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民安：很多人有误解，认为福柯属于后现代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福柯总是和“后现代”“解构”联系在一起的。然而近日，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民安在北大博雅讲坛中指出，这其实是一种想当然的误读。

今天，我们依然生活在现代性所塑造的世界中，理性、自由、平等，这些看似习以为常的观念，都来自启蒙传统。

汪民安×李洋：思想如何塑造现代社会——汪民安《西方现代思想十三讲》新书分享。

读懂这条思想的延长线，才能真正理解我们当下的社会，以及自身所处的位置。这场对谈围绕现代西方思想的核心脉络展开，以下内容为现场实录节选。本次活动还特别邀请到了北大艺术学院的李洋教授。

汪民安老师新作，这是一张思想地图，更是一把解读现代社会的钥匙。

壹

思想之源：

启蒙如何奠定现代精神

启蒙不是起点，而是其“成熟形式”

启蒙与文艺复兴、理性主义有连续性，但也带来了重大断裂——质疑神权、王权与知识权威，孕育了民主制度和个人主体性。

问：汪老师，您讲西方现代思想，为何要从“启蒙”这个关键词讲起？

汪民安：启蒙作为现代思想的一个高峰，是一个较为笼统的概念。启蒙和现代密切相关，人们常常说启蒙现代性。要谈启蒙，首先要明确“现代”的含义。“现代”这个概念含义非常丰富，每个人对现代的理解不一样，大多数人首先将它看作一个历史时期。当然也有人不这么认为，比如福柯就觉得不能简单将“现代”视为历史中的某一个时段，不能说现代之前有一个前现代、现代之后就是后现代。但通常而言，西方的现代时期大概是从16世纪到20世纪这几百年的历史时段。具体地说，就是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历史时期。

但这个现代时期应该分为几个关键节点，都与重大历史事件或观念变革相关。比如，有所谓的早期现代或现代的开端，有人认为这个开端指的是16世纪的文艺复兴，也有人认为是16世纪的新教改革；到17世纪，主要是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占据了主导。而一般意义上的启蒙时代，人们通常认为是从18世纪开始的，尤其是18世纪中晚期是启蒙的高峰时代，这个时代也可以说是从早期现代进入到成熟现代。如果有一个狭义的现代涵义，一般指的是启蒙时期。

启蒙导致最直接的重大事件是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的颠覆是全盘性的，可以说它将欧洲的历史和思想一刀两断。这是现代社会的奠定。法国大革命及其传播的思想影响旷日持久，围绕启蒙的争论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在西方，保守派越来越活跃，他们在今天的最大的靶子就是启蒙。一批在硅谷的针对启蒙的所谓黑暗启蒙思想者非常活跃，他们正在努力颠倒和埋葬启蒙观点。当然，批判启蒙的传统伴随着启蒙的推进一直源源不断，晚近最有影响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的一批诸如法兰克福学派和后结构主义这样的不同的左翼激进批评者。当然他们的角度不同，也和今天的保守派完全不同。也就是说，启蒙有来自左右两边的批评，今天主要的批评来自右翼。

启蒙运动最著名油画：《气泵里的小鸟实验》

现藏于英国伦敦国家美术馆

这也是我在这本书中从启蒙讲起的原因，启蒙在今天仍旧是思想争论的焦点。启蒙在18世纪意味着历史的断裂。尽管15、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17世纪的理性主义都对18世纪的启蒙思想产生过影响，类似自由、平等这样的最核心思想还是启蒙思想确定的。

现代社会的许多核心价值观皆源自启蒙

平等、自由、博爱、民主、公民权利等观念的形成，标志着“古典向现代”的精神大迁徙。

问：是否可以说启蒙运动开启了一个和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的时代相断裂的新时代？

汪民安：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等人，对基督教进行了全面的攻击。从文艺复兴开始，基督教的统治性开始动摇。如果说，基督教有上帝，教会和信众这三个不可或缺的要素的话，文艺复兴开始动摇信众的原罪观，宗教改革动摇教会的权威，但是，最后的最权威的上帝则是从启蒙时期开始受到质疑的。

启蒙时期就开始了上帝之死，尼采则是后来者，尼采自己也说了，上帝有各种各样的死法，他宣告的上帝之死不同于启蒙时期的上帝之死。当然，启蒙不仅史无前例地攻击了上帝，还攻击了王权，也就是古典时期的两大不可动摇的权威，它甚至还攻击了一切未经检验的知识权威——这正是它的特殊之处，也就是康德说的欧洲人的成熟，欧洲人正是因为不信权威只相信自己的理性才变成熟的，这才是所谓的现代人，现代人就是康德说的成熟的人，成熟就意味着不迷信。

