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78年，和我相恋的返城女知青考上了北京的大学，说好毕业就嫁我，可却从此断了联系，我以为是她变了心
创作声明：本故事纯属虚构。请读者聚焦于故事本身的情感纠葛与命运变迁。
“卫国，等我毕业，我就回来嫁给你！”
这是78年，她考上北京的大学时，在火车站对我许下的诺言。可我等了三十多年，等来的却是她助理冰冷的一句话：“赵先生，这是裴总对您青春的补偿，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我本以为，是繁华的北京让她变了心，是我们之间隔了天与地。可眼前这句警告，这沉甸甸的信封，分明在告诉我，当年她突然断了联系的真相，远比“变心”二字更复杂，也更危险。
01
奠基仪式的红绸刚刚剪断，一个穿西装的年轻人快步拦住我，将一个厚厚的信封塞进我手里，声音没有一丝温度。
“裴总说，这是对您青春的补偿。”
他直视着我的眼睛。
“以后，不要再试图打听当年的事。”
“为了您好，也为了她好。”
说完，他微微躬身，转身离去，留我一个人攥着那个信封，像攥着一块烙铁。
我叫赵卫国。
故事必须从1977年的冬天讲起。
那一年，北方的雪来得特别早，也特别大。
十二月的县城集市，地上结着一层薄冰，踩上去滑溜溜的。
风跟刀子似的，刮在人脸上生疼。
我穿着我爹传下来的那件羊皮袄，里面是两层打了补丁的旧棉袄。
即便这样，寒气还是一个劲儿地往骨头缝里钻。
我缩着脖子，去供销社的柜台，想用攒下的票换两瓶双合盛的酱油。
就在供销社门口那片空地上，我第一次看见了秦晓月。
她站在一个卖冻豆腐的摊子旁边，显得格格不入。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棉布罩衫，领口和袖口都磨出了毛边。
那件衣服太单薄了，根本抵挡不住这样的天气。
她的面前铺着一块灰色的旧布，上面用石头压着几张她自己画的年画。
我凑过去看了一眼。
画的是胖娃娃抱锦鲤，还有一张是五谷丰登。
线条流畅，颜色也鲜亮，透着一股子城里人才有的灵气。
这在全是卖白菜、土豆、冻猪肉的集市上，显得很特别。
可集市上的人们，行色匆匆，更关心谁家的棉花能多卖三五斤，没人停下来看她的画。
她的脸冻得通红，鼻尖也是红的。
她时不时地把手揣进兜里，又很快拿出来，怕错过了生意。
这时候，两个穿着军大衣，嘴里叼着烟卷的二流子晃晃悠悠地凑了过去。
这俩人是我们县里有名的混子，一个叫王麻子，一个叫李拐子。
王麻子蹲下身，拿起一张年画，装模作样地看了看。
“小妹妹，这画儿咋卖啊？”
他的眼睛却不在画上，而在秦晓月的脸上打转。
秦晓月攥了攥衣角，小声说：“五分钱一张。”
李拐子嘿嘿一笑，露出一口黄牙。
“五分钱？我看人可比画好看多了。”
“要不，跟哥哥们去吃碗热汤面，这画我们就都包了。”
周围的人都看见了，但没人敢管闲事。
秦晓月的嘴唇抿得紧紧的，脸色由红变白。
她低着头，就是不说话，身体微微发抖。
我把手里的酱油瓶子放在地上，挤了过去。
我的个子高，身板也壮，往那一站，正好把秦晓月挡在了身后。
“干啥呢？”
我声音不大，但是在酱菜厂的大缸边上喊惯了话，嗓门洪亮，带着一股沉闷的力道。
王麻子和李拐子都抬起头看我。
李拐子的脸上立刻堆起了不耐烦。
“你谁啊？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我没理他，只是盯着王麻子。
王麻子眯着眼打量我，觉得有点眼熟，但又想不起来。
恰好，集市的管事老张头提着个茶缸子从供销社里出来，老远就扯着嗓子喊。
“卫国，又来给你爹打酒吧？这天儿是得喝两口。”
我扭头应了一声：“张叔，我来换酱油，不打酒。”
那俩二流子听到“卫国”这个名字，又看了看我这一身酱菜厂的工作服，脸色立刻就变了。
县酱菜厂技术员赵卫国，他们是知道的。
我爹是厂里的老师傅，我在厂里也算说得上话。
王麻子的气焰一下子就没了，他嘿嘿笑了两声，算是给自己找个台阶下。
“没啥，没啥，就问问画儿，这不画得挺好嘛。”
“不买了，不买了。”
说完，他拉了一把李拐子，两个人灰溜溜地钻进人群里不见了。
我这才转过身，看着身后的秦晓月。
她抬起头，眼睛很亮，像雪地里映着日光的两颗黑石头，干净得没有一丝杂质。
她的眼眶有点红。
“谢谢你。”
她的声音很小，带着一点不易察觉的颤抖。
我摆了摆手，感觉自己那双常年泡在盐水里的大手无处安放。
“没事儿。”
她停顿了一下，似乎在鼓起勇气。
“我叫秦晓月，是红旗公社的知青。”
