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月13日凌晨两点,东交民巷的夜色像凝住的墨,市委大楼里却灯火通明。一阵急促的长铃划破寂静,值班员几乎是跳着去抓电话——京西矿务局报告,大台矿突发大面积冒顶,40余名矿工下落未明。
话筒另一端的喊声带着回声,“刘书记在吗?井下支柱全塌了!”刘仁已经站在桌前,毛毯披肩,声音低而快:“先封风门,保通风;调石景山、娘子关两队抢险队合兵一处,半小时内到位。”命令一句接一句,像钉子钉进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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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是首都工业的“粮食”。三年困难时期,全北京每吨煤都要精打细算。刘仁最不愿听到的就是“人压在煤下”这句话。电话放下,他把值班室改成前线指挥所——五部电话同时开线,三张救援示意图铺满墙。
抢险节奏比秒针更狠。十五小时后,第一条通风管抢通;第三十小时,救援钻孔打透;第三十三小时,井下传来敲击声,工人们用钢锨敲出一句话:“我们活着。”听筒里嘭嘭作响,刘仁把手掌拍在桌面上,只说了一个“好”字。
他的处置风格不是凭空长出。几十年前,那个被同学称为“段永鹬”的少年来到北平华北中学,没多久就混在欢迎孙中山的队伍里喊破嗓子;再后来,加入共青团,进了白色恐怖里的上海纱厂,一边躲宪兵,一边联络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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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被捕、绝食、胃穿孔,他和彭真在牢里对着墙壁刻字记事;1935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他建议把四年学程压缩成三年,理由是“前线缺人,学校不该磨蹭”。校方采纳,成为当年东方大学最短学制的直接推手。
卢沟桥的枪声响起,他递交回国申请,三个月后已在延安中央党校做秘书长;又过半年,带两百干部越过太行山,到晋察冀组建地下电台,组织兵运,护卫北平教授全数留下。熟悉的朋友暗地给他取外号——“留人”。
解放后,北京工业底子薄,刘仁到石景山钢铁厂看职工住房,发现一家五口挤在窝棚,门口只挂破麻袋。他连夜给市工业局打电话:“你们看完还能睡好觉?”几天后,金顶街工人宿舍破土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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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永定河决口,他调空军直升机抛粮,海军舢板救出20名被水围困的社员。社员一上岸,他伸手先摸对方的胳膊,确认没有脱臼,才松口气。有人悄悄议论:这人管得是不是太细?可社员说:“刘书记比闺女都周到。”
“最好的交通给工人用。”修酒仙桥工业区,他点名要无轨电车。公交负责人算账后摇头,刘仁只回一句:“成本再大,也比让工人站在风雪里划算。”
再说回大台矿。1958年投产时,它常年垫底。矿党委憋着劲提出“不当老六”,1960年靠着满勤硬是拿到京西矿务局红旗。矿工骄傲,市里也把它当样板。正因如此,61年这场冒顶,心理冲击格外大。
事故第五十个小时,井下遇险者全部定位。第七十二小时,最后一根撬棍撑开通道,四十七名矿工依次升井,每人胸前多了个白色粉笔号。医护推着轮椅冲上去,现场只听得到呼吸声。统计完毕,无一人死亡。
消息送到指挥室,刘仁靠在椅背上,额头的青筋还在跳,他让秘书给矿工家属拨电话,“告诉他们,人全在。”话没说完,人已向侧边倒去。医生赶来时,他睡着一样,头发却多了大片灰白。
两天后,在医院,他对随行科员交代:“矿上说白酒缺,先调一车过去,批文我签。”科员疑惑地问:“王府井供应紧张。”刘仁摆摆手:“先保井下。”
这种不计成本的眼光,也用在科研。1958年北大团队立项人工合成胰岛素,外界唱衰。队伍最困难时,他跟校党委说:“别人干不出的,你们干出来,算北京的面子。”1965年,中国合成胰岛素成功,国际同行来函致敬。
城市建设上,十周年国庆十大建筑方案报到市委,他盯着人民大会堂改图:“中开间要最大。进门先见正厅,别让群众绕来绕去。”建筑师照做,后来的人再进大会堂,很难想象那一笔是出自地下工作出身的市委书记。
1973年10月26日,刘仁因病去世。彭真写下八个词:忠心耿耿、严肃谨慎、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话不多,却把刘仁的一生钉在了板上。
大台矿救援留下的电话记录还在档案盒里,纸张泛黄。字迹末端,有人用铅笔圈了个注:“指挥人当夜白头。”仓促的圈痕没有修饰,却让后来翻阅的人,一眼就能想起那条打通生死的井道和那个守着电话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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