也正是这样从对权威的迷信中解放出来，现代人才产生了自由的概念，所谓自由就是不再受制于权威的束缚。如果不承认权威，那当然也意味着人们都是平等的。同样，如果不再将激情限制在对上帝之爱上，那么，当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爱，就是所谓的博爱。可见，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些最著名的启蒙教义，都是在针对古典时期的权威和偶像的斗争中得以产生的。启蒙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场思想战争。

欧仁·德拉克罗瓦：《自由引导人民》

现藏于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

法国仍是启蒙传统的延续者

包括右翼的“包容移民”观念，都可溯源于启蒙精神中的普遍平等与“好客”精神。

问：李洋老师在法国留学多年，您觉得今天的法国人，与启蒙传统之间还保有哪些联系？

李洋：法国是启蒙思想重镇，今天的法国人依然活在启蒙所倡导的价值观中，法兰西共和国的基本价值观还是受启蒙传统影响。最近这十年，法国社会受到全球化影响兴起的社会运动浪潮当中，法国知识分子还认为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可以化解当前社会危机。

20世纪法国思想一直没有断过，它不是一个历史的写法，而是不断地沿着某些话题和思想的线索，让福柯这些人在相似的话题中不断对话。法国思想影响非常大，像萨特对自由的推崇，福柯对人的问题的追问、对规训和制度的讨论。这是非常重要的线索。过去大家好像没有把工具理性、科学观念和这个线索联系起来。

法国20世纪当代思想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就是解构。它其实就是对知识权威的拒绝，这延续到后来。这属于启蒙的部分，拒绝接受知识真理权威，跟德里达做的事情有很多相似之处，可以理解为我们依然活在启蒙的影响下。

从启蒙运动到存在主义的代表哲学家

汪民安：很多人认为福柯属于后现代——后现代到底是什么本身就莫衷一是，福柯本人几乎没有提及这个概念。与其说福柯这批人是后现代思想，不如说他们是后结构主义一代。法国的后结构主义对启蒙是有批判的，他们对启蒙的批判主要是从理性的角度出发的，启蒙过度推崇理性，以至于理性走向了它的反面，对福柯，德里达和德勒兹这一代人而言，不仅理性导致了现代社会的僵化一面，甚至整个欧洲的形而上学传统都有压制的潜能。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将批评的靶子进一步地延伸到柏拉图主义，按照尼采的说法，苏格拉底-柏拉图是理性的源头，理性在欧洲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

所谓的后结构主义或者解构，并不是人们简单地想象的那样要虚无主义地摧毁一切——太多的人在没有具体阅读的基础上做了这样的判定。恰恰相反，后结构主义批评理性正是出于一种伦理上的选择，他们揭露形而上学或理性的神秘霸权，是为了释放出另一种可能的伦理选择。如果真的读过福柯和德里达的话，就能感受到他们著作中强烈的责任意识，不仅在著作中甚至在现实中，他们都有强烈的介入性和批判性。

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并没有脱离启蒙精神，甚至可以说他们是启蒙的后裔。所谓的启蒙不就是让人们要大胆地质疑一切吗？启蒙自身的思想不也是可以质疑的吗？福柯，德里达和德勒兹在保持批判的意义上是启蒙主义者，只不过是他们批判的对象包括启蒙的部分观点，当然，他们也捍卫启蒙的部分观点。这大概是后结构主义者和启蒙思想的复杂关系。

贰

理性的双刃剑：

启蒙辩证法与现代性的陷阱

理性既解放人，也束缚人

从宗教神权中解放出来的人类，却被置入韦伯所谓“理性的铁笼”——一个高效却压抑的秩序化社会体系中。

问：从历史的角度，启蒙作为一种理想是非常好的，是有很多亮色的东西的。启蒙理想或启蒙理性，给西方现代社会带来了哪些遗产或后果呢？

汪民安：启蒙带来了很多很明显的积极遗产，比如现代民主制度，工业技术的发展等等，这些都与启蒙推崇理性密切相关。启蒙主义者也是理性至上主义者。理性是启蒙的核心底色和内在脉络。但是，过度推崇理性也产生了负面后果，理性成为至高无上的标准，并被运用到各种社会生活中，甚至成为整个社会的组织方式。整个社会组织也因此变得高度秩序化和规范化。这样就形成了韦伯所说的严密铁笼，每个人都置身在这个铁笼当中。

