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关注｜这本相册缘何成为“京字第一号证据”

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12月13日是第十二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今天，本版推出一组文章，深切缅怀所有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和民族英雄。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伟大的抗战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克服艰难险阻，一路前行。

这本相册缘何成为“京字第一号证据”

张国松 《人民日报》(2025年12月13日第8版)

反映侵华日军在南京抢掠搜刮财产的照片。

罗瑾、吴旋冲印保存的16幅侵华日军暴行照片相册封面。

以上图片均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提供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纪念碑。缪克强摄

今年热映的电影《南京照相馆》讲述了主人公冒死收集和保存南京大屠杀罪证照片的故事。而在历史上，确有一本相册有16张反映侵华日军暴行的照片，在战后军事法庭审判南京大屠杀案主犯、原侵华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时，作为“京字第一号证据”在法庭上出示。

12月13日，《人民日报》第8版版面。

这组照片包含怎样的历史信息，为何有如此高的历史档案和证据价值？

这16张照片反映的是侵华日军在南京进行屠杀、侮辱妇女、抢掠搜刮财产等暴行。有6张照片是一个日本兵手持军刀砍杀中国人的一组连续画面，周边还有一群日本兵围观。照片中还能看到，围观的日本兵中有人手持相机，正在拍摄屠杀场景。有两张照片反映的是被日军屠杀后的惨状，其中一张照片，水塘中和水塘边有漂着和堆着的尸体，水塘中还能看到两个活着的人；另一张照片中，一具具双手被捆绑着的尸体密密麻麻地堆积在一起，旁边是一个牵着马、扛着枪的日本兵。还有两张照片是中国人被捆绑在柱子上，一个日军士兵端着刺刀狞笑着。一张照片中，一个日本兵正在强吻一名穿着旗袍、双手被迫蜷在背后的中国妇女。一张照片拍到了“南京市政府铁路管理处布告”，上面赫然用日文写着“十二月十三日午前，小池部队林队占领。客车八辆、蒸汽机车三辆”；另一照片中，一段城墙旁，一个日本兵拦住了一个中国人搜身。相册背面用毛笔书写着“日军自行拍摄之暴行照片”字样。

据史料记载，日军在南京肆意烧杀淫掠的同时，为炫耀其“武功”，往往自行拍摄照片或电影，而这些影像日后成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直接罪证。这本相册仅仅是日军暴行的缩影，像这样由日军自行拍摄的暴行照片还有很多，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所藏的日军伊藤兼男和村濑守保相册等。当年参与南京大屠杀的侵华日军老兵和随军记者的日记、证言，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的日记和书信、拍摄的照片和电影胶片(如美籍牧师约翰·马吉用16毫米摄影机拍摄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也都记录了日军在南京的种种暴行。

这本相册的保存者——南京市民罗瑾、吴旋的讲述，以及提交给南京市临时参议会的呈文，证明了相册的流传有序。

1938年，在南京估衣廊附近的“华东照相馆”当学徒的罗瑾为一个日本军官冲洗两卷“樱花”牌胶卷时，发现其中有多张是日军砍杀中国人和侮辱中国妇女的照片，于是就多冲印了一套。后来，他从30多张照片中选出16张装订成相册，并将其余照片销毁。为表达心中的愤怒，他在相册封面上画了一幅图：右上方是一个美术体“耻”字，右下方是一把带血的尖刀，左上角是两颗鲜红的被刺穿的心脏，鲜血淋漓!

1940年，迫于生计，罗瑾被招募到汪伪政府警卫旅司令部通信大队学习。其间，他偷偷将相册转移到了通信大队驻地——南京毗卢寺。一天，日伪突然在寺内进行大搜查，他赶紧将相册藏到寺院后院茅厕的墙洞内。过了几天，他发现相册不见了，为了安全起见，决定立即离开南京。

同样在1940年，为了养家糊口，吴旋也应招到通信大队学习。一天，他在寺院后院的茅厕中发现一本相册，打开一看，全是日军暴行的照片，他赶紧将其揣进口袋，此后藏到了毗卢寺大殿内一座佛像的底座下。1941年秋集训结束时，吴旋偷偷从佛像底座取出相册，塞在自己的小皮箱底层带走。后来，他冒着生命危险将这些照片保存了下来，直到抗战胜利。

1946年，听闻南京有关部门正在搜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证据，吴旋将自己珍藏的这本相册呈交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并附呈文介绍了照片的来历，其中写道：“学友于南京开设照相馆，有日寇以其所摄照片至该馆洗印，俾作‘胜利’之夸口。民同学惧其淫威，不能拒绝，乃同时用其底片加印一份，共得小照片十六张，多为敌兵之罪行，或以残杀我同胞为笑乐，迄今视之犹有余悸。”

1946年10月，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在收到这本相册和呈文后，经过调查，认定这些照片为侵华日军自行拍摄，并将照片和呈文紧急转交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作为审判日本战犯的证据。据《南京市临时参议会秘书处公函》记载：“查该项照片确系日寇施行暴行时所自摄，而足为证实战犯罪行之铁证用。”据1946年10月20日的南京《新民报》日刊报道，当检察官将相册交给谷寿夫看时，他“两手发抖，以致本子掉到地下，又捡起来详看”。

1947年2月6日至8日，在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谷寿夫时，这本相册作为“京字第一号证据”在法庭出示。同年3月10日，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作出最终判决，判决理由中明确指出了这本相册作为重要物证的作用：“并有当时日军为炫耀武功，自行拍摄之屠杀照片……”4月26日，谷寿夫被押赴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

在肯定“京字第一号证据”的历史档案和证据价值的同时，我们也需要知道，南京审判时，法庭搜集的证据多达四五千件，证人多达500余人，这些证据和证言对日本战犯的定罪发挥了重要作用。法庭的判决书认定：“计我被俘军民……惨遭集体杀戮及焚尸灭迹者，达十九万人以上……”，“被零星残杀，尸骸经慈善团体掩埋者，达十五万人以上……被害总数共三十余万人。”

2015年10月，这16张日军罪行照片作为“南京大屠杀档案”之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成为重要的世界记忆遗产，南京大屠杀历史由个体记忆、城市记忆、国家记忆已成为人类共同的记忆。如今，这本相册原件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复制件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公开展示。

(作者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研究馆员，本报记者尹晓宇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