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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四爷,混成都砂舞厅的老炮儿,从九十年代的灯球转得人眼花缭乱的年代,一路晃到现在手机扫码买票的日子。
舞厅这地方,就像个永远不会打烊的江湖,白天是退休老头的养老乐园,晚上是打工仔的解压圣地,而我们这些天天泡在里头的,有个统一的外号——野猪。
至于那些踩着高跟鞋、裹着紧身裙在舞池里晃腰扭胯的女人,圈里人都叫她们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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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大爷是我舞池里的老伙计,今年整六十,刚领第一个月养老金那天,他揣着2500块钱的存折,在舞厅吧台请全场喝了瓶歪嘴,
拍着胸脯喊:“老子终于不用看老板脸色,天天来跟你们蹦跶了!”
那天的迪斯科球转得特别亮,光斑洒在他花白的头发上,像撒了一把碎钻。谁也没想到,
半年后,这老头能闹出个让整个舞群炸开锅的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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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大爷不是一开始就这么疯魔的。他年轻时候做建材生意,九十年代在成都一环买了三套房子,那时候房价还没涨到离谱,一套房子也就二十几万块。
后来生意越做越大,他成了圈子里小有名气的老板,西装革履,头发梳得锃亮,逢年过节还给舞厅的伙计们发红包。
可十年前,建材市场行情急转直下,他被合伙人坑了一把,资金链断了,为了填窟窿,先是卖了城南那套一百二十平的大房子,
后来又把城西的小户型转手,手里就剩一套市中心的老破小,市值一百二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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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拿着每月2500的养老金,守着最后一套房,租出去一个月能收两千多,凑在一起够他吃喝不愁,安安稳稳养老。
可牛大爷不,他的心早被舞厅里的灯红酒绿勾走了,魂儿都拴在那些摇曳生姿的白菜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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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的砂舞厅,和别的地方不一样。门脸儿通常不起眼,藏在老城区的巷子里,门口挂个霓虹灯牌,写着“某某娱乐会所”,进去先交二十块门票钱,买一杯茶水就能坐一下午。
舞池里的灯光是关键,不能太亮,得是那种昏昏暗暗的暧昧调子,蓝色和粉色的射灯打在墙上,把人的影子拉得老长。迪斯科球悬在天花板正中央,一转起来,细碎的光斑就像萤火虫似的,飘在男人的肩膀上、女人的裙摆上。
舞池边上的卡座,坐着些不爱动弹的老头,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舞池,手里端着泡着枸杞的保温杯,活像一群伺机而动的野猪,等着看中的白菜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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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白菜,个个都有自己的招数。她们穿得很省布料,夏天是吊带短裙,裙摆短得刚遮住大腿根,露出一截白晃晃的腿;冬天是紧身毛衣配皮短裤,外面套个羽绒服,一进舞池就把外套脱了,露出凹凸有致的身段。
妆容也浓,大红嘴唇,烟熏眼影,脸上的粉厚得像刮了层腻子,一笑起来,眼角的皱纹都被粉盖住了。
她们身上的香水味很冲,是那种廉价的花果香,混着舞厅里的烟味、酒味、汗味,搅和成一种特别上头的气息,闻久了,竟也成了砂舞厅独有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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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大爷第一个看上的白菜,叫红红。红红四十出头,个子不高,皮肤黑,但是眼睛大,笑起来有两个梨涡。
她穿衣服最敢豁出去,一件低胸吊带,领口开得快到肚脐眼,裙子是包臀的,走路的时候屁股一扭一扭,惹得舞池里的野猪们眼睛都直了。
红红嘴甜,见了老头就喊“哥”,见了年轻的就叫“弟弟”,哄得男人们心甘情愿地给她买饮料、送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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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大爷对红红是真上心。每天下午两点,准时到舞厅占座,点一杯红茶,等着红红来。
红红一进场,牛大爷就像被按了启动键,立马站起来招手:“红红,这边!”红红扭着腰走过来,往他身边一坐,嗲声嗲气地说:“牛哥,今天又来等我啦?”牛大爷的脸瞬间红得像关公,忙不迭地给她点一杯橙汁,掏出五十块钱塞给她:“拿去买零食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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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舞厅的规矩,跳舞是要单独给钱的,一曲十五分钟,五十块钱,叫“抱一抱”。说白了,就是男人搂着女人在舞池里晃悠,灯光暗,音乐柔,贴得近了,能闻到女人头发上的香味,能感受到对方的体温。
牛大爷每次和红红跳舞,都恨不得把她揉进自己怀里。
他的手不太老实,有时候会搭在红红腰上,有时候会滑到她的背上,红红也不恼,身体却往他怀里靠得更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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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牛大爷像着了魔。他把养老金的大半都花在了舞厅,给红红买衣服,买化妆品,甚至还给她买了个金戒指。
他总跟我说:“四爷,你说红红是不是对我有意思?她昨天还跟我说,想跟我一起过日子呢。”我撇撇嘴,没吭声。
混舞厅这么多年,我见多了这种场面,白菜们的话,就像舞厅里的灯光,看着暖,其实都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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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牛大爷不信。他开始盘算着,要把最后一套房子卖掉,带着红红去环游世界。他说:“房子算个屁,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能跟红红在一起,就算住公租房,我也乐意。”
我劝过他,我说:“老牛,你疯了?那是你最后一套房!卖了,你以后住哪儿?八十岁的时候,你难道还想在舞厅里晃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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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大爷摆摆手,眼睛里闪着迪斯科球的光斑:“人生苦短,及时行乐!你看那些守着房子带孙子的老头,活得跟机器人似的,有啥意思?我要的是快活,是每天能搂着红红跳舞的日子!”