福柯的论述是从另一个角度展开的，但结论和韦伯相似，他讲的是欧洲的现代社会是一个监狱，这是权力技术的结果。如果我们把韦伯研究的理性和福柯研究的权力对照起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二者有紧密的联系，现代社会的规训权力在实施的时候就是高度理性的，它并不是即兴的暴虐，而是充满着严格的计算和明确的目标。而理性从根本上则充满着权力的管制功能。不管是权力还是理性，都让社会变得像一个精心计算的链条，将人和万物一环套一环地编织起来。每个人都处在理性的链条当中。这样一来，人们通过启蒙从宗教和王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却又陷入理性的束缚——这是启蒙开始没有想到的负面效果。

《启蒙辩证法》，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与霍克海默的代表作，提出启蒙理性虽然推动了人类解放和社会进步，但同时也导致了新的统治与异化。

人类中心主义的反噬

人类对自然的宰制性思维，已引发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海德格尔、哈拉维等思想家纷纷呼吁与自然建立“契约”与“亲缘关系”。

问：人与自然的关系割裂从何时开始？

汪民安：从培根开始，人和自然就形成了一个对立关系，人要开垦、利用和征服自然，让自然为我所用。这种关系实际上导致了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这正是海德格尔所批判的作为座架（Gestell）的自然：人和自然变成了一个计算，冲突和对抗的关系。如今的生态问题和环境危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思想的起源。不过，人们并不是现在才意识到这一点的，实际上从启蒙开始，比如卢梭和浪漫派就对这种对待自然的启蒙态度持强烈的批评意见。只是海德格尔从哲学层面对这样的自然观做了最根本的清算。

海德格尔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启蒙思想想要自我修复、自我反思的一个表现。这也是今天人文学科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主题。从海德格尔开始，差不多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机器和技术对人、对地球造成这种毁灭性的影响开始明确地呈现出来。到今天，生态和环境不是面临危机，而是有非常具体和切实的危机了。

当然，不到大难临头人是不会慌乱的。海德格尔有他深刻的荒谬，但也有他了不起的警醒。就人类中心主义和地球生态危机而言，他的思想，尤其是晚期思想在今天是统治性的。从梅洛-庞蒂的世界之肉的概念，到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哈拉维的亲缘关系意义上的“赛博格”以及今天众多物转向的人类学家们，差不多都有意无意地参考或者修复了他的天地人神一体化的哲学框架。

《机械画报》（1964）与《雄狮》（1969）杂志封面的赛博格海报。

叁

艺术的异议：

“瞬间之美”与自我解放

波德莱尔揭示了艺术的转型

艺术不再只追求“永恒”，而是捕捉“短暂、偶然、过渡”的生活切面，把现代都市的碎片感带入美学。

问：波德莱尔在《现代社会的画家》中给现代性下了一个著名定义：“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这句话在多大程度上揭示了现代主义艺术和文学的特征？

李洋：就波德莱尔的“现代性定义”本身来讲，包含了一种超越了时代的东西。现代性为什么还有一半是永恒？文艺复兴之前，宗教绘画更多的是创造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对应于宗教时代神的永恒存在。它将神和绘画的形式联系在一起。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持久、高高在上、不会随着时间而变化。世俗生活是在变化中的，而神、上帝是不存在变化的。

到了文艺复兴之后，人的观念上升了，虽然画家还在画宗教的人物、宗教的故事，但是画得非常美，画得非常像人。过去我们理解为这是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一个特点，但是后来我们也可以认为，它不是对应神的永恒性，它对应的是一种美的永恒性。它不只是来自那个时代、属于那个时代、被那个时代所解释的东西，它也被之后的时代所解释，因为它追求了另外一个永恒的形式——美的形式。

耶稣受洗（1472–1475），由韦罗基奥和达·芬奇共同作画。

我觉得那个时期的现实生活肯定是不美的、枯燥乏味的、有机械重复的劳动，每个人都不是很外在化地去注重生活的形式美。但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描绘的人的生活都是很美的，他们塑造了一种超越了日常生活的美的形式，可以让永恒这个现实的动因流动。

