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谍】日本狂印40亿假钞，戴笠以毒攻毒，中共铸成“铜墙铁壁”

从古代江湖的“火门”到近现代的“伪钞制造者”，在抗战中的中日“假钞战”，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惨烈战争，戴笠用“以毒攻毒”偷机，而中共则笑到了最后。

在古代江湖的暗巷里，有个让人闻风丧胆的行当，“火门”！不是什么武林秘籍，而是最暴利也最致命的造假生意：伪造货币。

啥是“火门”？只因古代货币多是金、银、铜等金属铸币，从冶炼到铸造，每一步都离不开“火”的加持。一把烈火炼出的不是真金白银，而是足以乱真的伪币，也炼出了一群敢拿性命赌富贵的亡命之徒。

古代“火门”有多野？金银铜钞全敢造，连盐引汇票都不放过。别以为古代造假只有“假铜钱”，“火门”的细分程度，放在今天堪比专业产业链：有专攻“伪金”的，元宝、首饰、金器皿造得惟妙惟肖，骗得达官贵人团团转；有精通“伪银”的，假银钱、假银器流通于市井，寻常百姓根本辨不出真假；更有胆子大的，直接对标官方纸币，宋代的交子、会子，元明清的宝钞，全在他们的造假清单上。

到了明清时期，“火门”的胃口更大了，连有价证券都敢下手。要知道，盐引是古代的“盐业经营许可证”，汇票是跨区域转账的硬通货，伪造这些东西，相当于直接动了朝廷的财政命脉。

重刑压不住贪心！从汉朝斩首几十万到元朝伪钞毁经济。历朝历代对造假币的惩罚，狠到超出想象，但“重利之下，必有勇夫”这句话，从古至今都没失效过。有多少种真货币，就有多少种假货币，甚至假币的花样比真币还多。

汉文帝时期，江淮一带伪钞泛滥成灾，到了汉景帝时期，只能派酷吏亲自坐镇执法，才算勉强压制。可到了汉武帝时期，因盗铸钱币被斩首的人，竟多达几十万！隋、唐、宋、元、明、清，私铸钱币者清一色判处极刑，但以身试法者依旧前赴后继，就像飞蛾扑火般停不下来。

元朝的伪钞乱象，更是直接加速了王朝的崩溃。早期“中统元宝交钞”能直接兑换白银，这让伪造者看到了暴富的机会。从1261年到1369年的108年间，伪钞制造从未中断，钞版有木刻、瓦刻，还有铅锡铸造的。纸张要么用白纸、作废的宋朝纸币抄制，要么用普通纸熏烤做旧。手段更是五花八门，直接印刷、挑补剜改、变小为大，把中统钞改成至元钞，把至元钞描成至大钞，防不胜防。

更离谱的是，伪造者里不仅有平头百姓、奸商滑吏，连丞相的小舅子都敢涉足。事发后，这位皇亲国戚竟还得到了皇帝的包庇。上行下效之下，伪钞像洪水般泛滥，物价翻着筋斗上涨，元朝的经济体系最终彻底崩塌。

到了清朝，惩罚力度再升级：私铸钱币的为首者和工匠斩首，没收全部财产；同伙、知情者、使用者，甚至甲长和知情的地方官，都要分别受刑。举报者能得50两赏银，而知情分利的同居亲属，也要减罪一等，杖打一百后流放三千里。可即便如此，“私炉造假”的现象依旧屡禁不止。

有意思的是，能玩转伪钞的，大多是当时的“大师级人物”。毕竟制钞工艺涵盖了当时最顶尖的工艺和工业门类，没有真本事，根本造不出能以假乱真的伪钞。有些流传至今，也成了炙手可热的“宝贝”。这也印证了那句老话：成功细中取，富贵险中求，只不过他们求的，是踩着流放和砍头的红线“富贵”。

如果说古代“火门”是江湖人士的“单打独斗”，那近代的假币玩法可就升级了！国家直接下场，把伪造货币当成扰乱敌方经济的“秘密武器”，这种操作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就玩过这招，下令伪造殖民地的“大陆票”，硬生生把殖民地经济搅得鸡犬不宁。法国大革命时，英国又故伎重演，疯狂伪造法国教会地产券，还狠心地规定：私人敢擅自伪造这些货币，一律死刑。

