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同事请假去游泳，几年前的我年假都不能休

（法国马赛工作日傍晚看日落的情侣 摄影：大隐）

上一篇《芳华叫魂》之后，来了很多新朋友。

本来想用那篇文章作为 2025 年收官，但现在已经看不了了。趁在机场有空，我把之前挖的坑填上，继续聊欧洲职场文化。

本文是系列的第二篇：讲欧洲工作的休假与时间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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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例先讲个故事吧。

我们部门每周二下午有例会，按欧洲中部时间 14:00–15:00，理论上不管人在哪里都要上线。但有几次，同事 Elka 不在。主管会在会前说明缺席原因：谁生病、谁休假。轮到 Elka 时，他会很自然地说一句：

“她早上请假了，下午要去游泳。”

我刚入职时非常不适应：例会是固定安排，怎么能为了游泳临时请假？为什么她休假一点都不觉得羞耻呢？但让我更意外的是，桌上十来个人都很淡定，没有人觉得“不正常”。

后来才知道，她去的游泳池只在天气特别好、气温30度以上才开放，而且开放时段正好是工作日白天。她想去的话只能请假。

这个故事并不是说“欧洲都这样”。而是一个现象：在很多欧洲公司里，“工作安排”与“个人生活”之间的边界，比我过去熟悉的国内环境更清晰一些；而且这种边界往往被视为正当、可谈判、可制度化的东西，而不是“能不能吃苦、能不能克服”的道德或者态度问题。

我是后来和同事聊起自己在国内的年假只有5天（金融央企入职10年内），同事脱口而出：“But you are not animals!（你们也不是牲口啊）”——这句话当然带情绪，但也直接反映了他们对“带薪休假是基本安排”的直觉。

很多人可能听过“欧洲假期很长”，这种假期一般是法定带薪年假+集体协议或者公司额外福利的结果。在德国，法定最低年假是20个工作日，一般25天带薪年假算正常，有的公司或者工会比较强或者福利比较好，可以额外多给10天，还有福利更好的企业甚至允许年假外员工在世界任何地方远程办公一个月。

所以，这是不是可以说，中国人勤奋，德国人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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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初到欧洲的亚洲人，最先感受到的“文化冲击”往往不是语言，而是时间观念。

当习惯了便利店24小时的灯火通明，习惯了“当日达”“闪送”的极速响应，会对德国这些欧洲国家感到一种生理上的不适：周日街道空旷，超市大门紧闭；施工全停，市内不允许大车出入；扔空玻璃瓶都在特定时段，以免噪音扰民。

刚才这种景象在崇尚勤奋与效率的东亚视角下，确实很容易被解读为“懒”或“有钱不赚”的蠢。

我一直都很不喜欢二分法或者用一个词形容一种现象，更何况这种现象取决于岗位替代性、团队交付节奏、管理者风格、工会覆盖率、劳动法执行强度、绩效评估机制、文化传承、历史渊源、现代化发展程度等多种因素的时候。

把“欧洲人休假多/亚洲人休假少”就简化成“欧洲人懒/亚洲人勤奋”，都太粗糙，只适合头脑简单加不进去第三个概念的人理解。

真的有人会觉得，作为最早承载工业革命成果、创造现代文明制度、拥有一群伟大思想家的一批国家，这样的土壤里发展出来的一种生活方式，只是为了让另一种还没有完全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人觉得“蠢”吗？对方辩友何来的自信与乐观呢？

如果真的透过表层的生活习惯，深入到所谓“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演进的脉络里去看这种现象，就会发现：这种“强制的休息”并不是前现代的余毒或者单纯的懒惰，恰恰相反，这是一种现代性设计，是直面一个文明社会必须要面对且形成解决方案的课题：社会应当如何处置人类最原始的动力——欲望。

直白一点，如何面对人类的欲望，是当今世界所谓制度、意识形态等等分野的根本原因。如果你没有耐心看完这篇文章，记住这句话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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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欧洲人为何能心安理得地关门休息休假，首先需要回到资本主义的原点，去看看“赚钱”这件事是怎么成为一个“合法合理”的共识的。

在中世纪的宗教叙事中，贪婪被视为毁灭性的原罪。教廷需要通过教徒的捐赠获得财富，以巩固其地位。因此，必须从底层逻辑上宣传“欲望有罪”。但随着以法国为中心的启蒙运动兴起，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被根本性地改写了。启蒙思想家们确立了理性和批判性思维的至高地位，鼓励人们用理性而非盲目的信仰来审视世界。这种对“理性”的推崇，为商业的合法化打开了大门。

