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现场探访大明湖西南遗址：“叠城”之下，济南古城历史被改写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杜春娜 见习记者 冯子芯

12月11日，济南大明湖西南遗址考古成果公布。济南市考古研究院院长郭俊峰表示，大明湖西南遗址的发现将济南古城人类活动历史提前至距今约50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中期。据介绍，现场发掘出的各类遗迹达206处，出土文物460余件，钱币130余枚，陶瓷片标本1000余箱。

这个因济南轨道交通建设而重见天日的遗址，正在改写济南的城市历史。

城墙矗立，文物列队

一脚踏入“叠城”史

记者来到大明湖西南遗址现场，走下狭窄铁梯的最后一阶，一片正在发掘中的遗址便出现在眼前。脚下的土层剖面清晰地标注着不同时代的夯筑痕迹，在城墙、水井、灰坑之间，一部“叠城”史正在黄土之下缓缓苏醒。

进入考古工地，扑面而来的是泥土特有的气息。现场被整齐地划分为一个个探方，灰坑、古井、窑址、墓葬等遗迹散布其中。

探方深处，此次发掘的核心——龙山文化城墙静静矗立。它宽约28米，残留最高处距地表2.4米，残存高度约6.4米，为人工层层堆筑而成。“龙山文化城墙保存相对较好，时代为距今4200年前后的龙山文化中期。”山东大学考古学教授栾丰实说，“我们发现，岳石文化、战国时期曾对城墙进行过修补，说明至战国时期该城址仍在沿用，应为文献记载中的东周‘泺邑’‘历下邑’。”

在临时搭建的文物整理室内，出土文物按时代排列，从新石器时代到近现代，大汶口文化的陶鼎足、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战国的陶豆、宋代的瓷碗、明清的神像……五千年的历史在这里浓缩。“这些是从整个发掘过程中挑选出来的，算是出土比较好、比较完整或者能修复的文物。”济南市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房振介绍。

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

从大汶口陶片到战国重戈

在文物整理室，放在最下面一层的是大汶口文化的文物。“这些是在城墙西侧的壕沟底部发现的，应该是被水冲过来的。”房振解释道，“这说明大汶口文化时期，人类就在古城区域附近活动。”这些被水流冲积而来的陶片，成为连接两个遥远时代的关键物证。

房振表示，由于发掘区域属于当时的城墙边缘地带，所以龙山文化时期的文物相对较少，“但目前展出的这三件是在一个龙山文化的水井里发现的”。现场，一片漆黑莹亮、薄如蛋壳并刻有纹饰的龙山文化蛋壳黑陶片格外引人注目。“目前这种陶片只发现在龙山文化城址中，”房振强调，“这证明大明湖西南遗址在龙山文化时期具有较高的城市等级。”

相比之下，目前发现的战国时期的遗存较为丰富。“战国时期是我们发现遗迹最多的时期之一，”房振指着几个完整的陶豆，“大部分都是灰坑，也就是当时的垃圾填埋区，这也能说明当时这个区域的人类活动比较频繁。”

战国时期的“重头戏”是一柄重戈，该重戈被单独安置在一方小盒里，保存完整，呈扁平尖锐的刀戈形态。“它是在城外的壕沟里发现的。”房振表示，正是因为被填埋在沟内，这柄重戈才得以在漫长的时光中幸存。

一座古城的历史轴线

一片土地的“城湖”循环

随着时代变迁，这片土地的功能也在不断变化。宋代，这里已经成为繁荣的生活区。“这些都是屋顶上的构件，属于鸱吻一类，应该是龙首。”房振指着出土的几件宋代建筑构件说，“还有相对较多的瓦当，我们分析宋代这里应当是居住人口比较多。”展柜上还有两件宋代的白瓷碗釉色纯净，造型优雅。

到了元代，历史的场景再次转换。

栾丰实表示，龙山文化时期城墙外侧的壕沟最底部为较厚的粗沙堆积，其上为淤土和淤沙的交替堆积，表明这里曾是一条河流和积水区域，宋代这里又成了平地，适合人类居住，而到了金元时期，“这里又淤积为湖泊，从而形成大明湖的雏形，一直延续使用到今天”。

但在元代地层中，仍然发现了瓷碗和双系罐等生活用品。房振介绍：“湖水形成后，周边仍然还有人居住，可能会在这里丢弃一些生活废弃物品。”

明清时期，湖水消退，这里再次变为生活区。除了发现水井、灰坑和较晚期的房址等，还出土了瓷罐、瓷碗等生活用品，其中，一件疑似明代的神像格外引人注目，房振介绍：“这应该是当时的人们供奉的，废弃后被遗落在水井里。”

“此前，通常认为济南建城史距今约2700年，发掘成果将这一年代提前了约1500年。”栾丰实表示，大明湖西南遗址展现了济南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典型例证。

他介绍，大明湖西南遗址地层堆积完整，自下而上依次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代、周代、汉代、唐代、宋代和元明清至近现代，从距今5000多年前基本不间断地发展到当代。“这极大地延伸了济南城市的历史轴线。”栾丰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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