“我叫赵卫国，在县酱菜厂上班。”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我看着她摊子上的画，又看了看她冻得发紫的手。
我从兜里掏出了身上仅有的两块钱，那是我准备用来买肉的。
我把钱递给她。
“天太冷了，你这些画我都要了，早点回去吧。”
她愣住了，连忙把钱推了回来。
“不行，用不了这么多钱。”
“我不能要你的钱。”
我把钱硬塞到她手里，然后快速地把那几张画都卷了起来。
“拿着，就当……就当是我预定了你明年的年画。”
说完，我怕她再拒绝，拿起地上的酱油瓶就匆匆走了。
我没回头，但我能感觉到，她的目光一直在我背后。
从那天起，我去红旗公社的次数就多了起来。
我们厂里每个月都会发一些福利酱菜，都是些品相不太好但味道一样的。
我总是挑出里面最好的，用干净的油纸一层一层包好。
然后借口去公社办事，绕到知青点。
知青点是个破落的大杂院，十几个人挤在三间漏风的大瓦房里。
院子里总是乱糟糟的，晾着五颜六色的衣服。
每次去，我都能看见秦晓月。
她总是坐在院子最西边的那个角落，那里最偏僻，没人打扰。
她搬个小板凳，就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看书。
她的书很旧，书页都卷了边。
我凑过去看过，上面全是些我看不懂的圈圈杠杠和数字符号。
院里的其他知青，要么聚在一起打扑克，要么就躺在床上望着屋顶发呆。
只有她，像在无边的黑暗里，固执地给自己点了一盏灯。
我第一次把酱菜递给她的时候，她很不好意思。
“卫国，我不能总要你的东西。”
我把油纸包塞到她手里。
“厂里发的，不值钱，你们年轻人正在长身体，吃点咸的下饭。”
我指了指她手里的书。
“看这些有啥用？能当饭吃？”
她抬起头，眼睛里闪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芒。
“国家可能要恢复高考了，我想考回北京去。”
北京。
那个词对我来说，只存在于县里唯一的大喇叭和报纸上。
遥远得像天上的月亮。
我看着她被煤油灯的黑烟熏得有些发黑的指尖，心里莫名地被触动了一下。
我没再说什么，放下东西就走了。
第二次去，我给她带了一整桶煤油。
我还托人从供销社内部，用我偷偷攒下的两张工业券，换了一厚沓演算纸。
那种纸很金贵，平时只有厂里的会计才舍得用。
我把东西递给她的时候，她什么也没说。
她的眼睛一下子就红了。
等我下次再去，她递给我一个洗得干干净净的铝饭盒。
里面装满了她自己炒的咸菜疙瘩，还撒了些芝麻。
她说：“卫国，你们厂的酱菜好吃，但太咸了，对身体不好。”
“你尝尝我炒的这个，换换口味。”
那咸菜疙瘩，味道刚刚好，不咸不淡，还带着一股说不出的香味。
后来，她开始教我认字。
她找来一根树枝，在地上，从我的名字“赵卫国”开始教。
她告诉我，“卫”是保卫的卫，“国”是国家的国。
她说：“你的名字很好听。”
02
她给我讲北京，讲那里有雄伟的天安门，有红墙黄瓦的故宫。
讲那里有宽阔的柏油马路，有开起来叮当作响的电车。
讲她曾经的家，就在一所大学的校园里。
她说她父亲以前是那所大学的教授，博古通今。
后来……讲到这里，她就沉默了，眼里闪过一丝黯淡。
我也不再追问。
我知道，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块不能轻易触碰的地方。
就像我爹，他从不提我那个据说生我时难产去世的娘。
我们的感情，就在这昏暗的煤油灯下，在一来一往的酱菜和咸菜疙瘩里，慢慢地发了芽。
我给她送去温暖，她给我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小窗。
1978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晚。
但油菜花还是如期开放了。
我们村后面的山坡上，成片成片的油菜花开得漫山遍野，像金色的海洋。
我算好她休息的日子，去知青点找她。
我说：“晓月，我带你去看个好东西。”
她跟着我，穿过田埂，爬上了那片山坡。
当她看到那片望不到头的金色花海时，她整个人都呆住了。
风吹过，金色的波浪一层一层地涌过来，带着浓郁的花香。
她深吸一口气，脸上露出了许久未见的、发自内心的笑容。
“卫国，这里真美。”
我看着她的侧脸，阳光照在她脸上，绒毛都看得很清楚。
我鼓起了这辈子最大的勇气。
“晓月，高考的消息，正式下来了。”
她的笑容僵了一下，随即眼里爆发出惊人的光彩。
“真的？报纸上登了？”
我从怀里掏出那张叠得整整齐齐的报纸，递给她。
我指着中缝里那一小块豆腐块文章。
她接过去，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读了两遍。
