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个地狱场景，30万冤魂的控诉：美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

美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是什么样子的？当时的亲身经历者，留下了不少文字记录，现在回看这些记录，犹如重回地狱。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留在城内的美国传教士、医生、记者和外交官来说，最初的一丝幻想很快被粉碎。他们原本以为，日军占领后会恢复秩序，生活将逐渐回归正轨。正如明妮·魏特琳在日记中写下的那样，“好像所有的一切都行将结束了”。但现实却以最残酷的方式击碎了这种期望。

明妮·魏特琳

在接下来的几周甚至几个月里，这些美国人士成为了南京大屠杀的目击者，他们用笔和纸记录下了日军的暴行。

这篇文章，试着重新翻开这些美国记录，重回那个地狱时刻。

场景一：江边堆积如山的尸体，日军系统性地屠杀中国军民

当美国记者离开南京时，他们看到的不是秩序恢复的迹象，而是死亡的气息弥漫全城。

记者斯提尔在1937年12月匆匆撤离南京，他的汽车不得不从堆积如山的尸骸上碾过。他估计，有5000到20000名中国军人被屠杀。在江边，他目睹了300名中国人被处决的场景，尸体已经堆到没膝的高度。更令人发指的是，他的汽车从厚达5英尺的尸骸上通过，而日军的卡车和大炮也这样无情地碾压过去。

这些描述不是孤例，另一名记者杜丁也写道类似场景：大部分已经缴械、准备投降的中国军人“求助无门”，被有组织地搜捕并处决。杜丁认为，有20000名中国军人被处决是极有可能的。这些数字不是凭空猜测，而是基于现场观察。

屠杀不仅仅发生在战场上。

1938年1月3日，威尔逊医生记录了一个17岁男孩看到的场景：在1937年12月14日，约10000名15岁到30岁之间的中国男人被带到轮渡码头附近的江堤杀害，其中只有3个人死里逃生。这10000人中，约6000人是士兵，4000人是平民。许多放下武器的军人，是在难民营被日军搜出并杀害的。

这样被屠杀的军人，虽然只占全部受害者的小部分，但他们也受到了美国人的错误诱导——美国人告诉这些军人，如果放下武器躲进难民营就会安全。但是，放下武器的军人，还是被杀死了，那倒不如拼死抵抗。

从美国英国之间的情报传递可以看出，日军方面当然知道南京发生了大屠杀，但是还假惺惺地装不知道，实在瞒不住了，就两手一摊说控制不了军队，真实无耻至极——1938年1月21日，美国大使约翰逊向南京美国使馆通报了来自英国方面的秘密情报：日本大使馆官员对日军在难民营内外的酗酒、杀人、强奸和抢劫感到震惊，但他们无法控制军队。

2月2日，在南京现场的美国外交官爱利生等人向美国政府提出详细报告，称“所有前中国士兵和那些被怀疑是的人均遭到系统杀戮”，估计远远超过2万人被处决。

被害人数不断上升。1938年3月，汉口的美国刊物提到，南京的日军至少杀害了8万中国人。同一年4月，魏特琳的记录显示，南京的慈善组织红十字会从1月中旬到4月14日，在城区掩埋1793具尸体，其中80%是平民；在城外，掩埋39589具尸体，约2.5%是平民。

这些数字还不包括下关和上新河地区，那里有更多的人被杀死。

1938年初美军情报机构破译的日本外交电文中，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1月17日向日本驻美使馆发出训令时，转引了英国记者田伯烈的电讯稿，该电讯稿称“至少30万中国平民遭到屠杀”。这是“30万”这一数字首次出现在历史文献中，日本人十分清楚自己犯下了什么罪行。

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无数家庭的破碎和生命的消逝。

场景二：妇女在恐怖中承受创伤，日军性暴行蔓延全城

在地狱般的南京，美国目击者常常无法判断，男人被带上不归路和妇女在恐怖中承受的创伤，哪一件事更令人悲痛。威尔逊医生，一位毕业于普林斯顿和哈佛大学的专业人士，在大屠杀期间每天要做几十台手术，但他和其他美国人还要轮流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值夜班，试图保护避难妇女。