到了波德莱尔，他说现代性“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这里所说的“永恒”，就是说保留了那种超越时间的东西。它是在不同时期依然被认为超越时间，可以克服历史的更迭，依然被认可的一种诉诸形式的价值。但是，它的价值是来自对现实生活破碎的、短暂的、过渡性转瞬易逝的关注，不再是之前那些画家对宗教形象的对应，或者说对抽象的美的理念的对应。

其实文艺复兴是在塑造美的理念，他们开始关注现实生活，但是他们笔下的现实生活又不是一种琐碎的复制、一种随机的再现，其实也是在变动不居的生活当中去塑造、去保持艺术可能有的一半的永恒的东西，但那一半是现代的东西，这是我对他的一种理解。

汪民安：波德莱尔非常敏锐，他抓住了19世纪中期的特点，无论是艺术的特点还是社会生活的特点。他关于美的观点在当时是对以前艺术观念的巨大突破。以前的艺术观念认为，艺术应传达永恒的理念，美是永恒的而不是瞬间的，类似圣像等这种超时空的具有普遍性的永恒之物的美。波德莱尔说瞬间之美时，是在评论当时的画家居伊的作品。在居伊的作品中，波德莱尔发现美不再只是永恒的理念。为什么在居伊的作品当中，能够体现出这种所谓感性的，或者是偶然的、瞬间的美的特征？这涉及现代性的一个特点，也可以说是现代生活的特点。

康斯坦丁·居伊（Constantin Guys）（1802—1892）所作《年轻的西班牙女人》。

19世纪中期，欧洲出现了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大都市生活。与传统的古典社会相对静止和停滞的生活不同，大都市生活是加速的、瞬息万变的，人们的心理经验、对美的感受也随着社会的加速而迅速改变。这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本身进入到艺术作品中来。艺术家开始将眼前活生生的都市生活、瞬间场景作为绘画主题。这和之前的古典艺术相比非常不同。过去的古典艺术多将宗教主题、历史重大题材或伟大人物肖像作为绘画主体。波德莱尔非常敏锐地发现了居伊的这个不同于古人的特点。当然，波德莱尔当时还难以完全放弃传统的美的“永恒性”这样的艺术观念，但显然他发现这种观点无法解释居易的作品，所以他折中地提出艺术之美的“一半是永恒”，但还要腾出艺术的另一半，即短暂的、瞬间的、偶然的——这另一半是从现代绘画中发现的。这是古典艺术向现代艺术过渡的调和观点。

在《恶之花》中，波德莱尔创作了三首《猫》，图为Daniel Hulet为波德莱尔《猫》所绘插图。

瞬间可以是美的，波德莱尔成功地把握到欧洲早期印象派的这样的艺术风格，这实际上在马奈这样的画家那里表达得最充分。而当时主流绘画还是强调这种永恒之美，比如安格尔，他算得上最后一个伟大的古典主义画家。他是学院派，他的画就体现了古典的永恒普遍之美。他研究了各种不同的美女，然后把不同美女的共有的之美提炼在一起进而绘制出来，从而形成一种普遍性。其实今天看他的作品，大多数人还是觉得他的女性是美的，比马奈的女性肖像美。这就是永恒之美。

但是反过来马奈画的那些裸体女人，不管是《奥林匹亚》，还是《草地上的午餐》的女性肖像，都是非常偶然的状态，它就是对一瞬间的个人状态的捕捉。马奈和安格尔的作品非常直观地能体现出现代艺术和古典艺术的巨大差异。这也就是瞬间性、偶然性和普遍性、永恒性的差异。后来的20世纪的现代主义绘画进入一个非常多样化的阶段，既有高度理性主义的，也有高度表现主义的。在人们的印象中，现代绘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狂野、激情、梦幻和混沌，这当然都可以算是表现主义的变形效果。但是，理性主义绘画在20世纪并没有退出。只不过20世纪的理性主义不同于古典的理性主义。抽象绘画就有一支理性的脉络，它们充满精心的设计感。看看保罗·克利、蒙德里安、马列维奇乃至更加激进的极简主义就一目了然了。和19世纪相比，瞬间之美和永恒之美这样的概念完全不适合讨论20世纪的艺术风格。

马奈《奥林匹亚》，1865年

马奈《草地上的午餐》，1863年

艺术能否解放？一种双重辩证

它可以“救赎”理性社会中的感官麻木（阿多诺），也可以是“自我关怀的练习”（福柯），但赋予艺术“救赎全人类”的使命本身是工具理性的结果。

问：现代艺术不同于古典艺术的特质在哪里？黑格尔在《美学》中说“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现代艺术也带有这样的解放性质吗？