她激动地抓住了我的胳膊，力气大得惊人。
“太好了，卫国，我终于可以考回去了！”
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
回去。
她终究是要回去的。
我脸上的笑容，可能也淡了下去。
她看着我，似乎也察觉到了我的失落。
她脸上的兴奋慢慢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丝慌乱。
她拉着我的手，急切地解释。
“卫国，你信我，我不是那些一心想攀高枝的女孩。”
“我只是……我只是想拿回本该属于我的生活。”
“北京有我的家，有我的根。”
“我喜欢大学里的图书馆，但我……我也喜欢你。”
“你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
我没说话，只是看着远处的田野。
她更急了，眼圈都红了。
“等我毕业，我就回来，我就回来嫁给你，好不好？”
我看着她清澈又急切的眼睛，那里面倒映着我的影子。
我心里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
我用力地点了点头。
“好。”
我的声音有些嘶哑。
“我等你。”
我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
“我努力当上车间主任，到时候我的工资就高了，我养得起你这个大学生。”
她笑了，眼泪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那天，在漫山遍野的油菜花里，她主动凑过来，在我的脸颊上亲了一下。
就像一片羽毛轻轻拂过，却在我心里掀起了滔天巨浪。
接下来的几个月，秦晓月几乎是拼了命地在学习。
她把所有能找到的课本和复习资料都翻烂了。
白天在公社劳动，晚上就点着煤油灯熬夜看书。
我看着她一天天地瘦下去，眼眶下面总是青色的，心疼得不行。
我把厂里分的肉票、鸡蛋票，甚至过节才有的布票，都偷偷拿去黑市换成吃的和钱，塞给她。
她总骂我傻，说我不该这样。
我说：“你考上了，比我当上厂长都让我觉得光荣。”
高考成绩出来那天，整个红旗公社都轰动了。
邮递员骑着自行车，一路喊着“喜报”，把通知书送到了知青点。
秦晓月，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名牌大学。
她是咱们这十里八乡唯一一个考出去的大学生。
知青点的领导敲锣打鼓地给她戴上了大红花，县里的广播都播了这件事。
我站在庆祝的人群外面，看着被簇拥在中间的她。
她脸上挂着笑，但眼神一直在人群里寻找着什么。
当她看到我时，她笑得更灿烂了。
我冲她竖了竖大拇指。
我觉得，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支持她高考。
高兴过后，就是无尽的忧愁和不舍。
她要去北京了。
我们之间，要隔上一千多公里的距离，和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走的那天，我请了假，专门去送她。
那是我第一次去县城的火车站。
站台上挤满了人，哭声、喊声、叮嘱声混成一片，嘈杂又伤感。
绿皮火车像一条巨大的钢铁蜈蚣，停在轨道上，喘着粗重的白气。
我帮她提着那个破旧的帆布包。
临上车前，我把存了半年的工资，一共七十五块钱，都卷成一小卷，偷偷塞进她外套的内兜里。
她摸到了，想掏出来还我。
我按住她的手，摇了摇头。
“听话，到了北京，花销大，别亏待了自己。”
我又从怀里，掏出了一个用手帕包着的东西，放到她的手心。
她打开一看，愣住了。
那是我用一块上好的黄杨木，花了十几个晚上，用我爹修机器的刻刀，一点一点打磨出来的一把小梳子。
梳子柄上，我歪歪扭扭地刻了一个“月”字。
我的手艺很粗糙，那个字刻得很难看。
“想我的时候，就拿出来梳梳头。”我低声说。
她的眼泪一下子就决堤了。
她紧紧攥着那把梳子，像攥着全世界最珍贵的东西。
“呜呜呜……”的汽笛声响了。
上车的时间到了。
她被人群推着往车厢里挤。
我站在车下，看着她。
她扒着车窗，车窗玻璃上全是哈气。
她用力抹开一片，哭着对我喊。
“卫国，等我！”
“四年，就四年！”
我站在站台上，对着渐渐远去的火车用力挥手。
直到火车变成一个小黑点，消失在地平线的尽头。
我才发现，我的脸上，也早已经冰凉一片。
03
我以为，我们的故事，只是换了个地方继续。
最初的一年，我们的信件是彼此最大的慰藉。
她的信，带着北京那种大城市墨水厂特有的香气。
她给我描述大学里的生活，一切都那么新奇。