然而，1937年12月17日晚上，日军士兵仍然翻墙强奸了16名妇女。威尔逊的记录中充满了细节和愤怒。1938年1月3日，一位40岁左右、脖子被日军砍了4刀的妇女告诉他：在1937年12月31日，日军以帮军官洗衣服为借口，将6个妇女从难民营带走。她们白天洗衣服，晚上被轮奸，其中5人每晚被强奸10到20次，另一个年轻漂亮的每晚要被强奸40次左右。这种暴行不是个案，而是普遍现象。

魏特琳在1937年12月17日听到中国妇女的哭诉：从12岁的少女到60岁的老妪都被强奸。丈夫们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就在魏特琳祈祷“要是有良知的日本人知道这些恐怖的事实就好了”的时候，日军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大楼里挑选妇女，“被抓走的妇女们哭喊着”。魏特琳还记录道，日军士兵在抓不到年轻姑娘时，甚至找青少年男孩。

强奸给妇女们造成了严重后果，安全区档案记述了被强奸致死的案例：一个茶馆老板的17岁女儿被7名日本士兵轮奸，并于12月18日死亡；在平安巷，一名姑娘被日本士兵强奸致死。

此外，强奸还导致很多妇女怀孕。

史德蔚记述道：“最近几个月，有许多不幸的妇女前来大学医院求助......大夫为他们卸掉了不受欢迎的‘包袱’。”除了这些显性的伤害，强奸还造成被侮辱妇女长期遭受创伤后应激反应障碍的隐形折磨。

场景三：商店被洗劫后放火焚烧，日军有组织地抢劫和纵火

在美国文本中，日军的抢劫和纵火不是偶然行为，而是有组织的罪行。

贝德士指出：“这种掠夺现在变成了由日军高级军官指挥的，有组织地对商店进行大面积的破坏。”史迈士在1937年12月20日傍晚和费吴生开车前往城南地区时，看见日军正有组织地从店铺拿走剩余物品，装进军用卡车，然后再放火焚烧这些房屋。他们意识到这是蓄意毁掉这座城市，绝非偶然所为。

1937年12月25日，美国政府得到信息：日军侵入了除由外国人居住的每一栋建筑，系统地洗劫居民和商店，对滞留城中、包括难民营中的中国人进行大规模地侵犯，不加区别地射击和杀戮。

抢劫和纵火造成了严重的财产损失。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报告称：“南京31%的建筑被烧毁；店铺被毁比例更高；日军损毁及抢劫造成高达1亿法币的直接损失；南京周边公路沿线的农村地区被洗劫几尽，并陷入缺少种子、牲畜、劳力和工具的困境中，他们播种的粮食作物仅为平常年份的10%。”这些数字不仅反映了物质损失，更揭示了南京经济的崩溃和民生的绝望。美国人士的记录中，充满了对城市被毁的痛心和对日军行为的愤怒。

他们看到，南京从一个繁华都市变成空壳，居民的生活基础被彻底摧毁。贝德士和史迈士的文本不仅记录了事实，还表达了他们对人类文明被践踏的悲哀，这种情绪在朴实语言中愈发强烈。

场景四：海洛因贸易和‘慰安所’广告，日军进行有组织的毒品买卖和性奴役

贝德士是日方进行有组织毒品买卖的主要记录者。据他估计，日本“每月至少要从这个地区已经非常贫困的民众那里攫取500万元”。

贝德士指出，日军特务部门与海洛因贸易关系密切，他讽刺说：“这个地区中日合作的第一位和最伟大的成就乃是毒害普通民众。”这种毒品买卖不仅掠夺了民众的财富，还摧毁了他们的健康和精神，加剧了南京的苦难。

与此同时，日军还公开张贴慰安所广告。贝德士记录了这些广告，称慰安所系“兵站指定”，位于“第四日支亲善会馆”，内有“支那美人”。贝德士就此评论说：“沦陷区居民知道，日军离开邪恶即无法存在。”

这些记录揭示了日军如何将暴行制度化。毒品买卖和慰安所不仅是犯罪，更是有组织的剥削系统。

美国人的记录中，日军不仅通过暴力控制南京，还通过毒品和性奴役来腐蚀社会。贝德士的估计数字——每月500万元——显示了这种犯罪的规模，而慰安所广告的公开张贴则暴露了日军的无耻。

场景五：尸体遍地疾病蔓延，日军暴行导致人居环境恶化

费吴生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南京已经被系统地抢劫和焚烧，现在只剩下一具空壳。”空壳化的南京，“城内外被敌日残戮之军民，遗尸遍地，臭气熏天......兵燹之后，疫疠丛生，公私医院诊所，均未恢复，患病之人，无处治疗”。

