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正襟：通过贸易制度性权力，理解经贸霸权的不对称依赖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贸易制度性权力已成为塑造国际经济秩序的核心力量。这种权力本应植根于相互依存的土壤，以规则共建、利益共享为底色，推动全球经济朝着更开放、更普惠的方向发展。然而，美国近年来将贸易制度性权力异化为霸权工具，以“美国优先”为圭臬，肆意践踏多边贸易规则，不仅扭曲了全球贸易的本质逻辑，更给世界经济带来了系统性风险。基欧汉与奈在《权力与相互依存》中构建的理论框架，为我们解析这一现象提供了重要视角。

一、理论根基：贸易制度性权力的本质是共生而非零和

1977年，基欧汉与奈在《权力与相互依存》中打破了传统权力理论的军事中心主义视角，提出“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中的不对称，使依赖较少的行为者更为强大”这一核心观点。2025年，二人合著《漫长的美国世纪的终结》一文，提出了“贸易制度性权力”理论。该理论揭示了贸易权力的本质逻辑——制度性权力的合法性，源于对相互依存关系的维护而非破坏。

理论中“赤字优势”的悖论极具启发意义：贸易顺差带来的经济成功可能转化为依赖的脆弱性，而赤字国凭借市场规模形成的谈判优势，本质上是相互依存体系赋予的调节权，而非胁迫权。基欧汉与奈特别强调，“复杂的相互依存”通过跨国利益联结、民间交流等多重渠道，会有效制衡单一维度的权力滥用，20世纪60年代美加汽车协议中，加拿大通过产业政策博弈获得平等谈判地位，便是典型例证。这表明，贸易制度性权力的健康运行，需要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平衡，更需要将权力置于规则约束之下。

美国曾是战后多边贸易体系的构建者之一，其通过GATT、WTO等机制积累的制度性权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受邀建立的帝国”所蕴含的吸引力——冷战时期，欧洲国家主动追随美国领导的贸易体系，并非畏惧其武力，而是认同其规则的包容性。这种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协同，才是贸易制度性权力的可持续来源。

二、实践异化：美国贸易霸权对制度性权力的三重破坏

近年来，美国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将贸易制度性权力推向异化的极端，通过“规则重构、权力滥用、软实力耗散”三重手段，将多边贸易体系拖入危机。这种霸权行径，完全背离了相互依存理论的核心要义。

在规则层面，美国以“改革”为名行“破坏”之实，肆意重构贸易制度的底层逻辑。它一方面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世界卫生组织等多边机制，削弱全球治理的制度基础；另一方面通过USMCA、IPEF等区域性协定，植入“毒丸条款”“劳工快速响应机制”等排他性规则，将贸易与政治价值观捆绑，构建“去中国化”的小圈子秩序。USMCA第32.10条明确禁止成员国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署自贸协定，这种将贸易制度工具化的做法，彻底打破了“规则中性”的基本原则，使贸易协定沦为地缘政治博弈的武器。

在权力行使层面，美国将“不对称相互依存”异化为单边胁迫的工具。依据其与中国、墨西哥等主要贸易伙伴超过2:1的出口进口比，美国频繁动用关税大棒，2024年4月宣布对全球多国征收全面关税的举动，直接引发全球市场动荡。这种行为看似利用了“赤字优势”，实则违背了权力行使的基本逻辑——基欧汉与奈早已指出，“威胁禁止或限制进口的压力，会因反制因素而失效”。中国通过制裁苹果、波音等美国企业，切断稀有矿物供应进行反制，墨西哥通过民间组织游说削弱美国政策效果，都印证了霸权手段的局限性。

更致命的是，美国对软实力的肆意消耗，正在瓦解其制度性权力的合法性基础。软实力源于“吸引力而非胁迫”，而特朗普政府通过威胁丹麦放弃格陵兰控制权、暗示收回巴拿马运河，唤醒了全球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历史记忆；关闭国务院全球刑事司法办公室、削减科研投入，则削弱了美国在价值观和科技领域的感召力。皮尤与盖洛普的调查显示，尽管美国仍在全球吸引力排名中领先，但2023至2024年间其优势已明显收窄，这正是软实力耗散的直接体现。

三、全球冲击：霸权行径动摇世界经济的三大支柱

经合组织2025年12月发布的经济展望报告明确指出，美国关税政策的负面影响正在全球传导，导致美国经济增速从2024年的2.8%降至2025年的2.0%，全球贸易量持续承压。这一数据背后，是美国贸易霸权对世界经济三大支柱的系统性冲击。

其一，冲击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名推动“小院高墙”政策，在半导体、新能源等领域强制“脱钩断链”，违背了比较优势理论所构建的全球分工逻辑。大卫·李嘉图提出的贸易价值创造原理表明，全球经济通过专业化分工实现效率提升，而美国的霸权行径引发的“创造性破坏”，已从良性的产业升级异化为恶性的供应链动荡，使全球企业被迫承担额外的合规成本与风险成本。

其二，动摇多边贸易体系的权威性。WTO争端解决机制曾是全球贸易的“稳定器”，但美国长期阻挠上诉机构法官任命，使其陷入瘫痪；在IPEF谈判中，美国凭借议题设置权，将反腐、数字规则等非贸易议题强加于人，破坏了“协商一致”的多边原则。这种“合则用、不合则弃”的霸权心态，导致全球贸易治理陷入“制度真空”，发展中国家被迫在不同贸易圈子中“选边站”，加剧了全球经济的碎片化。

其三，阻碍全球共同问题的协同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危机，本质上需要通过强化相互依存实现协同治理。但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削减国际抗疫合作投入的做法，使全球治理失去了关键推动力。正如《柳叶刀》所揭示的，COVID-19全球大流行导致1800万人死亡的悲剧，凸显了相互依存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现实，而美国的“退群”行为，无疑为全球危机应对设置了重重障碍。

四、历史方向：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贸易制度新秩序

基欧汉与奈在分析美国权力前景时警示，“攻击相互依存会削弱美国权力的根本基础”。当前美国贸易霸权的困境已印证了这一判断：其对华贸易战并未实现“产业回流”目标，反而导致美国家庭消费成本上升、农民利益受损；IPEF等排他性机制因缺乏包容性，难以形成真正的凝聚力。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霸权主义不符合相互依存的时代潮流，贸易制度性权力的未来，在于回归共商共建共享的本质。

中国始终是多边贸易体系的维护者和建设者。从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到申请加入CPTPP、DEPA，中国始终坚持以规则对接为基础，以互利共赢为目标，彰显了贸易制度性权力的正确行使方式。与美国的“胁迫型权力”不同，中国倡导的制度性权力，植根于“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既尊重各国的发展差异，又通过互联互通增强相互依存的韧性，为全球贸易制度改革提供了新路径。

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各国共同守护贸易制度的初心。美国应摒弃“霸权思维”，回归相互依存的理论本质，重新成为多边贸易体系的建设者；各国应加强政策协调，共同抵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推动WTO改革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唯有坚守多边主义，让贸易制度性权力服务于全球共同发展，才能破解当前的经济困局，让全球化的红利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