他说到做到。没过多久,他就去房管局打听卖房的事,又去申请了公租房。消息传到舞厅,炸开了锅。
有人说他是摆烂,是老糊涂了;有人说他活得通透,是条汉子。朋友圈里更是吵翻了天,两拨人互相怼,像股市开盘时的多空对喷,热闹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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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红知道牛大爷要卖房,对他更殷勤了。每天给他带早饭,跳舞的时候也格外温柔,甚至主动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牛大爷美得找不着北,逢人就说:“看见没?红红对我是真心的!”
可这真心,没撑过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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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舞厅里来了个年轻的野猪,三十多岁,开着宝马,出手阔绰。他一眼就看上了红红,直接塞给她两百块钱,说要包她一下午。
红红眼睛一亮,跟牛大爷说了句“牛哥,我去跳两曲”,就跟着那年轻男人进了舞池。
牛大爷坐在卡座上,看着红红在那男人怀里笑得花枝乱颤,看着那男人的手肆无忌惮地搭在红红腰上,看着红红脸上的梨涡,和对着自己笑的时候一模一样。
那一刻,迪斯科球的光斑晃得他眼睛疼,杯里的红茶凉透了,他却一口没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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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牛大爷找红红摊牌。他问:“你是不是看上那小子的钱了?”
红红也不装了,脸上的嗲气消失得无影无踪,换上一副刻薄的嘴脸:“牛哥,你这话什么意思?大家都是出来玩的,你花钱买开心,我陪你跳舞,不就这么回事吗?你还真以为我想跟你过日子啊?你那点养老金,连我买化妆品都不够,要不是听说你要卖房,我能跟你耗这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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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像一把刀,直直捅进牛大爷的心里。他看着红红浓妆艳抹的脸,看着她领口露出的赘肉,看着她涂着红色指甲油的手指,突然觉得一阵恶心。
他什么也没说,转身就走,走出舞厅的时候,外面下起了小雨,冰冷的雨点打在脸上,他才发现,自己竟然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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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天起,牛大爷消沉了好一阵子。他不再天天来舞厅,偶尔来一次,也是一个人坐在卡座上,喝着闷酒,看着舞池里的男男女女,眼神空洞。我们都以为,他该醒悟了,该好好守着自己的房子,安安稳稳养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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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我们都低估了牛大爷对舞厅的执念。
一个月后,牛大爷又出现在舞厅里。他剪了头发,换上了新衣服,整个人看起来精神了不少。更让我们惊讶的是,他身边多了个新的白菜,叫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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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莉比红红年轻,三十多岁,身材更火辣,穿得也更暴露。一件黑色的抹胸短裙,露出雪白的肩膀和腰腹,脚上踩着十厘米的高跟鞋,走路的时候,大腿上的赘肉晃悠着,看得人眼花缭乱。
莉莉的妆容比红红更浓,假睫毛长到能戳人,口红是死亡芭比粉,一笑起来,满嘴的廉价口红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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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大爷对莉莉,比对红红更上心。他开始频繁地联系中介,催着卖房的事。他说:“四爷,红红那女人太现实,莉莉不一样,她是真心对我好。”
我看着莉莉黏在牛大爷身边,一口一个“牛哥”地喊着,看着牛大爷掏钱给莉莉买饮料、买零食,看着莉莉的手搭在牛大爷的胳膊上,指甲缝里还留着没洗掉的黑色指甲油。
我叹了口气,没再劝他。有些路,得自己走,有些南墙,得自己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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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莉和红红,其实是一路货色。她看中的,也是牛大爷那套还没卖掉的房子。
她比红红更会哄人,天天跟牛大爷说:“牛哥,等你卖了房,我们就去三亚旅游,我带你去看海。”“牛哥,你真好,比那些年轻小伙子靠谱多了。”“牛哥,以后我就跟着你了,你养我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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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大爷被这些甜言蜜语灌得晕头转向,卖房的决心更坚定了。
他算了一笔账,一百二十万的房子,卖掉之后,扣掉手续费,能剩一百一十万。按照舞厅十五块钱一张门票,五块钱一曲舞的价格,他每天来跳两场,一天也就花一百二十块钱。
一年下来,也就四万多块钱。一百一十万,够他跳二十多年,就算他八十岁了,只要还能走得动,就能在舞池里晃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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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账,他算得清清楚楚,却唯独忽略了两个问题:第一,舞厅会不会像当年的录像厅一样,说没就没?第二,等他八十岁了,骨头都酥了,还能不能搂着白菜们跳舞?