拿破仑更是把这招用得炉火纯青。1806年，他下令没收奥地利维也纳国家银行的钞票原版，在巴黎和意大利等地印制高质量的奥地利钞票，然后用这些假钞在奥地利大肆购买物资。法俄开战后，他又故技重施，伪造了大量卢布纸钞，以此扰乱俄国经济。

二战期间，德国的“伯恩哈德钞票”更是成了伪钞界的“传奇”。当时的英镑设计简单，除了面值和签名外几乎是一个模版印出来的，防伪措施只有满版水印图案。这种设计难倒了普通伪造者，却拦不住掌握国家机器的纳粹德国。他们伪造的英镑几乎能以假乱真，为间谍活动积累了大量资金，向英国驻土耳其使馆佣人“西塞罗”购买情报、营救墨索里尼的花费，全靠这些假钞支撑。这些历史背景也成就了日后一部著名的二战电影《伪钞制造者（伯纳德行动）》。

当然，二战期间玩“货币战”的不止德国。苏联、英国、美国都曾大量伪造敌国和被占领国的货币，捷克克朗、荷兰盾、法国和比利时法郎，都成了他们的“伪造目标”。而最惊心动魄的，还要数抗战时期中日之间的“伪钞战”，正面战场上明刀明枪，背后的经济战更是黯影曈曈。

而在中国，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侵略者觊觎着地大物博的中国，中国的土地面积，中国的资源都让日本“恶向胆边生”！日本又是个无资源国家，为了对外侵略战争，日本穷尽了国民的财力，但实事求是的说，杯水车薪。因此“掠夺”成为了强盗的常态。同样，在中日战争让日本到了财政枯竭的时期，日本对中国“伪钞”的研究和印发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

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中日假钞战巅峰对决，看中国如何反杀？

1935年，国民政府进行币制改革，确立了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发行的“法币”为唯一合法货币。法币统一了混乱的中国货币，还与英镑实行固定汇价，不仅提振了中国货币的威信，也为抗战做了充足的金融准备。

这一下可戳中了日本的痛处。要知道，日本手中握有大量现银和地方货币，法币流通后，这些东西全成了“废纸”，战略物资出口资敌的路子也被堵死。日本当即强行干涉，甚至公开放话：“虽诉诸武力，亦必阻止实现”。他们指示浪人大规模走私白银，1935年华北地区每月偷运白银高达400多万元银元，当年1月至9月，从上海走私到日本的白银就有1.44亿余日元。

眼看阻止不了币制改革，日本启动了隐藏已久的卑劣手段，伪造中国假币，扰乱中国经济。这个阴谋的主导者，是日本陆军第九陆军技术研究所，即登户研究所的主任山本宪藏，他自小就有伪造钞票的愿望，在东北调研期间，更是详细研究了中国的币制。该研究所是日本军国主义隐藏最深，也是最恶毒的罪恶之源。包括731部队，北支甲第1855部队（西村部队）等这些骇人听闻的生化部队都是在其指导下进行反人类战争作业的。

1938年12月，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亲自下令批准伪造中国货币，秘密代号“杉工作”。山本宪藏专门负责这项工作，日军还在上海设立了“杉机关”，以“诚达公司”为幌子，在沦陷区铺设了53家分店，专门用假币套购物资。

不过，第一次行动就闹了笑话。山本等人选中5元面额的法币作为实验对象，印了几十万元运到中国，结果发现这些假币是早已退出流通的废币，计划直接流产，山本等人也遭到严厉斥责。

吃一堑长一智，1940年4月，山本等人伪造了500多万元农民银行的法币，还特意做成旧钞，与真币混合后运往中国，通过侵华机关和沦陷区“商社”流通。为了造得更逼真，他们甚至从大藏省造币局征调雕刻技师，用放大镜在钢印板上一丝一缕地雕刻人像和花纹。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攻占香港，查获了国民政府的造币厂、印钞机器，甚至还有未印完的法币半成品。后来又从德国手中买下了美国为中国印刷的法币半成品，彻底掌握了印刷法币的全部秘密。从1939年到1945年，日本共制造假法币达40亿元之巨，堪称世界假币制造之最。