伏尔泰在《哲学通信》里描述了伦敦交易所：在那儿，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像同一种教派的信徒一样从容交易，他们只把那些破产的人看作是不信神的人。在伏尔泰眼中，商业活动让不同信仰的人放下了宗教狂热（激情），转而追求共同的财富（利益）。这种基于理性的共识，正是启蒙运动的核心贡献。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赫希曼在《欲望与利益》中描述了一种改变：思想家们不再试图用神学去压抑人性，而是试图用利益这一理性的动力，去驯化那些狂暴的、不可预测的激情。这种转变与启蒙时代的政治理想紧密相连：

洛克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打破了君权神授的迷信；“天赋人权”的观念，让个人拥有了私有财产的法理基础。

然后是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留下那句著名论断：“哪里有善良的风俗，哪里就有商业；哪里有商业，哪里就有善良的风俗”。

在孟德斯鸠看来，商业不仅仅是交换货物，它还是启蒙精神在日常生活中的操演。商业会要求人遵守契约、守时、诚信、克制冲动。

用白话说就是，孟德斯鸠认为，嘴上跟你说一百遍你要诚信都没有用，只要因为不诚信导致市场上没有人再跟他做生意的时候，他自然会学会诚信。在市场中，人们会自发维护这种市场的秩序并“生长”出适合市场秩序的业态、能力、规范。

说白了，资本主义起初之所以被认为是件好事，就是因为它能把“野蛮人”变成“生意人”。你想，一个整天埋头算账、只想搞钱的人，肯定比一个整天想着打仗、杀伐决断的君主要安全得多。在当年的启蒙思想家眼里，这种从“动刀”到“动脑”的转变，就叫“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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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内容比较学术和理论一些，要掉一些书袋，不想看的朋友略过就好）

当然，故事不可能一直这么理想，“商业能够带来和平”的美好愿景，终究还是要面对现实。

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一种新危机出现了。正如后来邓宁描述的：“资本害怕没有利润，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可这里的资本，说的真的只是“资本”吗？）

这种对利润的极致追逐，让孟德斯鸠期待的“温和”荡然无存。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新教伦理将世俗的工作神圣化为“天职”，这种伦理虽然创造了惊人的财富，但也构建了一个“理性的铁笼”。在这个铁笼里，效率成为了最高的上帝，人有可能从“暴力的野兽”异化为“冰冷的机器零件”。（这也就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讲的：劳动不再是工人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是被迫的、外在的。劳动成为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而不是生命本身的需要。）

也是为了应对这种危机，欧洲现代社会开始对韦伯的预言进行漫长修正。这种修正不仅发生在德国，后来的现代化国家基本都必须面对这个问题，甚至可以说，这就是一次考试，考题就是：

效率和欲望面前，人该怎么办。

虽然人们常说“欧洲欧洲”，但欧洲的不同国家选择的最终还是不同的道路。

（在此抛砖引玉，仅仅提供一些名词，具体内容比较敏感，不方便写出来，有兴趣的读者自己再去研究就好）

比如德国道路被称作莱茵模式（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是奥尔多自由主义（弗莱堡学派）、社会民zhu主义和ji du教民zhu主义的结合，在发展过程中还吸收了凯恩斯主义和北欧国家（社会min zhu主义）的一些政策思路；

英国跟美国类似，走的是“盎格鲁萨克逊”模式，源头是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和供给学派的一些思想。

北欧（瑞典、挪威、芬兰、冰岛、丹麦）国家是社会min zhu 主义、工人yun动和合作主义的结合，对再分配这一块做得相当好。

法国的话处在北欧和德国道路中间吧，就不单说了。

总之，各个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都通过与各自文化和历史相符的方式，寻找到了解题的方法。比如德国通过强大的工会将“休息权”上升为宪法高度，法国率先在劳动法中引入了“断联权”（Le droit à la déconnexion），规定员工在下班后有权不回复工作邮件或信息。这是现代社会对“韦伯铁笼”最直接的反击——

人是可以休息、或者没有效率的。

如果说早期资本主义是用“利益”驯化了“激情”，那么后来欧洲社会则是用“社会契约”驯化了“利益”。它承认市场的力量，但拒绝让市场成为生活的全部。它认为：人不能仅仅作为“劳动力”存在，还必须作为拥有闲暇、情感和尊严的“人”而存在。

当然，这条路不是天上掉馅饼就得到的，这是几代人用常识、理性和逻辑的积淀，慢慢淌出来的。

5

反观亚洲地区，拥有比德国更极致的韦伯式“勤勉”，却缺失了思想层面的锚点。

首先，西方社会的休息权，最初源于上帝的律令（安息日）。即便在世俗化后，这种“神圣的界限感”依然保留在文化基因里——工作再重要，也不能逾越上帝划定的时间。进入现代社会后，劳动法、工会与福利国家把“休息”逐渐变成可执行的制度安排。