她写学校的图书馆有五层楼那么高，里面的书比我们整个县城的书店加起来都多。
她写她第一次上阶梯教室，老师在最下面讲课，坐在最后一排也听得清清楚楚，感觉很神奇。
她还写，学校里组织看了内部放映的外国电影，里面的人都是金头发蓝眼睛，说话听不懂，但很有意思。
我的回信，则总是带着我们酱菜厂那股咸中带甜的气味。
我写厂里这个月的生产指标又超额完成了，我因为表现好，得了五块钱奖金。
我写我被提拔成了生产小组长，手底下管着五个人，感觉责任重大。
我写我又腌了一缸新的酱菜，想着等她放假回来就能吃上。
我写我每天都在想她，想她信里描述的那个叫“大学”的地方。
每一封信的结尾，我们都会不约而同地重申那个四年之约。
她说：“卫国，勿忘四年之约。”
我说：“晓月，我等你毕业。”
日子就在这一封封的信里，过得飞快，也充满了盼头。
可从大二下半学期开始，事情起了变化。
秦晓月的信，从最初的一个星期一封，变成了半个月一封，后来又变成了一个月一封。
信的内容，也从原来的好几页纸，变成了寥寥数语。
“一切都好，勿念。”
“学业繁忙，见谅。”
再后来，连这样的短句都没有了。
我慌了神，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我给她写的信，却越来越多，越来越长。
我问她是不是生病了，是不是钱不够花了。
我问她是不是在学校受了欺负，是不是遇到什么解决不了的难事了。
我把我新得的奖金寄过去，把新发的布票也寄过去。
我的信，像一颗颗扔进深潭里的石子，连个回音都没有。
我开始往她学校的地址发电报，那很贵，一个字就要一毛钱。
“晓月，见电速回。卫国。”
电报也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一种不祥的预感，像冬天的寒气，一点点地侵入我的四肢百骸。
最后那段日子，我去邮局的次数比去厂里还勤。
每天下班，我都会绕到邮局，问我的信到了没有。
邮递员老王都认识我了。
每一次，他都在一堆信里翻找半天，然后抱歉地对我摇摇头。
直到那天，我照常去问。
老王叹了口气，从一堆信里，翻出了三封退信。
那是我过去一个月里，寄出去的三封信。
信封上，盖着一个刺眼的、鲜红色的方形邮戳。
上面是四个宋体字：“查无此人”。
我拿着那三封信，站在邮局门口，感觉天旋地转。
查无此人？
怎么会查无此人？
一个大活人，一个在校的大学生，怎么会查无此人？
是她转学了？还是……搬家了？
我不敢再想下去。
我失魂落魄地往家走。
乡邻们的闲言碎语，像刀子一样，一刀一刀地扎在我心上。
街口王大妈看见我，拉着我说：“卫国啊，我早就跟你说了，人家是北京来的大学生，是凤凰，能看上你个做酱菜的？”
厂里的同事也劝我：“算了吧卫国，人家飞上枝头了，哪还会记得咱们这穷地方的草窝。”
还有人传得有鼻子有眼：“听说啊，人家在大学里找了个干部子弟，门当户对，早把咱们这儿忘了。”
起初我不信，我一个字都不信。
我不信我眼里的那个秦晓月，是他们嘴里说的那种人。
可是，四年之期，到了。
那年夏天，我请了半个月的假。
我天天守在县城的火车站。
每一趟从北京方向开来的火车，我都会从车头走到车尾，仔仔细细地看。
我看着一张张或兴奋或疲惫的陌生脸庞，期盼着那个熟悉的身影能突然出现。
没有。
始终没有。
半个月后，我的假期结束了。
我的希望，也随着最后一班火车的离去，彻底熄灭了。
那天晚上，我把自己关在屋里，拿出我爹藏着的二锅头，喝了整整一瓶。
酒很烈，烧得我喉咙和胃都火辣辣的疼。
我从床底下，拖出了那个我专门用来放她信件的木箱子。
我把她写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拿出来，在灯下一遍又一遍地看。
看着看着，我就笑了。
笑着笑着，眼泪就掉了下来。
最后，我把所有的信，连同那三封盖着“查无此人”的退信，还有那把她没带走的黄杨木梳子，一起放回了箱底。
我找来一把沉重的大铜锁，把箱子锁上了。
我告诉自己，赵卫国，故事完了。
是她变了心。
她选择了更广阔的世界，这没什么错。
错的是我，错在我太天真。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跟任何人提过“秦晓月”这三个字。
几年后，经厂里热心的工会主席介绍，我结了婚。
妻子是厂里的会计，叫李秀英，一个本分、善良的女人。
她话不多，但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
她应该知道我心里藏着事，但她从不多问，只是默默地对我好。
我们生了个儿子，叫赵强。
日子就像我们厂门口那条河，不好不坏，平淡无味地流淌着。