这些风险,在他眼里,都不值一提。他现在满脑子都是莉莉的笑容,都是舞池里旋转的迪斯科球,都是那种廉价香水混合着汗味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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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厅里的人,对牛大爷的议论从来没停过。有人说他傻,说他被白菜骗了;有人说他活得潇洒,说人这辈子,就得为自己活一次。那天,几个老头坐在卡座上聊天,聊到养老的事。
一个老头说:“我儿子在北上广有套房,租出去一个月能收八千,我天天在家带孙子,日子过得安稳得很。”
牛大爷听了,撇撇嘴:“带孙子有啥意思?天天围着孩子转,活得跟保姆似的。我不一样,我要的是自由,是快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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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老头反驳他:“你快活?你卖了房,住公租房,以后生病了怎么办?谁照顾你?”
牛大爷端起酒杯,喝了一口,眼神飘向舞池里的莉莉,她正被一个年轻的野猪搂着,笑得花枝乱颤。
牛大爷的眼神暗了一下,随即又亮了起来:“人生在世,及时行乐。等我跳不动了,就算死在舞厅里,也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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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一出,卡座上鸦雀无声。迪斯科球还在转,光斑洒在每个人的脸上,一半明,一半暗。
我看着牛大爷,看着他花白的头发,看着他脸上的皱纹,看着他眼里闪烁着的,和二十岁小伙子一样的欲望。
突然想起国家统计局说的,2022年的时候,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就占了全国人口的21.8%。体面养老,成了所有人都在讨论的话题。
可到底什么是体面?是守着房子带孙子,安安稳稳过一辈子?还是像牛大爷这样,甩卖资产,在舞厅里拥抱短暂的快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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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牛大爷申请了公租房,就该把最后一套房留给更困难的人,不该这么挥霍。也有人说,政策只看收入,不看爱好,牛大爷没犯法,别人管不着。
这话没毛病,可总让人觉得别扭。
在这个房价动辄百万的城市里,一套房子,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家,意味着养老的保障,意味着子孙后代的根基。
可牛大爷,却要把它换成舞厅里的一曲曲舞,换成白菜们的一声声“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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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像在公共舞台上秀肌肉,明明是自己的事,却偏偏刺痛了别人的眼睛。因为资源太稀缺了,稀缺到每一个“为兴趣买单”的决定,都显得那么刺眼。
牛大爷的房子,还在中介的挂牌名单上。他每天还是会来舞厅,搂着莉莉跳舞,迪斯科球的光斑洒在他们身上,像一层虚幻的糖衣。
有时候,他会看到红红,红红还是和以前一样,周旋在不同的野猪之间,看到他,也只是点点头,算是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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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大爷的故事,还没到结尾。没人知道他最后会不会把房子卖掉,没人知道舞厅会不会突然关门,没人知道他八十岁的时候,还能不能走进这个门。
那天晚上,舞厅快打烊的时候,牛大爷拉着我喝酒。他喝醉了,嘴里念叨着:“四爷,你说,等我八十岁了,还能跳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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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说话,只是给他满上酒。迪斯科球停了,舞厅里的灯亮了起来,刺眼的白光洒在地上,照出满地的烟头和纸巾。
那些白菜们,穿上外套,卸下浓妆,露出疲惫的脸,和菜市场里讨价还价的女人没什么两样。
那些野猪们,也收拾好东西,摇摇晃晃地走出舞厅,消失在夜色里。
我看着牛大爷,看着他趴在吧台上,嘴里还在念叨着莉莉的名字。突然觉得,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套没卖掉的房子。
那套房子里,装着我们的欲望,装着我们的不甘,装着我们对“快活”的执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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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当激情撞上养老的现实,当迪斯科球的光斑熄灭,我们剩下的,又是什么呢?
是公租房里的一张床,还是舞厅里的一曲舞?是子孙绕膝的安稳,还是白菜们的一句甜言蜜语?
这个问题,牛大爷没想明白,或许,我们也都没想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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