而在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社会，成本结构与竞争机制更硬，很多人会把东亚的“卷”解释为文化：吃苦、上进、把现世成就当意义来源。人生的意义往往被锚定在“现世成就”上（光宗耀祖、阶层跃升）。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成为最高道德准则时，“休息”就失去了合法性，甚至被等同于一种罪恶的“懒惰”。

其次，许多亚洲国家在引入市场经济时，完美地继承了韦伯所描述的科层制与效率至上，却剥离了背后的意义。人们接受了赫希曼所说的“利益驱动”，但这种利益追求并没有让人们变得从容温和，反而因为资源的人均匮乏和作为后发国家的赶超心态，演变成了一种全员参与的“零和博弈”。机会稀缺时，人更容易把时间当作唯一可投入的筹码。

于是，就看到了一种吊诡的错位：

欲望并没有被利益驯化，反而被极度的竞争放大了。

而更错位的是，一方面，社会价值评判上要成为“人上人”；另一方面，又批驳物质财富不应当成为追求，应当有“理想”。例子大家应该都很容易能想到，比如显而易见的，韩国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考公现象，资源有限，物质财富的来源并非由于市场自发调节，同时资源集中在一部分财阀手里，再分配非常困难，想要成为“人上人”，途径和结果都极其单一。而资源金字塔顶层的那一部分人，能够繁衍的数量毕竟有限，于是自然而然的，没有成为“人上人”的普通人就选择了拒绝生育以对抗这种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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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每条路都有自己的代价。

德国模式的代价是高昂的社会运行成本、并不便利的生活体验以及有时令人抓狂的低效率。那种“静止”，是由高税收和强大的社会存量财富支撑的。这几年在德国的朋友都有一种普遍感受：“反正钱么，是赚不到的，但至少时间么，是自己的。”

亚洲模式的优势在于惊人的爆发力与响应速度。正是这种“停不下来”，让数亿人在短短几十年内摆脱了贫困，享受了前所未有的物质丰富。

对于这种东西方的巨大时差，肯定有人会反驳说：

“欧洲人现在之所以能休息，是因为他们已经发达了，那是富人的特权；而亚洲国家还在爬坡过坎，如果学他们当‘懒汉’，怎么可能追得上？”

我过去听过不少这样的言论，未来相信也还有不少。再强调一遍，我希望我的读者都不是那种把“欧洲人休假多/亚洲人休假少”就简化成“欧洲人懒/亚洲人勤奋”的人，也不是那种听到“福利国家”就说是“发钱”，听到“发钱”就说“大家都发等于没发”的人。逻辑从来不是线性的因果，A等于B，因为A所以B，持这种观点的人只能说明二维的的生物永远无法理解三维度世界。

这种观点预设了一个前提：人的尊严和权利是经济发展的“副产品”，只有当金字塔尖的财富积累到足够高时，底层的休息权才会被“恩赐”下来。这就是一种特别典型的“线性发展观”，也是必须警惕的思维陷阱。

这个逻辑最大的问题是：手段被当成了目的。经济发展是手段，让人们生活得更好才是目的。如果为了“发展”而牺牲几代人的健康和幸福，这样的发展到底是为了谁？

回顾欧洲历史，19世纪末德国工人在争取“三八工作制”时，物质条件远不如今天的许多新兴经济体优越；当年法国人争取休假权时，国家也正面临严峻的战后重建。权利从来不是GDP增长后自动掉落下来的，而本身就是文明社会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必须坚守的底线。

更可怕的是，这种“先苦后甜”的逻辑往往会演变成一个没有终点的“延迟满足”。如果将休息视为阻碍发展的绊脚石，那么即便有一天真的“发展完成了”，这种惯性依然会把人困在韦伯的铁笼里。看看那些人均GDP已经极高、但过劳自杀率依然居高不下的东亚邻国：如果不从制度和文化上给利益套上笼头，它永远不会觉得自己已经吃饱了。

换句话说，一个现代化的文明国家，正是因为保障了人的权利和尊严，所以才有了经济发展的土壤和基础，才能可持续地壮大而被称为现代化国家；而不是先发展了经济，再去想办法弥补人的尊严。

这才是赫希曼和孟德斯鸠在数百年前所期望的图景：资本主义应当通向一个更温和、更自由的世界，而不是一个更疲惫的世界。如果一种现代化模式要求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彻底牺牲当下的生活，去献祭给一个宏大的未来，那么这种模式在伦理上就是值得怀疑的。

努力建设现代文明，不是为了证明比别人更会“吃苦”，而是为了证明有能力创造一种更值得过的生活。

所以欧洲人为什么休假不羞耻？

因为他们明白，休假和工作一样，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一个人理直气壮地拥有生活，并不羞耻。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