我努力工作，从小组长到车间主任，再到副厂长。
九十年代末，市场经济的大潮打过来，我们那家老国营酱菜厂没撑住，倒闭了。
我也就成了最后一任厂长。
下岗后，我又干过很多活，开过小卖部，蹬过三轮车。
再过了几年，妻子秀英生了场大病，查出来是癌，没挺过去，走了。
办完丧事，儿子赵强对我说，爸，跟我去省城住吧。
我摇了摇头。
我说，我在这儿住惯了。
儿子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省城，娶妻生子，有了自己的家。
偌大的老房子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还有那个上了锁的，藏在床底下积满灰尘的木箱子。
04
时间一晃，就到了2012年。
我快六十了，背驼了，眼花了，两鬓也全白了，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头子。
县里这几年变化很大，到处都在搞开发。
我们那个倒闭了十几年的酱菜厂，连同周围的一大片地，都被一家北京来的大公司给拍走了。
据说要投资好几个亿，建一个什么文化旅游项目。
老街坊们议论纷纷，都说这下县里要大变样了。
我没什么感觉。
那厂子，就像我的青春，早就死了，埋在了土里。
奠基仪式那天，县里搞得很隆重，还请了市里的领导。
我作为酱菜厂的最后一任厂长，也被社区通知去参加观礼。
我找了件干净的旧中山装穿上，去了现场。
我的位置被安排在最后一排的塑料凳上，一个毫不起眼的角落。
台上，红色的横幅拉得很长，上面写着“热烈庆祝某某文化园项目盛大奠基”。
县长、书记，还有市里来的领导，挨个上去讲话。
讲的都是些宏伟蓝图，美好未来。
太阳晒得我昏昏欲睡。
直到主持人用一种非常激动、甚至有些谄媚的声音喊道：
“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本项目总设计师，享誉国际的著名海归建筑师——裴念月女士上台致辞！”
我猛地抬起头。
心脏，在那一刻，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了，疼得我喘不过气。
一个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米色套装的女人，缓缓走上了舞台。
她看起来五十多岁，头发在脑后盘成一个优雅的发髻，脸上戴着一副精致的无框眼镜。
她的气质高雅、干练，神情里带着一种久居人上的清冷。
岁月在她脸上刻下了痕迹，眼角有了细纹。
可那眉眼，那说话时微微抿起的嘴角，那挺直的鼻梁……
不会错的。
是她。
是秦晓月。
我的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全世界的声音都消失了。
她的本名，叫裴念月。
她回来了。
就在我的面前，以一种我做梦都想不到的，光芒万丈的姿态。
她站在话筒前，微微颔首，然后开始发言。
她的普通话标准、流利，每一个字都清晰而冷静，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感。
她谈论着这次的设计理念，谈论着建筑与地方文脉的融合，谈论着这个项目的未来。
“……我们的目标，”她说道，“是告别这片土地过去的尘土，用全新的设计语言，迎接它新生的辉煌。”
告别过去的尘土。
我的心像被无数根针同时扎了一下。
她的发言，从头到尾，都没有朝台下多看一眼。
她的目光，仿佛越过了我们所有人的头顶，望向一个虚无的远方。
好像这片她曾经生活过、奋斗过的土地，对她而言，只是一张可以随意涂抹的白纸。
没有任何值得留恋的过去。
仪式结束了，音乐声响起，彩带飞扬。
人群像潮水一样，一部分涌向主席台，一部分朝出口散去。
我失魂落魄地坐在椅子上，双腿像灌了铅一样，久久没有动弹。
直到一个负责清场的工作人员过来提醒我，我才像个木偶一样站起来，准备离开。
我刚走出几步，就被人从侧面拦住了。
是个穿笔挺西装的年轻人，头发梳得油亮，看起来像是她的助理。
他很礼貌，但眼神里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
“请问是赵卫国先生吗？”
我木然地点了点头，喉咙里发不出声音。
他从随身的黑色公文包里，取出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递到我的面前。
“裴总让我把这个交给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