除了法币，日军还把魔掌狠狠伸向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抗币”。而抗币是根据地的经济命脉，一旦被假币搅乱，军民的生存都会成问题。在晋冀鲁豫边区，日军伪造的假“冀币”竟多达二三十种，还秘密开设了十多处印刷机关，手段极其隐蔽。这些假冀币被汉奸或奸商偷偷带入根据地，他们用100元假冀币，仅需三四十元就能骗兑真抗币，一天之内就曾在內邱地区破获数起此类诈骗案。更嚣张的是，后来日军还利用汉奸把印钞机直接运到根据地境内，明目张胆地大量印发假抗币。

1943年春天，侵华日军山西派遣军司令部一口气印制了6000万假冀钞，疯狂倾销到晋冀鲁豫边区，在冀南大名以南地区，一度有70%以上流通的都是假冀钞。同年，日军又在山东批量伪造、抛售假北海银行券，专门用来高价抢购粮食、棉花等紧缺物资，山西日伪军就靠这些假抗币，硬生生搜刮走了大量小麦，给根据地的物资补给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面对日伪军的“假币攻势”，重庆国民政府和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展开了猛烈反击。当时不管是国统区还是敌后根据地，都总结出了一套实用的真假币鉴别技巧，堪称“民间辨假指南”。

重庆一方面雷厉风行通令严禁假币流通，凡贩卖牟利者一律严刑究办，举报者可获重奖；并且，开始普及假币知识。鉴别法币主要抓三个核心点：一看纸张，真法币采用英国德纳罗、美国钞票公司特制的棉麻纤维纸，手感坚韧挺括，对着光线能清晰看到孙中山头像或面额数字的水印，部分美版法币还夹有红蓝彩色丝线，拉扯不易断裂；假法币多用普通白纸或熏烤做旧的纸张，手感发脆易折，水印模糊不清，彩色丝线多是印刷上去的，用手一擦就会掉色。二摸印刷工艺，真法币正面采用凹版印刷，用手触摸人像、面额等关键部位能感受到明显的凹凸感；假法币多为平板胶印，表面平滑无质感，字迹边缘还容易出现晕染模糊情况。三找暗记，真法币在图案角落或文字间隙藏有隐秘暗记，比如“中”“央”等小字或特定纹路，只有官方知晓，假币很难精准模仿。

另外，对多起影响恶劣的假钞大案及时公开曝光，以此警示。1943年，桂林、全州等地接连破获贩卖中行百元券假钞案，浙皖地区也揪出了流通1940年中华版假钞的犯罪团伙，江西吉安、泰和一带的中行、交行50元券假钞案也成功告破，这些案件都通过当时的媒体广泛报道，形成了强大的震慑力。其中广西敬德县的案件尤为典型，执法人员在县参议会秘书周某的住所，一举抓获了推销假钞的贩子胡持中等3人，当场就搜出大量伪“交通银行50元券”。

另一面，戴笠领衔，果断祭出“以毒攻毒”的狠招，就是也造“假币”，沦陷区货币。

国民政府密令军统局与英美造币公司合作，在重庆歌乐山建立了伪造钞票的工厂，不惜重金购买先进设备和纸张，挑选顶尖技术精英研制。戴笠从汪伪汉奸周佛海处获取日伪银行的印钞版，复制后日夜赶印，总数多达15000多箱，再偷偷运到沦陷区流通。甚至军统和中统在沦陷区的经费大部分都是以“假币”来支付。

当时，日本在沦陷区内流通有各种面值日本钞票、伪币和军用票，每当日军发行一种新版纸币时，就由戴笠从汪伪汉奸周佛海处获取日伪银行的印钞票版，带回歌乐山复制并日夜赶印，总数多达15000多箱。然后将成品运至江西上饶，由交通部门配合源源不断地偷运到汪伪政权控制的沦陷区，混入金融流通领域。这些伪钞与沦陷区新流通的真钞一模一样，连日本制币专家也难以鉴别。