贝德士报告说，随着天气转暖，人和动物的尸体到处都是，痢疾和其他疾病爆发的危险更加突出。日军的暴行还造成食物极度短缺和饮食结构严重畸形，魏特琳记载：“能维持人健康的食物也成了问题。实际上，乡村已没有什么绿色的蔬菜。......几乎没有鸡、猪或牛留下来。驴子被宰杀了吃肉，马也是如此。”

这些描述描绘了一幅地狱般的图景：城市被毁，尸体腐烂，疾病流行，食物匮乏。美国人士的记录中，充满了对公共卫生危机的担忧和对居民生存状况的同情。他们看到，南京的人居环境从现代都市退化为原始荒地，居民在死亡和疾病中挣扎。数字上，红十字会掩埋的尸体数量——城区1793具，城外39589具——只是冰山一角，实际死亡人数可能更高。

场景六：日本导演的和谐闹剧，日军有系统地掩盖大屠杀罪行

史迈士记述了一幕闹剧：“我们也更加了解了日本的新闻宣传！在他们滥施淫威的1月份，日本新闻小组在城里演出日本士兵给小孩发糖和一个日本军医给20名孩子检查身体的闹剧，但这些举动在照相机不存在时怎没有重复呢！”

日军还通过其控制的《新申报》美化处于大屠杀之中的南京，这一点，美国人士同样记录在案。例如，一篇报道称：“难民处收容了100000多难民，他们开始对身穿黑黄色制服的军官和士兵变得非常友善。目前有一大批店铺已经开张，他们的生意都非常忙碌和兴旺......难民们的孩子从未见过日本士兵，他们簇拥着去围观士兵们。”

魏特琳对《新申报》1938年1月8日《日军使难民沸腾起来，南京城和谐气氛令人高兴地发展中》的文章辛辣地讽刺说，文章25句话，只有4句是真的，“即关于太阳的一句、鼓楼的一句、有关宪兵的一句和日本国旗位置的一句”。

美国人士的现场目击证据说明，如今经常出现于日本右翼著作中的南京日军与中国居民所谓“和谐相处”的照片和文字，纯属有意捏造。

因为美国人士是南京大屠杀的目击者和较为全面的记录者，东京审判中，他们被作为检方的重要证人。

史迈士提供书面证词确认：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6周间，他和拉贝几乎每天都就日军虐待中国平民和解除武装的士兵，向日本大使馆发出两封抗议信。他和拉贝几乎每天会晤日本大使馆官员，而后者“从未否认过这些报告的准确性”。

费吴生的书面证词说，当着他们的面，数以百计的无辜百姓被日军任意抓走枪杀，或被“用作练习刺杀的靶子”；1937年12月15日，不顾他们向日军指挥官提出的抗议，全副武装的日军把将近1300名穿着平民衣服的男子分成约100人一组，从安全区总部附近的一个难民营中捆走枪杀；日军开车运载抢劫自商店的财物；手上有老茧或额头上有帽子压痕的人被当作士兵处死；他看到中国人的尸体遍布池塘、大街、房屋内，大多数是男人，但也有一些是女人。

麦克伦日记被作为书面证词提交给法庭，详细记录了屠杀、强奸等暴行。南京审判时，史迈士与林查理各提供3件案例、费吴生提供22件案例，作为谷寿夫的罪证。另有两位当时在难民区工作的“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出庭作证，证明其所写文件和报告中日军的暴行均系事实。

今天，我们重读这些记录，依然能感受到那份悲痛和愤怒，它们提醒我们，历史不容篡改，正义必须伸张。

美国文本中的六个地狱场景，会把我们带回到那个不堪回首的时刻。我们的同胞被当成牲口一样屠宰欺凌，但犯下如此罪行的恶魔们，并没有被彻底清算。

而促使这一结果的，恰恰也是美国人。

记录屠杀，保留证据的是美国人。保护恶魔，豢养野狗的，也是美国人。历史就是这么吊诡，这么让人左右为难。

但是，我们可以分清楚，南京城中的美国人，和大西洋那边的美国人还是有区别的，哪一个才是真正的美国人，又好像哪一个都是美国人。

历史是吊诡和复杂的，但是，恶魔对我们犯下的罪行，是清晰的，是无可辩驳的。无论如何，我们都要牢记历史，不忘耻辱，自强不息，伟大复兴！