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近段时间，打开社交媒体，一条条关于“中日冲突”的新闻下，评论区火药味十足，但昔日一种熟悉的声浪却奇怪地缺席了，没有人再大声疾呼“抵制日货”，这很反常。
一个世纪前，1928年“济南惨案”的枪声，催生了一场席卷中国的抵制日货风暴，导致日本对华贸易遭受空前重大打击。
再近一些，1947至1948年，面对美国扶植下日本工业的复苏，中国工业界联名反对开放对日贸易，一场以“救国自救”为名的经济保卫战打响。
历史剧本似乎总在重复，因日本挑衅导致民族义愤，最终引发中日经济绝交，然而，时至今日，当靖国神社的香火、台海的暗流、半导体联盟的围堵一次次刺痛中国国民神经时，那条“抵制日货”神经，却没有再次剧烈抽动。
是中国人忘了历史？还是血性被磨平了？或者说，我们已经被日货深度绑定，失去了说“不”的勇气？
答案恰恰相反，曾经声嘶力竭的全民抵制之所以静默，是因为一道更宏大、更坚固也更冷静的新长城已经悄然筑成。
第一道长城，从抵制商品到驾驭供应链。
曾经国人抵制日货是因为恐惧，怕廉价的东洋布冲垮江南的织户，怕日本的火柴、肥皂让本土工厂破产，那是弱者面对经济洪流时，筑起人墙的悲壮自救。
今天，局面早已乾坤倒转。
在很多中国工厂里，高精度数控机床可能来自日本发那科，关键芯片可能来自东芝，这是全球产业链深度嵌套的常态，那些昂贵的日系高端设备，正在为中国制造攻城略地。
不知从何时开始，许多日本制造的最大买家与最大受益者成了中国企业，我们选择了一种更高阶的博弈，将对手的优势吸纳为自身体系的养分。
与此同时，如今日本经济对华依存度远超中国对日，中国市场有了前所未有的定义权，对于触碰底线的日本品牌，惩罚迅速而无声，电商下架、口碑崩塌、销量腰斩，这种基于商业规则的惩戒，比街头口号更直接、精准且无可指摘。
事实上，更深层的变化在于，我们有了不抵制的底气。
你想买家电，格力、美的、海尔早已在全球与日韩商品分庭抗礼，想换手机，华为、小米、VIVO的体验与口碑已不输任何海外品牌，即便是汽车，比亚迪等国产车品牌的销量和技术路线也让整个传统汽车业震颤。
可想而知，当国货在大多数领域提供了不逊甚至更优的选项时，抵制日货就从一个民族主义命题，降维成了一个纯粹的市场选择命题。
第二道长城：从街头运动到国家工具。
近代历史中，日本商界应对中国抵制的核心策略，是向中国政府疯狂施压，迫使其取缔反日会，也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国际丛林里，没有国家力量背书的民间经济抗争终难持久。
如今，中日冲突之下，我们看到的不再是民间情绪的宣泄，而是一整套成熟、精准、冷静的国家反应机制。
其一，措辞严厉、逻辑严整的声明与交涉，在每一个国际场合据理力争。
其二，对《反间谍法》、《国安法》的严格执行，对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依法打击。
其三，海关对进口商品的检疫标准全面升级，还会依法对某些日企的经营行为展开调查。
其四，中国海警船在钓鱼岛海域的常态化、法律化巡航，用实力和存在改写既成事实。
最具象征意义的是，部分中日航班被悄然取消或大幅缩减，这不是民间号召的抵制，而是基于安全、运力或外交综合评估后，国家层级的断航决策，没有情绪只有结果，这些都是远比抵制日货行之有效的博弈筹码。
第三道长城，从悲情防御到自信平视。
一百年前，抵制日货的情绪底色是悲愤与屈辱，改革开放初期，热衷日本制造的情绪底色是羡慕与追赶。
可到了今天，日本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发达国家，还是正在被中国全面赶超的邻居，即便日本动漫、游戏与设计美学值得欣赏，但在5G、高铁、移动支付乃至航天领域，中国已遥遥领先。
这种认知催生了国人前所未有的平视、俯视心态，爱国不再需要以苦大仇深的自我牺牲来表达，相反，对国产科技突破的自豪分享，对国家重大项目进展的由衷关注，这才是更为健康、自信的集体认同，中日对抗已经从情绪对垒升维为系统与系统的竞争、未来与未来的赛跑。
所以，没有人喊“抵制日货”，绝非历史的终结，反而是历史新篇章的开始。
当日本某些势力还在纠结于如何修改教科书、炒作台湾有事时，中国人思考的已经变为如何定义下一代人工智能的伦理、如何构建去美元化的贸易结算体系，等等等等。
昔日那个需要靠焚烧日货来证明爱国、切断贸易来维护尊严的时代，已经永远过去了，中国正在绘制新大陆的蓝图且势不可挡。
这才是今天的中日之间，最深刻也最可怕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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