。

黄樵松生于1901年河南开封，家境清寒。17岁时，他拎着一只旧布包参加冯玉祥部，当了卫队兵。冯玉祥喜欢勤学的青年，把他提拔为连长。两年后，直奉大战爆发，国共北伐大潮翻滚，黄樵松随部辗转，最终被蒋介石收编进二十六路军。有人说那是时代洪流，把人推到从军的轨道上，停都停不住。

“黄连长，枪毙西瓜大盗的事你怎么看？”同僚曾半开玩笑问他。黄樵松只回了六个字：“军人守的是规矩。”这句话后来被战友拿来评价他的军旅操守：硬，直，不拐弯。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26军仓促北上。79旅旅长黄樵松在火车上给妻子写下最后一页家书，纸面有血迹，字迹杂乱：’此行凶多吉少，望汝自强。’到达娘子关，他让士兵把行李全部烧掉，“轻装冲锋，不留后路。”关口鏖战十余昼夜，旅部换了三处阵地，黄樵松右臂负伤仍端枪指挥。日军冲进指挥所的瞬间，他在地图上画下最后一道红线，意即：再退便无中国。台儿庄会战中，他又带着残部扑进街巷肉搏，留下“大刀兵团”的称号。抗战八年，他的番号屡改，脖子上那条旧围巾却一直没换——据说是妻子缝的。

日本投降，本以为硝烟散尽，黄樵松却被调往渭南整编三十师任副师长。国共摩擦日重，他的眉头也越来越紧。军中流传一句话：“黄副师长睡觉都吵着说‘别打内战’。”厌战情绪在他心中生根。有人劝他升迁在即，何必多想？黄樵松摆摆手：“老百姓要过活，咱们不能再让他们流血。”

蒋介石催促胡宗南增援太原，胡宗南点名整编三十师空运北上。那年7月的西安闷热，他装病住进渭南西关诊所。胡宗南连发手谕，言辞凌厉。三催之后，黄樵松无奈登机，一边咳嗽，一边对随行军医说：“命里躲不掉，就看老天安排。”当飞机落在太原草坪机场，阎锡山早已布好防御圈，三十师的处境一夜逆转——外有解放军，内有山西军阀的猜忌。

就在此时，高树勋托人送来一封薄信，寥寥十余字：“兄长，民心已决，勿误时机。”黄樵松握信沉思十几分钟，突然起身，把参谋部叫到营房，用极低的声调说：“想活命，就别再替蒋介石拼。”这句话就算口号，也只传到极少数人耳中，他计划在城西南一带突围向解放军递交起义信号。

遗憾的是，结拜兄弟戴炳南撕碎了这番打算。8月末的一个晚上，戴炳南带着“军事讨论”名义邀黄樵松赴会，阎锡山警卫将他架出会场，随后连夜押往南京。戴炳南得了阎府奖赏，却被同僚视为“反骨雄”。据说后来他在茶馆被人掀桌痛骂，“卖兄求荣”。

南京中统机关很快介入。蒋介石批示：“速审速决。”特别法庭里灯光惨白，审判长余汉谋问：“何以勾结共匪？”黄樵松面色平静：“我要救命？不，我要救兵，救民。”陪审席一片哗然。王震宇被带上时已遍体鳞伤，他只说：“请给子弹留点钱，别再炸我家乡的桥。”法庭记录员偷偷抹眼泪，这一幕却没进官方公告。

11月19日清晨，南京小雨，法庭草草宣判死刑。黄樵松拒绝签字。他要求见妻子王怡芳，被驳回。当晚，他在牢房用指甲划墙，留下四个歪斜汉字：人民万岁。狱卒问他想喝什么，他说：“清水就行，剩下的留给孩子们。”

11月27日拂晓，江东门外刑场冷雾弥漫，三名囚车依次停在泥地。行刑军官读完最后的手令，准备蒙眼，黄樵松摆手：“不用遮。”随即高呼：“毛主席万岁！”声音干脆，回声撞在围墙。枪声随后爆裂。旁观者称，他的身子只是微微一晃，毫不躲闪。

王怡芳变卖首饰，连夜买通狱卒，把三口棺木运往莫愁湖畔，立碑埋葬。她在碑背刻下小字：“夫志未竟，愿后人继之。”彼时南京人心惶惶，很少有人敢去凭吊。年迈船夫划过湖面，只远远点头：“好汉归去矣。”

1950年，政务院将黄樵松追认为革命烈士。30年后，山西省委、省军区将其遗骨迁往太原烈士陵园。薄一波写挽联：“弃暗投明，虽死不泯；躬行正义，永存人心。”程子华致辞时停顿数秒才开口：“黄军长算不上我党的将领，却是人民的战士。”

黄樵松死时不足五十岁。他为何高呼“毛主席万岁”？答案并不复杂：厌倦内战，认同人民立场，对共产党治国有信心。那一声呼喊不是口号，而是他对未来政权的选择。有人说他走得悲壮，也有人说他太迟疑，但他的确用生命踩碎了旧路。

多年过去，莫愁湖边的旧木牌已换成花岗岩，游客更多。碑前常放着朵朵白菊，来者不语，只静立片刻。黄樵松的名字不在一般教材，却在不少老兵口中流传——他们说，这人硬气，死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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