戴笠当时针对中统“伪钞”的手书

这招效果立竿见影。1943年，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突然宣布，10元票面的储备券有大量假币流通，不予承认。这些假币与真币几乎一模一样，只有“储”字上的一个小点有些歪斜，普通人根本分辨不出。一时间沦陷区人心惶惶，汪伪货币信用一落千丈，国民政府则趁机套购了大量黄金、棉纱等紧俏物资。不过由于日元用纸特殊，中方并未大量伪造日元。

根据地用“土办法”破解了伪钞难题。当时根据地条件艰苦，没法用精良技术防伪，军民就发明了一系列巧招：用自造土纸印钞票，在纸里加彩色纤维或土水印，敌伪要造假，得先花半年时间仿造土纸；在印好的钞票上手工加盖印码，增加造假难度；而且土纸保质期只有半年，老百姓会自动兑换新票，旧票版颜色一换，敌伪造的旧版假币一流通就会被发现。

除此之外，根据地还通过举办晚会、化装演讲、张贴标语等方式宣传防伪知识，市集日就把假币粘在布上悬挂，详细讲解识别特征，连老人小孩都能说出几分辨假要点。同时各地都组织了专门的查缉队，在粮市、布市、汇票市这些假币高发地巡回排查，还发动群众互相监督、踊跃举报，形成了全民反假的浓厚氛围。

陕甘宁边区在防奸锄奸活动中，就破获了20多起假钞案，其中一起案件中，群众发现有人用可疑钞票收购粮食，立刻上报，查缉队迅速行动，不仅抓获了造假贩子，还顺藤摸瓜捣毁了隐藏在山区的造假窝点。晋察冀边区也曾破获一起重大假钞案，查获假边币数千元，涉案的3名汉奸被依法严惩，案件经过还被编成快板在各村镇传唱，起到了极好的警示效果。

1943年10月苏中行政公署发布查禁假江淮票的布告后，当地群众积极配合，短短一个月就收缴假钞近万元，有效净化了货币流通环境。

根据地的军民更是摸索出了更接地气的民间技巧，不少还编成了顺口的口诀。比如“一摸二抖三对光”：摸是指真抗币用自造土纸印制，表面带有自然的粗糙感，手工加盖的印码有明显压痕，假抗币要么过于光滑，要么粗糙得刻意；抖是把钞票轻轻抖动，真币会发出清脆的响声，假币因纸张质地差，声音要么沉闷要么发脆；对光是对着太阳看，真抗币的土水印或彩色纤维清晰可见，假币则无此特征。还有的老百姓会用指甲划钞票，真币纸张坚韧，划痕浅且能慢慢恢复，假币一划就会出现明显破损，这些简单易操作的方法，成了军民守护金融安全的“随身利器”。

自此，日伪“假币”洪水撞上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最坚固的“高堤厚坝”，铩羽而归。

实事求是的说，日本伪造的法币，最初确实对当地中国经济造成了一定破坏。

抗战初期，100元法币能买一头牛，日寇用假币套购了不少物资，甚至骗过了杜月笙，通过其从香港购买汽油、奎宁等稀缺物资。

但他们万万没想到，国民党最后让“杉工作”完败的因素，居然是后来通货膨胀的极度疯狂，直接让伪钞失去了“杀伤力”。从1937年到1944年，国统区的货币发行量增加了100多倍，达1890亿元。相比之下，日军40亿元的伪钞，根本不值一提。这也让山本宪藏无奈哀叹：“中国实在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国家”。

枪炮是杀人见血的利器，经济战则是看不见硝烟的屠杀。中日假钞战，是抗战史上容易被忽略的一页，却藏着最残酷的较量。造假者的贪心，侵略者的阴谋，还有中国军民的智慧！

中日战争的结束已经过去了整整八十年，但下一场战争何时来临，我们不得而知。

好战必亡，忘战必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