汪民安：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等人都特别重视艺术，强调艺术可以治愈启蒙理性带来的很多负面效果，如人性的异化、人与人之间的孤独、人被社会的束缚和控制等等。阿多诺特别强调艰涩的、高级的、晦涩的那些较为经典的现代主义艺术，它们直面人的感官，并使之产生强度进而恢复人的感性。在现代社会，大众文化的作用是麻痹大众，让人们臣服和顺应资本主义的统治。现代艺术是对这一驯化状态的反击和揭露。也可以说，现代艺术是对抗资本主义的手段，它充满着政治性。这种艺术通过自治来对抗的观点影响深远。到今天还有各种各样诸如朗西埃这样的类似变体。

不过，作为对抗功能的现代艺术在资本的吞噬下已经节节败退了。但还有大量的阿多诺这样的艺术观念存在，也有大量的这样的学院讨论，但是，基本上没有这样的艺术了。艺术都变成了阿多诺所批判的文化产业和商品。今天回想一下不免有些遗憾，20世纪的艺术——无论是电影，文学还是艺术，都有一个声势浩大的批判潮流。那个时候的艺术家不怎么关注票房，拍卖和印数。

李洋：我认为，艺术可以解放人，它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人有启蒙的。你看一部电影，也许在某一个时刻会瞬间领会，这不一定是宏观的、形而上的启蒙的意义，但起码让他可以理解生活、理解存在、理解自我，有一个觉醒的认识。一个人可能受一部电影的影响，就会改变，读一个小说也很有可能。

但是你不能以工具理性将这个任务、目标赋予艺术，艺术的目的不是这样的。而且你把它交给艺术，恰恰是工具理性的结果。因为工具理性对于社会的治理就是让它职业化，即一个社会责任交给一个行业来解决。

我之前看福柯前期讲治理，又讲规训社会，为什么到晚年讲自我关怀？他在1982年法兰西学院演讲的时候，就讲从17世纪、18世纪现代主义出现之后，理性出现之后，把之前每一个人都会的一种关怀和自我关怀能力，交给一些特定的职业和技术来做，如将精神科学交给护士和医生。

在古希腊，柏拉图说每一个人其实都需要关怀和自我关怀，它是一种能力，大家都应该会。可是到了现代主义之后，这就交给一个职业了。我们就心安理得地不再去关怀别人或者自我关怀，交给一些人就行，有心理医生就行。所以艺术可以解放人，但如果认为艺术的使命就是解放人，恰恰是工具理性的结果。

18世纪，各种形式的“水疗”成为医生处理各类精神疾病的标准治疗方式之一。

人的解放是全面的。真正的解放是全面的，需要整个社会从整体层面认识问题、解决问题。艺术可以有治疗功能，缓解人的精神危机、心理危机，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艺术治疗”，但这不是艺术的终极目标，艺术还有别的终极目标。

肆

自我修复的希望：

现代性未完成的事业

现代性不是终点，而是“未完成的事业”

现代性内部已孕育出自我纠偏机制

解放源于自我觉醒，而非外部授权

艺术可激发主体的自觉，但不能取代“每个人都参与社会改变”的公共责任。

问：韦伯说我们的社会是过度理性化的“铁笼”世界，在这样的现代社会中，艺术对现代人的意义是什么？

李洋：弗洛伊德认为艺术其实是潜意识的一种升华，观看艺术的时候其实可以释放，所以艺术其实是一种创造。大家观看艺术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种释放或者替代性的宣泄功能。德勒兹反对把欲望的循环仅停留在一个非常封闭的层面上，把主体的压力释放的过程与普遍的资本主义理性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所以他们对于精神分析后来有一个非常激烈的批评，整个精神分析的阐释其实成了一种自我麻醉的东西。这里可以回应刚才汪老师讲到的本雅明。

朗西埃有一本非常有名的小说——《被解放的观众》，书中“解放”一词用的不是liberate，用的是emancipate。朗西埃认为真正的解放不是等待别人解放，实际上是emancipate，就是不靠任何外力。这还在“启蒙”这个话题下。不用引导，自己运用理性进行解放。朗西埃也说，为什么在高度工业化的时代，人的这种异化的局面始终没有办法克服？我认为不要指望艺术，还是得靠人自己。

《被解放的观众》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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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社福柯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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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资料来源：北大博雅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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