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德古寨：“活化”非遗点亮振兴路

郎德古寨坐落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的苗岭腹地，在崇山峻岭与翻涌云海之间，远离城市尘嚣。这里不仅是苗族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更是一个延续着山居生活节奏的古老村寨，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独特的地理位置，共筑了乡村发展的基石。

赓续绵长文脉

郎德古寨的发展历程，是一部被国家荣誉标记的编年史：1997年被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2001年，古建筑群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作为北京奥运圣火传递的唯一少数民族村寨起跑点，向世界展示民族文化自信；2012年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旅游交汇的独特风景线。这一系列身份认证，使郎德古寨从深闺走向世界，为后续的文旅融合奠定了无可替代的文化资本。

郎德被称为苗族文化的活态博物馆，这里的文化不仅包括静态的展示，还与当地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布匹的每一针苗绣，口中的每一缕笙歌，不仅让人能看见苗族文化的传承，也能亲身参与和体验其中的手工艺制作和传统文化活动。在上郎德苗族村寨博物馆内，珍贵的历史遗物与艺术品展示了苗族人悠久的历史与独特的生活方式；下郎德的“非遗一条街”街道和非遗博物馆则保存着丰富的苗族传统手工艺、音乐、舞蹈、服饰等文化遗产。其中，苗族蜡染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金才等从业者，为非遗活态传承提供核心支撑，为苗族文化注入新的生命力。

上演非遗盛宴

“高山流水欢迎入寨，美酒乐舞接风洗尘。”2025年国庆中秋假期，郎德古寨将其深厚的文化积淀成功转化为一场场可观可感的文旅盛宴，集中展现了“非遗活态传承”的旺盛生命力，游客络绎不绝。寨里山歌回响，苗族同胞们穿着红绣盛装，戴头帕，配银簪，围成圆圈跳舞，踩着芦笙节奏变化的步伐灵动欢快。景区内，郎德上寨民族陈列室、郎德非遗博物馆全面开放，郎德上寨芦笙场每日定时表演苗族原生态歌舞，祈福、刺绣、蜡染、扎染等丰富的非遗体验项目还为游客提供了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假期期间，郎德景区交出亮眼成绩单，累计接待游客26338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超2600万元，同比增长25.85%，单日接待量可达千人以上，直接带动门票、餐饮、住宿、土特产等消费。这一现象级盛况，标志着郎德已成功将静态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动态的市场热点和消费活力。

打造郎德“样本”

随着文旅市场快速发展，游客偏好逐渐从“观光打卡”转向“深度体验”，更加注重活动的参与性和体验感。尤其是年轻游客追求“小而美”的目的地，逃离商业化景区，偏好原生态、有故事性的旅行地。对此，郎德古寨通过苗绣、蜡染等非遗体验项目，在激烈的旅游市场中脱颖而出，不仅凸显出独特的文化魅力，还与市场需求、政策支持、社区发展等多方面形成良性互动，实现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为其他地区发展文旅提供可资借鉴的样本。

其一，收入结构多元化。2025年国庆中秋假期期间，郎德古寨在超2600万元的旅游综合收入中，门票仅占30%，体验消费与手工艺品销售占比高达50%，这说明非遗体验已成为核心吸引力，摆脱了对单一门票经济的依赖。

其二，社区参与制度化。郎德上寨自1986年开展旅游以来，持续采用“积分制”分配旅游收益，推动当地旅游提质增效，增加农民收入渠道，全面推进乡村振兴。2025年国庆中秋假期期间，该制度进一步优化，将表演、非遗体验、手工艺品销售等业态纳入工分计量体系，工分与现金分红直接挂钩，并按每分25元折算。数据显示，表演一场芦笙舞记8工分、非遗体验指导记10工分、手工艺品按实际销售额的3%折算工分（即每销售100元记3分）。所有表演者均为本地村民，其中脱贫户占比达78%，全村累计产生工分12800分，总分红达32万元，户均分红达2100元。年迈村民通过“陪场打卡”获3工分/天，人均增收900元，实现弱势群体的普惠性收益。“积分制”不仅实现了“多劳多得”的公平分配，更巧妙地将村民转化为文化保护的自觉主体，形成了“发展为了村民、发展依靠村民”的良性治理格局。

其三，产业带动规模化。郎德村作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首批对外开放的民族村寨之一，依托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和传统村落景观，开展了非遗展演、非遗研学等一系列文旅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接待游客量呈稳步上升趋势，旅游收入与就业总量显著增长。截至2025年10月，郎德景区旅游相关产业产值占镇域GDP比重超60%，涵盖“非遗体验—农业观光—民宿餐饮—手工艺品”四大板块，衍生业态达20余种，形成了规模化的旅游产业链。旅游相关就业岗位达500余个，其中非遗体验、表演、民宿服务占比超60%，带动周边村寨脱贫户人均年增收1.2万元，这充分证明了非遗产业化在激活郎德乡村经济、推动共同富裕方面的显著效能。

未来，郎德古寨将进一步平衡商业开发与文化本真性，深化非遗与旅游的融合，通过提升体验深度来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提高复游率，实现从“流量经济”向“留量经济”的深刻转型。

（中国传媒大学非遗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杨红；本文第二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非遗传播研究中心科研助理 朱袁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