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创造了我国减刑最高纪录！从死刑到特赦，参与毛主席水晶棺制作

1958年9月27日清晨，锦州监狱的大铁门刚刚开启，一份盖着鲜红印章的特赦令送进值班室。走廊里立刻躁动起来——因为那张纸写着“王灿文”三个字。值班长压低嗓子对同事说：“老王真的成了全国第一个从死刑一路减到特赦的人。”一句话，把所有人从半梦半醒中惊得直挺腰杆。

谁料想，九年前，这位技术干部还在上海等待行刑。1950年夏天，他因贪污公物和倒卖物资被捕，涉案金额高达旧币3.7亿元。案卷摆到上海市军管会主任陈毅桌上时，罪名清楚、证据确凿，死刑判决很快就批了。可审阅材料的陈毅又发现，王灿文学历不低，电机专业功底扎实，正是新政权急需的人才。经过再三讨论，判决改成“死缓两年”。

“为什么只杀他们不杀我？”王灿文得知自己改判后，在看守所不停嘀咕。管教干脆挑明：“刘青山、张子善各贪不到两亿旧币，都被枪决，你贪3.7亿还能活，已经是极限宽大。”这句话像当头棒喝，他不再争辩，也就此埋下了“戴罪立功”的念头。

短暂的迷茫过去，劳动改造拉开大幕。提篮桥监狱铁工车间最缺电机技师，监狱把控制机床的难题扔给了他。王灿文熬夜画图、亲手调试，两个月就把坏掉的机床修到能批量出活。第二年，上海五角劳改工具厂要从无到有建设，他又被抽去做设计。工地上长年潮湿，他穿着草鞋趟水量线，也硬是把厂房在雨季里撑了起来。两年考察结束，法院把死缓改成无期。

这时，新中国工业重心北移。辽西锦州电机厂急缺懂技术的工程师，公安部劳改局决定把“技术尖子”王灿文调往东北。南方人听说要去关外，心里犯怵：寒气、口音、距离、家眷，一个也不好克服。辽宁来人拍着桌子说：“你在上海只是补锅匠，到了东北能干大工程。家属托儿所、工作单位，政府兜底。”妻子探监时也劝：“先顾国家，再顾我们。”几句家常话，让他打点行装北上。押送人员按照特批指令，未给他戴任何械具。王灿文默默记下这份信任。

到锦州后，首个任务是为松江电炉厂配套盐浴炉变压器。没有现成数据，他只好反复实验，十几天睡在车间行车梁下。最终，一台完全国产化的大功率变压器通电成功。随后他又搞出62种热电器元件、55条设计公式，厂里第一次拥有自己的技术档案。从警卫到厂长，见了他都竖大拇指。

成绩一项接一项。有意思的是，1956年批下来的减刑令把无期改成12年；第二年，宽大假释批准，他已可以跟工人一起上下班。那会儿，北京电车系统急需千安级直流高速断路器，他冲在最前面，却只领了一张150元的特等奖金就匆匆回厂。地方领导怕他思想波动，把在上海任教的妻子调来锦州，给了夫妻一套带暖气的单元房，总工程师待遇不打折。

紧接着就是那张轰动一时的特赦令。全国媒体报道时用了“减刑纪录”一词，司法系统内部也把他的案例当作示范材料。特赦当年，他又试制出国内首台200公斤真空感应电炉和第一台电子轰炉机。辽宁省委把材料报到中央，几位主要领导都批示肯定。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说：“能改造的就多用，让他们出力。”周总理补了一句：“这也是改造人的最好教材。”

1976年9月，一通加急电话把王灿文从车间叫到锦州市委：“北京需要你参加水晶棺攻关。”原来，为毛主席守灵的水晶棺必须采用大尺寸无瑕光学玻璃，当时国内尚无成熟工艺。王灿文马不停蹄赶到115厂，从配方到退火全程盯控，写了厚厚一本工艺笔记。50多天后，合格的大尺寸水晶批材出炉，他把样品抬进检验室时，连夜班工人都被那透亮的棱面震住。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随后发来荣誉证书，他却只对身边人说：“这回，总算还清当年的旧账多一点。”

其后十余年，他主持或参与300多种新产品设计，拿下百余项国家专利，先后任锦州市冶金机械局总工程师、省政协常委、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锦州组织负责人。面对荣誉，他不避曾经身份：“党把我从死刑犯改造成工程师，这是事实，谁也抹不掉。”

王灿文晚年体弱，出门总有人搀扶。有人问他最服哪条法律条文，他笑了笑：“劳动改造条例。”顿了顿，又加一句：“犯了错给机会，就得拿命把这机会做大。”37个字，他说得轻，却足够砸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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